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制货币是古罗马时期的主要流通货币。罗马君主常常通过控制银币中银的含量来暂时解决由于他们大肆挥霍造成的经济问题。纯粹的金钱交易在罗马帝国也极其兴盛。古罗马最早的法典《十二条法》当时规定最高利率为10%，对于高利贷行为要处以相当数目的罚金。但事实上人们并没有把这条规定当一回事。“argentarii”，也就是货币交易者迅速成为了富有的银行家。当时的这种交易并不高明，很多古代作家对这一职业阶层的蔑视就证明了这一点。塞涅卡曾写道：“资本、账本和利息，除了是人后天贪欲的代名词还能是什么？”塞涅卡很清楚他所写的“沾满鲜血的利息”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在萨丁尼就曾卑鄙地放过高利贷。
当时的银行业务已经达到了惊人现代的程度，人们甚至可以汇款到国外去。西塞罗为了资助他儿子上学曾给精通金融业务的朋友阿提库斯写信：“我想问问，我能不能汇款到雅典去，还是他必须将钱带过去？”阿提库斯让他放心，说汇款就可以了。在凯撒时期，大宗交易经常带来数百万银币（Sesterzen）的资金流动。凯撒的对手，一度也是盟友的庞培在克鲁维斯（Cluvius）银行的账户也极其活跃。显然他也经常利用这些金融往来和亚洲的一些国王进行罪恶的高利贷生意。
早在那时，银行家同他们的顾客相比就更经得起政治风浪，因为有些业务最终还必须依赖银行家来办理。庞培战败后，凯撒就委托庞培长年的代理行克鲁维斯没收其财产。来自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科内利乌斯·巴尔布斯甚至被凯撒任命为财政大臣。当时的情势对银行家们是很有利的，因为常胜的古罗马军团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有大量的战利品需要运回罗马，还需要有人管理。比如说有一统帅在赫拉克莱拉（Heraklea）没收了大量黄金，回乡途中就有几艘船因为战利品过重而沉没。
凯撒也肆无忌惮地投机——向他的政治功绩下注。比如他在做罗马贵族时曾自己掏出数百万用于组织大规模的豪华追猎和角斗活动以取得大众的支持——后来事实证明，不无成效。可是这样的自我推销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凯撒的负债额一度曾超过1亿银币。有一次他甚至需要朋友克拉苏的担保，要不凯撒就会被债主送到西班牙的国家机构那儿去。在凯撒为自己设定的宏伟目标中，金钱所处的角色仅仅是他必须不断找到愿意为他的政治前途投注的新债主。同时他也以此与很多人结盟，因为所有的债主都很明白，只有凯撒的胜利才会使他们获益，出借的钱才有可能收回。事实上，经过高卢战役，凯撒的金融状况获得了彻底的转机。同当时的每一次胜利一样，这次战争给这位统帅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大笔的金钱。突然间，金钱对于凯撒来讲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通过8年的征战，他已经成为罗马最富有的人。然而，这笔财富在另一方面也让高卢的所有民族沦为奴隶。
凯撒在回到帝国首都以后，开始着手让高利贷者停止他们的罪恶行径。他向所有需要资金的人提供低利息，甚至是无息的贷款，可以想象，他这样就不太受富人欢迎了。经过8个星期的内战，他打败庞培成为了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占有了巨大的国库——他的敌人在仓皇逃跑时是来不及带走的。此后通过几次闪电远征，凯撒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将势力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凯撒是十分慷慨大方的：所有忠诚的士兵都获得一笔特别津贴，罗马的每一公民都得到了奖金。整个罗马都知道，罗马帝国过去最大的负债者的政治投机是如此的光辉夺目！公元前44年3月的望日（3月15日），凯撒遇刺，在其遗嘱中，他还要赠与每一个罗马公民300银币，这相当于普通罗马公民一个季度的工资。
凯撒以后的罗马统治者将宫殿装修得越来越豪华。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多，宫廷生活越来越糜烂，腐败贿赂也肆无忌惮。简单地说，人们开始体会到，花钱要比挣钱容易得多；人们也感觉到，腰包越来越瘪。声誉对于减小生活的变迁是毫无益处的，所以这些国王们开始不择手段地搜刮其臣民的钱财。
