虽然《帕努辛赫诗抄》是1884年出版的，成书比《晚歌》（1882）和《晨歌》（1883）要晚，但它的写作是三者之中最早的，所以应该把它摆在前头。前已提及，泰戈尔12岁的时候，得到刚刚出版的由阿卡夏叶·钱达拉·萨尔加尔和沙尔达·吉尔那·米特拉选编的《毗湿奴古诗集》，就爱不释手。他在《回忆录》中说，“诗选中的曼塔利混合语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不屈不挠地努力进入这个领域。正如我对隐藏在树苗里的幼芽，对埋在地底下没被发现的秘密，一直抱着好奇心一样，我对毗湿奴古诗的创作，也抱着极大的兴趣。撩开幕布，在陌生的宝库里发现一颗半粒的诗歌宝石的希望，始终鼓舞着我。当企图从渗透着深水的难以通行的神秘黑暗中探寻诗歌的珍宝时，一种渴求揭示那个被神秘莫测的幕布裹着的自我奥秘的希望，曾使我着了魔。”与此同时，泰戈尔又从他的老师和挚友阿卡夏叶那里，听到过12岁开始写诗的英国神童查特顿（1752—1770）的故事。这位神童曾经模仿古诗，写了一批仿古诗，但是大部分读者都不懂得这些诗的真实含意，曲高和寡，终于使这位神童在18岁的时候抱恨自杀。这个故事使得泰戈尔下决心除开自杀，努力使自己成为第二个查特顿，与神童争辉。这就是泰戈尔从16岁至18岁开始写作《帕努辛赫诗抄》的缘由。一天晌午，天空乌云密布，泰戈尔沉浸在瞬息万变的阴云带来的欢愉里，走进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在一块石板上挥笔写下：
春天来了，
蜜蜂飞舞的林野披上碧绿的绸袍。
这就是《帕努辛赫诗抄》第一首的第一句。大概是由于《帕努辛赫诗抄》里面的诗，都是仿古诗，不是现代诗，有些研究泰戈尔的论著根本没有提到这个诗集。其实这个诗集里面的诗，不乏佳作。如第20首，不仅把拉达与黑天的爱情描写得缠绵动人，而且表达了诗人对黑天的景仰和眷恋。所以诗的最后一节说：
姑娘们问你究竟是谁？
日日频擦思念的泪水。
帕努决意把犹豫抛舍，
一生在你莲足下度过。
泰戈尔在这首诗中显露出来的诗歌创作才能，曾经使他的父亲和哥哥们感到又惊又喜。泰戈尔像其他虔诚诗人一样，在诗的最后一行写上自己的名字。不过，可能是查特顿自杀的阴影犹存，泰戈尔没有用自己的本名，而写上了“帕努辛赫”这个化名。在孟加拉语中，“帕努”意为“太阳”，而泰戈尔本人的名字“泰戈尔德拉纳特”的第一个音缀同样意为“太阳”，化名和本名之间的关系原来是比较明显的。但泰戈尔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有一天，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从‘梵社’图书馆里寻到了一本陈旧的古书，从中摘录了古代毗湿奴诗人帕努辛哈的—些诗章。”然后，他就念给那位朋友听。那位朋友听罢深受感动，表示要把它交给阿卡夏叶先生，让他选人《毗湿奴古诗集》里出版。从108年到1802年，《帕努辛赫诗抄》陆续在文学月刊《婆罗蒂》上面刊载。泰戈尔在“附言”中说，他在梵杜图书馆查书时，发现了这位15世纪诗人的手稿。德国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比较印度抒情诗与欧洲抒情诗的小册子，其中竟把“帕努辛赫”的诗视为印度古典诗歌的典范。这位先生就凭这本小册子获得了博士学位。玩笑开得太大了，不过由此亦可见，《帕努辛赫诗抄》确实有较高的水准。
泰戈尔17岁那年，父亲采纳二哥的建议，决定送他去英国留学。二哥先把他带到孟买，送到一个留英归来的物理学博士家里，目的是让他提高英语会话能力，熟悉英国的习俗，为留学作好准备。博士的女儿爱娜就成了他的辅导老师。她比泰戈尔稍大些，到过英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长得十分标致。爱娜很快迷上了这位英俊潇洒的才子，在他面前不断展示自己的魅力，以博取泰戈尔的欢心。她要求泰戈尔给自己起个独特的名字，年轻的诗人便为她取名“纳莉妮”，这是他不久前出版的《诗人的故事》中女情人的名字。还为她写诗一首，将这个名字嵌入诗中，并用委婉动听的“晨调”唱给她听。爱娜听后感动地说：“诗人啊，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病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她赞扬泰戈尔相貌出众，深情地叮咛他，永远不要留胡须，免得遮住了动人的脸庞。有一天，她给泰戈尔介绍英国的社交礼仪，告诉他一个秘密：在英国，谁能偷到熟睡女人的手套，谁就有权吻她。接着，现场演练开始了。由爱娜扮演英国女人，她将手套放在茶几上，靠在安乐椅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当她满怀希望地睁开双眼时，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那位天真纯洁、憨态可掬的诗人，压根儿就没有进入角色，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爱情游戏惊呆了，以至于没有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片刻的沉默和犹豫，放飞了已到唇边的吻，给自己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泰戈尔到达英国后，先进入白里顿公立学校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二哥又将他送到伦敦大学，改学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他寄宿在司科特教授家里。