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在当时，或是在此后的一生中，马克思的性格的特征都是：不知餍足的求知欲迫使他迅速地置身于最困难的问题，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却妨碍他同样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工作的话，那么他显然就会深深地陷进希腊哲学了。哪怕单是把那三个自我意识的体系完全研究清楚，也不是在几个学期里能够做到的事。恩格斯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但是后来当马克思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就连他也有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此外，在这个“无聊的考试”中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情况——如果对鲍威尔来说不是如此，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却是如此。还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就决定献身于学术，不过当然他仍有必要从事一门实际的职业。但是自从阿尔坦施泰因死后，“教授生涯”中足以弥补它的许多不利因素的最诱人的一面，即大学讲坛上讲授哲学的相对的自由，也就不得存在了。关于学院式的假发别无其他好处这一点，鲍威尔曾在从波恩写的信中绘影绘声地谈到过。以致马克思决定放弃了在一个普鲁士的大学通过考试的念头。他不愿意让一个什么艾希霍恩的唯命是从的帮手们作弄他，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放下了武器、放弃了斗争。恰恰相反！他决定在一所较小的大学接受博士文凭，同时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并附上一篇大胆的挑战性的前言，然后定居波恩，与鲍威尔一道出版一种激进报纸。
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根据他的一篇《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他以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只是一部更大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打算全面论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同整个希腊思辨思维的关系。在这里，他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而且只谈到同较古的思维体系的关系。
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新得到的文凭放进口袋里，他寄托在文凭上的全部生活计划，便由于浪漫主义反动派的新的迫害而被打破了。
1841年夏天，在艾希霍恩的压力下，各大学神学系对布鲁诺·鲍威尔开始进行可耻的攻击，因为他批判了福音书。除了哈雷大学和科尼斯堡大学以外，所有的大学都背叛了新教的讲学自由的原则，而鲍威尔终于被迫屈服。这样一来，马克思插足于波恩大学的一切可能性就都消失了。
同时，出版一种激进报纸的计划也落空了。新国王以出版自由的“捍卫者”闻名，根据他的指示，制定了一道温和的书报检查令，于1841年底颁布。但是这个国王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出版自由不得超出浪漫主义情绪的范围。按照他的敕令，卢格在莱比锡由维干德出版的《年鉴》应接受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否则他的杂志将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这就使卢格充分认清了“自由公正的普鲁士”，因而迁居到德勒斯顿去，并从1841年7月起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为名出版他的杂志。从这时起，他的刊物的论调变得比以前激烈了，因此，过去嫌这份杂志不够激烈的马克思决定给这个杂志撰稿，而不另外创办杂志。
1842年《莱茵报》在科伦创刊。马克思在定居波恩期间开始为《莱茵报》写文章，并很快就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撰稿人。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请他做了主编。
马克思按照事先拟定的庞大计划，开始同莱茵省议会打起了笔墨官司，并也因此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理念。在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以十分动人的幽默语调嘲笑了他后来称之为“议会迷”并且为他终生所厌恶的那个东西：“省议会见不得阳光。在私人生活的黑暗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那么轻信别人，以致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宽厚大方地接受省的信任。省刚刚以信任他们这一事实表明了对他们的判断，但是，如果要求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报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自己、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十分荒诞了！”
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
马克思颂扬自由的报刊——人民的敏锐的眼睛，把它拿来同受检查的报刊对比，后者的根本缺陷是伪善，而从伪善又产生其他一切缺点，包括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令人厌恶的消极性。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忽视自由报刊也可能遇到的危险。城市代表当中的一个发言人要求把出版自由当作行业自由的一部分来争取。马克思反驳他说：“难道降低到行业水平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吗？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在马克思做了主编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击以《总汇报》为阵地的恶毒的攻击，而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他一点也不想庇护那些在他看来也是“浅陋的”著作，而且，他甚至不能说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因此，他尽可能地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指出《总汇报》本身在偷运共产主义。但同时他也老实地承认，《莱茵报》不应该单靠空话来解决两个民族所力求解决的任务。他写道，《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今形式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能希望这些思想在实际上会实现，或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它仍旧准备“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对这些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像勒鲁、孔西德朗这样一些人的著作，特别是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是不能单靠灵机一动的肤浅的想象来批判的。
