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殖民运动，其主旨原本是为了解决土地与人口危机，为希腊日益膨胀的人口寻求生存的空间与机会。因此，殖民城邦多以农业为主，但因殖民点多建在交通要道上，于是与母邦间的顺带贸易肯定是存在的。继后，又因鉴于商业贸易有厚利可图，不少城市又逐渐转向经商。而另一些城市从一开始便以商业为主，例如由埃及国王允许建立的瑙克拉提斯就是一个与外界贸易的中心。阿尔米纳则是粮食与货物的集散地。在当时，贸易的商品主要有粮食、象牙、羊毛、服饰、木材、铁器、青铜、大理石、陶器、酒以及橄榄等等。正是在这一日益兴旺的贸易发展中，希腊人发明了货币，并将其输入到了其它地区。
大殖民运动对希腊农业带来的冲击之一是对商业化农业的引进。希腊的土地因多山坡、岩坎，不适于小麦的生长，但却宜于葡萄与橄榄的栽植。针对这一情况，殖民者们便引进了葡萄与橄榄的栽培技术，并大力开荒种植，产品外销。结果，靠出口葡萄酒、橄榄油而养活的人口竟比自然农业时增长了2~3倍，同时亦刺激了希腊制陶业的迅速发展。农业的商业化极大地冲击了希腊本土所固有的小农经济，“因为经营葡萄园和橄榄树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获利，只有那些资源雄厚的农人才有可能在这种事业中持续生存”，而由出售产品后购回的谷物则是廉价的，当这些廉价的谷物被抛入市场时，“他们的穷困潦倒的邻居则迅速负债累累”。在无力还债的情况下，他们便只好将土地、家室乃至自身作为抵押，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寻到一条出路，结果却往往是彻底的失望。
就这样，希腊的小农、尤其是雅典的小农们便成了货币经济以及高利贷等金融活动的第一批牺牲品。而那些致力于商业化农业生产的奴隶主，从事商品买卖的商人，以及高利贷发放者则成了货币经济的首批获利者。当然，由此也就导致了阶级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的棱伦改革。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废除小农们的抵押契约，制止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现象，限定了个人的土地拥有量。
受到货币经济冲击的，还有对社会发展持保守态度的氏族贵族，墨守成规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尝尽苦头。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墨加拉的破产贵族忒俄格尼斯就曾这样埋怨道：“真的，我们的城市还是昔日的城市，但人民已非昔日的人民。那些从前不守法律和道德的人，那些从前肩上披上山羊皮宛若牝鹿在城门外放牧的人，现在都成了贵族。平民都有了官职，受人尊敬。那从前属于显贵们的一切，现在平民也能够得到了，而昔日的贵族现在却变成了平民。”与这种旧贵族的没落相对应的，则是上层工商界与金融贵族的跃跃欲试。他们提出要以财产而非门第划分等级高低，于是在梭伦改革中也就有了按收入多少划分等级、以等级高低出任不同官职的规定。
神庙在此时亦起着对货币经济及金融活动的重要推动作用。在希腊的宗教节日里，神庙的周围便出现了商业集市，“这些神庙都积极参加集市活动，它们存款和进行有息放贷”。而神庙从事金融活动的能力，越往后表现越突出。
货币经济不仅极大地冲击了希腊的社会经济和氏族制度，还在事实上逐渐左右了市场，货币成了衡量物价和劳动力价值的标准。我们仍以雅典城邦为例讨论希腊货币的市场价值与雅典公民的货币收入。古典时期雅典粮食市价为每1美狄母诺斯（52.5公斤）价5德拉克玛；1头公绵羊约值10德拉克玛；奴隶的价格在4～40个德拉克玛之间浮动；1件卷衣约10德拉克玛左右。虽然，也有价值成百上千的奢侈品，可基本物价并不算高。而雅典人的收入呢？在这里一个甲兵的月收入约30个德拉克玛，这数目大约也是一个执政官或一个“500人会议”成员或一个工匠的月工资，而一个“6000人法庭”陪审员的月收入约合15德拉克玛，这与一个从事低级工种工人的月工资差不多。当然，也有高工资的工匠，他们每天的收入可达到1.5至2个德拉克玛。当时人们一天的口粮大约需要1／2个奥波尔购买。以此类推，人均每月口粮仅需花费15个奥波尔（不到3个德拉克玛），加上其它支出后，个人的收入要维持较为简单的日常生活应该是不困难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城邦五种基本集团：农民、工人、商人、贫民和战士，都被或多或少地纳入了货币经济中。
公元前6世纪，庇西特拉图实行僭主政治期间，还为雅典的小农设立过“便宜的农业贷款”。由此可见，政府在此时已加入了金融活动的行列。但是，就整个希腊而言，货币流通与金融活动的高潮却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才出现的。