房东家的三姑娘喜欢音乐，热心地教泰戈尔唱英国歌曲，和他一起玩家庭游戏。泰戈尔也欣然答应教她孟加拉语。由于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期间，泰戈尔写了许多书信，赞扬英国妇女健康、热情好客、关注社会。这些书信发表在他家办的《婆罗蒂》杂志上，引起了恪守传统的父亲的不安，他担心泰戈尔继续留在英国，迟早会出麻烦。于是，令他中断学业，随二哥回国。泰戈尔不敢违抗家长的命令，只得结束17个月的留学生活。
1880年2月，泰戈尔两手空空回到了家乡。他既未取得文凭、学位，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当时，他家庞大的工商业陷入了困境，濒临破产的边缘。父亲决定让泰戈尔挑起重振家业的重担。但是，要让他静下心来管好家产，就得先给他成个家。当时，奥利萨邦有个王公，愿意把公主嫁给豪门之子泰戈尔，她是70万卢比遗产的继承人。泰戈尔由五哥领着，前去相亲。依照王宫的规矩，由两位年轻女子出面接待。一个妩媚动人，聪明伶俐，说一口漂亮的英语，还懂音乐，会弹钢琴；另一个相貌平平，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沉默不语。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个容貌出众的女子。这时，王公进来了，他指着那位花容月貌的姣娘说：“这是我老婆！”又转向那位腼腆的少女说：“这是我的女儿！”哥俩听了，面面相觑，惊恐万状，连忙逃离了王宫。泰戈尔又一次受到了爱神的嘲弄。
泰戈尔的父亲在许多问题上都很开明，但在儿女婚嫁方面却显得非常保守。他认为未来的儿媳必须是门当户对的婆罗门种姓。家中的妇女们按照他的指令，而不是泰戈尔本人的意愿，开始为他物色对象。当嫂子们唠唠叨叨地议论他的终身大事时，泰戈尔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概念。”一个由娘子军组成的寻亲远征队很快形成了，由两个嫂子率领，开到了吉夏兰小镇。在那里，她们选中了一个叫帕兹达列妮的小女孩。她相貌寻常，没有文化，几乎是个文盲。泰戈尔的婚姻大事，就这样草率地定了下来。而他本人居然惟命是从，不假思索地默认了这门亲事。
1883年9月11日，22岁的泰戈尔同这个11岁的小姑娘结了婚。诗人称她是“小媳妇”。新娘的原名有些陈旧，诗人给她起了个美丽动听的新名，叫默勒纳利妮。他们的结合纯属是传统习俗的产物，是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但是，泰戈尔却无怨无悔。他像辛勤的园丁一样，耐心地培育着这棵爱情的幼苗，等待她的茁壮成长。令人欣慰的是，“小媳妇”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终于成为出色的家庭主妇。她用温存、高尚的品质和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赢得了丈夫的爱和家人的尊重。她辛勤操劳，为丈夫养育了5个儿女；通过刻苦学习，不但掌握了孟加拉语，还学会了梵语和英语，甚至把梵文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译成了孟加拉文；她还粉墨登场，成功地演出了泰戈尔的剧本《国王与王后》。她和丈夫同舟共济，度过了近20年的艰难岁月，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和精神支柱。不幸的是，她在30岁时便离开了人间。在妻子卧病不起的最后两个月里，泰戈尔不肯把她交给护士去护理，而是亲自守候在病床前，昼夜不停地为她摇着扇子。妻子去世的那天晚上，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小媳妇”为他献出了一切，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回报，她便匆匆离去了。悲痛欲绝的诗人，为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挥泪写下了27首诗，于1903年汇成《怀念集》出版。
乱世出佳作
1890年底，父亲让泰戈尔接替大哥去照管祖传的庄园产业。父亲认为，作为大家庭中的儿子，泰戈尔应当承担他应有的责任。
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起初，泰戈尔并不非常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后来他才发现庄园生活不仅为他提供了观察孟加拉农村生活的机会，还使他变换了一种生活节奏，并且让他得到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