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融角逐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金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赋税和捐税都不能满足欧洲王室对奢华和排场毫无节制地追求。而相互发动战争也给王室带来巨大消耗，甚至超过了战争赔款和战胜方分得的战利品的价值，随着陆军不断壮大，所需费用也日益增加，而通过发动战争从战败方获取的经济利益却越来越少。财政需求和经济实力间的落差激起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这首先促成了金融家的发达，其中最著名的金融家族有富格尔家族、魏责尔家族等等。他们不但从事国际金融贸易，而且还同国王和教皇做生意，这使得修道士们极端愤怒。
神学家们无法忍受了！许多人都在低声咒骂，牢骚不断，有人还付诸实践。尽管马丁·路德是否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真的刻在了维藤堡皇宫教堂的大门上，这一点还存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篇战争檄文的确是由学者富罗雷撰写而成的。事实上，这个奥古斯汀传教士的论纲是在1517年10月31日以邮信附件的形式寄给当时的马格德堡和美因茨大主教的。但令人怀疑的是，有关在免罪券问题上的这一神学观点的争论是否找到了真正恰当的收件人，因为这个大主教恰恰是帮助富格尔家族搞到最后一张大免罪券的人。但无论如何，路德还是希望能够在教堂内部引起一场讨论。起初，讨论只涉及到了形式而非免罪券制度本身。例如，他在给大主教的邮信附件中这样写到：“……我请求您，尊贵的大主教，命令推行免罪券的传教士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布道。”
这个引起争论﹑有迫切现实意义的论纲最后也传到了罗马，在那里，人们明显有比研究讨论这个不为人所熟悉的修道士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在1520年夏天，距离这个战争檄文开始撰写又过了3年，忽然从梵蒂冈教廷传来了一个指示：路德要么必须停止其活动，保持沉默，要么就会被赶出教堂。而在此期间这个修道士已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他并没有遵从上述要求，而是在1520年10月10日把这本论纲以及其他几本关于教会权力的书公开烧毁，这一切都是对罗马教堂的公开宣战，紧接着，罗马教皇迅速做出了反应，下达了将路德逐出教会的通谕。所以可以说，雅克布·富格尔利用免罪券的买卖间接促成了这场具有历史色彩的教会的分裂活动。
虽然富格尔家族资助卡尔五世的政治，但是却对他的政策失去了影响力。皇帝根本就不考虑他的脱离实际的、特别是昂贵的计划是否能与国民收入收支相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富格尔家族看来已预料到，他们在收回巨额贷款时会遇到很多问题。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全面地谋取不动资产了。几十年以前，这个家族就总是购进各种形式的不动产。现在，他们又加大了这一购买力度。从1553年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富格尔家族在1546年之后的几年里一共从公司取出约200万古尔登，然后又把这些钱投入了不动产。可以说，富格尔家族在悄悄地造小金库。而他们进行这种不动产的金融交易时也越来越胆大。
富格尔家族长期玩弄着哈布斯堡王室这张牌，但并没有将这张牌及时抛出手。对大债权人的依赖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取得成效，这段时间就是债权人自己本身繁荣发展，获得成功的时期。债权人的崩溃必然带动富格尔家族走向没落。因为只有债权人的债足够高，债务人才能对他产生依赖性。后来许多银行家和投机商们也都会体会到这一点。凯撒就曾经在面对给他提供贷款的人时说过：“我的债权人的处境令人失望，那么好吧，尽管如此我还会继续借款。”提供贷款的人非常幸运，因为凯撒最后采取的决定性措施获得了成功，而且他也连本带息偿清了债务。与此相对的是，富格尔家族最后却打错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算盘。只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具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共同维护了巨大的地产，才保证了后辈人最后不会贫穷潦倒。曾经辉煌一时的富格尔帝国到后来也只是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在后来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中彻底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