的确，后来马克思说，这种论争使他对《莱茵报》的工作失去兴趣，于是他“贪婪地”抓住重新回到自己的书房的机会。
当时马克思还是全心全意地从事于自己的编辑工作，他把这个工作看得那样重要，以致为了它不惜同所在柏林的老朋友决裂。自从“精神生活方面的韵味还比较丰富”的“博士俱乐部”因为报检查令的缓和而变成了一个所谓“自由人”的团体以后，同这些人往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这个“自由人”的团体中，几乎汇集了所有住在普鲁士首都的三月革命以前的文人。这些人在那里扮演着政治革命家和社会革命家的角色。还在夏天时，“博士俱乐部”里发生的事情就使马克思深感不安。他说，“宣布自己的解放是一回事，这是正当的；但为自己大肆宣扬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些自我吹嘘的意味。”不过他想，幸亏布鲁诺·鲍威尔在柏林，他会设法至少不让他们搞出“荒唐事”来。但布鲁诺·鲍威尔却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不耻于在他们的滑稽戏里充当一名旗手。他们在大街上列队行乞；他们在酒楼妓院里胡作非为；他们下流地侮辱毫无防卫的牧师；布鲁诺·鲍威尔在施蒂纳的婚礼上从自己的编织的钱袋上解下一对铜环交给牧师，说用它们来代表结婚戒指是再好不过的了；这种种行径使“自由人”变成了胆怯的庸众半惊半惧的对象。但同时，这也无可挽回地糟蹋了他们自称为之效力的事业。
这种街头顽童式的恶作剧，对于“自由人”的精神活动当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来处理他们投到《莱茵报》的稿件。许多这种稿件都被检查官的红笔勾掉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最后的决裂是在1842年11月海尔维格和卢格来到柏林时发生的。海尔维格当时正在作他的有名的周游全德的凯旋旅行。在科伦，他结识了马克思，并且立刻和他建立了友谊；在德勒斯顿，他会见了卢格，并和他一道前往柏林。在柏林，他们自然看不惯“自由人”的那些胡作非为。卢格同他的合作者布鲁诺·鲍威尔争吵起来，因为鲍威尔“要他相信荒谬绝伦的东西”，海尔维格也不喜欢“自由人”。于是“自由人”就对这位诗人的不恭进行报复，无情地嘲笑他觐见国王的有名事件，以及他同有钱的女继承人订婚一事。
双方都想在《莱茵报》上展开争论。海尔维格在卢格的同意下，要求《莱茵报》刊登一项声明，其中说，“自由人”作为个别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人物，但是，正如他自己和卢格曾对他们坦率地说过的，他们的政治浪漫主义、恃才傲物和狂妄的自我吹嘘，却危害了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党派。马克思在自己报上刊登了这个声明，接着，梅因就代表“自由人”接二连三地给他寄来一些粗暴的信。
最初，马克思实事求是地回信，力求把“自由人”对《莱茵报》的投稿引上正路。“我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像他们这种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是偷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的手法，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局势，因为这样做才更加符合报刊事业的本质。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并随着那以宗教为理论的被颠倒了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卖弄无神论这块招牌（这使人想到小孩向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他不怕妖怪），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编《莱茵报》的。
但是，在他这封劝告的信寄到以前，马克思就接到梅因的一封“蛮横无礼的信”，信中恰恰是要求《莱茵报》不要“表现得稳健持重”，而要“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莱茵报》为了迎合“自由人”而让自己遭到压制。这终于使马克思忍无可忍。
马克思在和卢格商议出版《德法年鉴》。他写信对卢格说，在出版这个杂志的计划一经确定之后，他就要到克罗茨纳赫（他的岳母自她丈夫死后就住在那里）去，并且在那里结婚。他打算婚后在岳母家里再住几个月，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们无论如何得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可以毫不带浪漫主义意味地对您说，我已经从头至脚陷进了情网，而且陷得极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我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摧毁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其中坐守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甚至比许多年龄三倍于我们经常谈论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
新的杂志的出版不是没有困难的，但它还是相当快地出版了，马克思甚至用不着到莱比锡去。雇相当有钱的卢格以6000塔勒的投资入股“文学社”以后，弗吕贝尔就决定负责出版该杂志。马克思被聘为编辑，年薪500塔勒。有了这样的前景，他就在1843年6月19日同他的燕妮结了婚。
《德法年鉴》的出版地点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三个地方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亚尔萨斯的城市对于青年的马克思夫妇最具有吸引力，不过在弗吕贝尔和卢格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去初步了解过以后，终于选定了巴黎。诚然，在布鲁塞尔比在巴黎有更多的出版自由，因为巴黎实行着保证金制度和九月法令。但是，在法国的首都，编辑部可以比在布鲁塞尔更接近德国的生活。卢格写信鼓舞马克思说，在巴黎，只要有3000法郎或者再多一点，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按照原订计划，马克思在岳母家中度过了新婚的最初几个月，而在11月间这对新夫妇就到巴黎去了。他在祖国生活的最后音讯是1843年10月23日从克罗茨纳赫寄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
伟大的友谊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普鲁士人，都受到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熏陶，都具有战斗的批判精神，通过不同的经历，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向了共同的道路。用梅林的话说：“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