金融活动的黄金时代
促使公元前5世纪末期及其以后金融活动蓬勃开展的主要社会原因，是爆发于当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给予希腊的城邦制度以毁灭性的打击，它对小农经济的破坏更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对金融活动的刺激则是巨大的，它不但促使了货币兑换业与高利贷业务迅速发展，更造就了一批财大气粗的金融家。
钱币兑换业早在希腊世界商务往来日趋频繁的时代便已开始了。这是当时钱币制度纷繁、货币符号杂乱，以及货币市价不断波动所带来的产物。钱币兑换商们深谙各国货币的成色、图案和价值，并通过兑换中的价格差、时间差以及地区差和兑换手续费赢利。由于他们在柜台上从事业务，因而又被称作金融商。“希腊金融商的活动，在公元前5世纪末，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曾盛极一时，侵蚀了希腊世界所有城市的居民的广大阶层”。此时，以兑换和储蓄金钱为主的业务，已发展到了金融汇兑和彼此转帐。而这一创举又确实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客商，当时的伊索克拉底在“论金融商”的演讲中就曾指出：必须通过金融商之手来汇兑，才免得金钱受到海上盗劫的危险。此外，金融商在当时的业务还包括对外借贷和充任较大型交易的中间人、为合同作见证人等若干方面。
最早的私人银行便是由金融商们开设的，从公元前5世纪早期，金融商们便在自己的店中接受钱币置存。他们一方面付给存款者低息，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存款借给各种商人，利息依据风险而定，约在12％到30％之间。到公元前5世纪末，信贷业已在希腊各商业城邦中获得巨大发展。富有的金融商（通常是外侨和被释奴）变成了真正的银行家，“他们接收存款，并为自己的雇主开立活期存款帐户，给商人、船主或作坊主发放贷款，有时甚至给自己的城市放款，按照自己雇主的要求支付各种款项，通过自己的代表和代理人把钱汇到其它城市等。”
银行的种种业务都是用契约抵押不动产或贵重物品、或由第三者作保等加以保证的。其中常见的有土地信贷（以土地为抵押）、城市信贷（以城市房屋为抵押）和海洋信贷（以船舶及其所载货物为抵押）等方式。土地买卖在战前的许多城邦里都是立法禁止的，但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却变得流行起来，土地典押、买卖文献不断被发现，而由此带来的债务问题则困扰着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各阶层。那些来自外邦的银行家们常常因为对城邦有着卓著的贡献（如捐献钱财、造船、建神庙等）而获得了“购置地宅权”或公民权，这就使他们所获得的不动产具有了实质性意义。而作为动产抵押的贵重物品（珍贵物品、金银高脚杯等）和海洋信贷的抵押品，相对而言处置方式就简单多了。没有公民权的富人们广泛地参加了进来，同时只要船只能够安全返航，船主的收益也是可观的。该时期，自由民中的非公民在城邦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加强，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货币借贷关系上。
此外，在希腊从事金融业的还有神庙，由于它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地位，使不少个人乃至国家存款于此。同时神庙还时常接受国家和个人的捐赠或上贡。这样。神庙便得以利用庙里的大笔款项向商人、集团乃至整个城邦发放贷款，并收取贷款利息，据载，“由神庙经营的大规模金融业务，贷款利率通常为12~18％。”神庙的金融活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古希腊的整个历史中，希腊的庙宇，尤其是提洛岛的阿波罗大庙，在希腊许多的银行家、企业家、高利贷者中间占居首要地位”。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一块碑石上刻着，庙宇不但贷款给私人，而且给整个城市、整个国家。
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政治、经济背景，除产生了不少投机商人外，还造就了一批专事金融业务的银行家。他们中有城邦的公民，但更多的是来自外邦的自由民，而在后者中被认为是全希腊最著名的银行家是帕西翁。
