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中的中国未来战略
1997年到2007年底，在这个漫长的十年中，美元指数用了5年时间从1997年的80多点涨到了2002年初的120点的高位，之后又连续下跌了5年，从2002年120点的高位最低跌到了2007年底的70余点。
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元先升后贬，世界经济先抑后扬，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飞速发展。资源价格大涨，全球进入高通胀时期。伴随着这10年来的运筹帷幄，这场旨在维护美国霸主地位，捍卫美元金本位制度的军事金融战争逐步进入了尾声，虽然终场的哨声还没吹起，但是从场面上看，游戏的主动权逐步掌握在了美国人手里，并且相对其他选手其拥有的巨大优势更是不能小看。现有的看点和悬念显然已经不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伊朗问题，内贾德搞出的第一个拿欧元进行石油结算国家最终结果。如果美国顺利解决了伊朗问题，使得欧元遭遇一次巨大的打击，就会直接导致欧元的前景看淡。反之，则会对美元本位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直接导致美元本位的崩溃。
面对美元的弱势格局，各国的央行大佬们迟迟不肯大规模减持美元的原因相信也是如此，包括欧佩克组织等大家都在等待看美国如何处理伊朗问题。在这波金融乱局中，美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欧元。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币值会让它们的经济陷入崩溃，可是不实行高币值，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又会因通货膨胀而导致经济崩溃。事实上，欧洲货币——欧元，在2002年1月到6月之间就已完成对欧洲各国货币的转换；而日本银行亦需要用这段时间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中提高利息率。
这样就形成全球资本市场的大混战。一方面硬进攻，想登陆夺取阵地；另一方拼命抵抗防守，企图保住阵地。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尽力想使资本流回本地区；美国则是尽力保持资本的继续流入。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经济结构上的改革，利息率的运用和外汇储备的投入将会是这场资本战争的最有力的武器。
如果美联储将利息率升高1.5个百分点，这不但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长速度毫无影响，还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入狂潮；而如果欧洲升高0.5个百分点，虽然会给欧元汇率一个上升的动力，但随后将会遏制欧洲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出口导向经济的复苏，并可能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出，从而反过来使欧元更脆弱；如果日本突破零利率水平，这虽然会提高已经欠下12万亿美元债务的退休人士和领取抚恤金者的收入水平，并在一开始时至少会加强日元，但是利息率的升高将会迫使财政部门提高税收，将日本现时已经难以支撑的经济复苏变成“自作自受”的经济萧条，从而葬送日元和整个日本经济。
或者，欧洲可以投入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保护欧元。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其处境将与滑铁卢战役中的拿破仑相似。而同时欧洲的高科技公司一直向美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为的是购买那些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的发展已经成熟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欧洲的这项“对外直接投资”是每年1500亿美金，也就是说，为了继续将这个高科技游戏玩下去，欧洲每年必须花费过半的外汇储备来购买那些贴着美金标签的资产。
因此，在今后的两年中，唯一能够真正理解市场和经济行为的新分析模式应是“战基模式”（Combat-based Model），亦即试图阐明战斗者的策略运筹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强势和弱势的模式。那种曾经在教科书和专业知识手册中叙述的传统分析模式将会把那些不相信外面的世界正进行着“货币战争”的投资者们置于“危险地带”。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目标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的储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地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他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被排除出“食物链”。而现在，由于中国的加入，以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的征兆时美国也许就有所察觉——上世纪末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也都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的对策，就是要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打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不怎么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而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地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得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地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逐渐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硬生生地加进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有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到现在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其双赤字现在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则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一旦发生则意味着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了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而对中国而言，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则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可避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上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所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中国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币缘”：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制造业主要还只是居民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3~1/4，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其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再去赚更多的外汇，而是在于靠“外需”与内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同时，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是很不相称的，未来需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区域储备货币之一。从满足这两点诉求上说，中国可以有三套方案供选择：
与美国协调美元政策，保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不被打破，以现有的经济秩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主动与欧盟协调，增加持有欧元的数量，使得外汇储备多元化，而其后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则在危机中利用储备积累获得利益；
保持对欧美的中立政策，在后续经济波动中左右逢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或者说是第一选项的优势在于：美国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的贸易额是不现实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会推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建立在货币霸权上的军事霸权反过来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而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这一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明显的显现出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唯一的选项，而对中国而言，前述的另两个选项则并非是不能接收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际架构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同时美国近期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得他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的糟糕，这些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最终战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同样曾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并以此引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仍然需要通过主动进取才能得以解决。
伴随着最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现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已是“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币缘”战略格局中棋手的变化，中国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做“棋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规则的选择：中国政府具有足够的行动力，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非典时期，政府的表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在“币缘”问题上对欧美具有“不对称”的优势，我们有13亿人的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币缘”问题上具有多种选择，而对手则恰恰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除去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能源。近些时候中国政府连续宣布发现大型油气资源、可燃冰，同时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这一切的背后，恐怕都有深远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