而且尤为重要的，激发出泰戈尔创作热情的是普通农民的乡村生活，耳闻目睹他们艰辛的日常劳作，在社会习俗与外国统治压抑之下的艰难境遇与他们执着的斗争，泰戈尔才感到自己真正了解了人民的生活。泰戈尔还搜集了不少民歌民谣，并且对民间口头创作也情有独钟。
泰戈尔热爱这些勤奋朴实的人们，并且深情地关心着他们的生活。为着帮助农民们，他鼓励农民自立，帮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树立信心。起先，泰戈尔在自己家的领地里实施一个开发计划，后来又在“和平之乡”附近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场所。他利用自己有限的财力与物力，进行各种有益于农民的改革，譬如建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修筑道路和水利工程以方便生产、生活，此外还设置自治组织，并严禁高利贷。
西来达的庄园生活，使泰戈尔的创作激情喷发而出，他的文思宛如水流倾泻而下。从1894年到1900年的7年中，他创作了几个剧本、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散文，此外他还出版了几部比较重要的诗集。
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泰戈尔并无前人可资借鉴，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完全是他自己努力发掘传统，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果。不能不承认，短篇小说是泰戈尔对印度现代文学的一项巨大贡献。
泰戈尔大部分的短篇小说是他在帕德玛河上四处巡视父亲的庄园时所写就的。在乡村期间，他遇到了一些成年人和幼稚的孩童们，正是这些心地单纯善良的普通人，为他的心灵带去无限的感动，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泰戈尔在他的一生里始终关注着妇女的命运。他在两次旅英期间都曾撰文宣传西方女性自尊和独立的生活信念，并且鼓励印度妇女也来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走向自强的新生。而且，在写于1878年的一篇随笔中，诗人还曾充满智慧地巧妙反驳了当时传统习俗轻视妇女的倾向。那些人认为妇女的作用等于“0”，而泰戈尔则机智地作了三个位置的移动，他说，将“0”放在代表男人的“1”字的后面，男人就有了十倍于自身的力量；而倘若把“0”置于相反的位置，“1”就被女人变作了微乎其微，势力单薄的“0.1”。
在那时的印度，妇女仍然没能得到解放，她们的生活和遭遇往往十分不幸。《河边的台阶》里的女主人公古苏姆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而那静静地躺在河畔的石级便成为她苦难一生的忠实见证人。7岁时，天真烂漫的古苏姆被迫出嫁，一年之中仅和丈夫见过一两次面的她，随后就做了寡妇。回到故乡10年之后，她渐渐出落成如花般的少女。这时村中来了一位苦行僧，有人议论他酷似古苏姆那个出走了的夫君。古苏姆每日谛听苦行僧的讲道，然而有一段时间她一直未在庙中露面。后来苦行僧派人来找她，在再三询问之下，古苏姆承认自己爱上了苦行僧。僧人茫然若失，恳求古苏姆将他忘记，然后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村落。可怜的古苏姆选择了投水，在月夜中她缓缓走下河边的石阶，静立之后就举身直赴清流，将她从童年起就深爱的河水作为收容她苦难生命的最后一处归宿。
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宽广博大的胸怀里，一直藏有对孟加拉妇女的无限同情与关心。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那些寂然无声地忍受着社会与命运捉弄的平凡女性身上，也潜藏着强烈的反抗个性。
泰戈尔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令人同情的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形象，同时他也描写了不少善良、忍辱负重的农民的形象。他满怀深沉的人道情感和对社会残忍与不义的激愤，以敏锐的艺术感受，观察和描绘他身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性格与命运。诗人为那受挫的理想和未及开花就先凋谢的青春而悲悯，也对人间的自私、冷酷和人为的不平等加以藐视和讽刺。泰戈尔心中充盈着对贫苦人们深刻的眷恋和无私的爱，正是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感驱使之下创作出这么多不朽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