帕西翁是以高利贷起家的外邦人，在公元前370年他死时，其财产近40塔兰特（其中地产约值20塔兰特）。在当时他一个人的年收入已高达1000德拉克玛以上。这个居于雅典的银行家，掌握着好几家汇兑银行，他灵活地支配客户在其银行中的存款，并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贷款借出，而另一部分则用来投资商业。他还因为被认为有功于雅典而获得了该城邦公民的资格。为此，他曾送给了国家1000个盾牌，并自己出资装备五艘三层桨战船。
据载，第一笔数额巨大的、世俗的而非神庙的银行业务，是希波战争后在雅典将军特米斯托克利与科林斯的银行家菲洛特菲努斯之间进行的，这位将军一下子存进了70塔兰特货币。属于这个时代较有名气的银行家还有安替斯提尼、阿撒斯特拉图等人。
希腊人眼中的货币
从古希腊人对货币、金融的见解，从他们的言论中，不难发现其整体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首先，颇有经济头脑的色诺芬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与《雅典的收入》中，便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即“流通”与“贮藏”功能，他“认为货币与其它商品不同，可以随时用来购买商品，所以人们不会嫌其多，多了可以贮藏起来；又说人们贮藏货币不亚于喜欢货币”。柏拉图在谈起货币时，则只强调它的流通功能，因为在他看来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给大家带来方便，才能促使市场繁荣。为此“他反对把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因为这会导致财富的积累”，并且谴责放债取息的做法，认为那是不道德的。亚里士多德在反对放债取息方面与柏拉图持同一态度，他指出以货币繁殖货币是违反自然的行为，认为高利贷及大商业，是最不自然的商业活动。在他的言论里涉及到了对“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的初步认识。
亚里士多德对货币起源的认识和阐述十分深刻而精彩。他说货币起源于交换的发达，最初的交换是以物易物，继后当商业的发展使物物交换变得困难时，就“有必要想出某些既容易管理，又能安全运输，并且使用范围广泛和使用场合甚多的商品，有了这些商品，便能保证人们在交换中总能得到想要的东西。金属，特别是铁和银及其他几种金属物，恰好符合这些要求。因此，通过一致协议，它们被用作一般的价值标准和交换的共同计量单位。起初按它们本身的体积和重量来估量其价值，后来为了减省量大小与称重量的麻烦，就刻上了印记”。经济学家基本接受了该观点。
对货币持否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从他们激烈的言辞中，我们不但感受到了货币经济对当时社会的猛烈冲击，同时亦能感受到高利贷及投机商们对民众生活的败坏。生活于公元前6~5世纪的宫廷诗人阿拉克瑞翁，用贵族社会的目光审视钱财，斥责它破坏了和谐的生活。在诗中，他这样地谴责白银：“为了它，便没有兄弟；／为了它，亲人不和睦；／为了它，杀伐，战争；／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人，／也往往为了它而相杀。”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也同样以激烈的措辞谴责过货币带来的恶果：“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被赶出家乡，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做出可耻的事，甚至教人为非作歹，犯下种种罪行。”
古希腊人造币业对邻近各民族产生过深刻影响。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国家、色雷斯南部等部落便仿效希腊人，造出了自己的金币和银币；继后，迦太基、腓尼基、马其顿、意大利、犹太等地也竞相效法。同时，希腊人的货币与金融业又伴随其商业贸易和亚历山大的东侵向地中海周边地区广为传播，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古希腊的货币经济伴随着罗马人国家的兴起与扩张而走向衰落。首先是罗马人对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城邦的打击，继后是一个个希腊本土城邦的被吞并，到公元前146年，整个希腊都被吞并。起初，征服者还允许雅典和少数其他城市继续使用它自己的铸币，但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正式形成后，希腊人一度辉煌的铸币伟业便成了历史。
值得庆幸的是，希腊人的一切重要成就几乎都被罗马人接受，在他们的货币上，我们毫不费力地发现了统治者的形象，这恰是希腊化时代的特点；而货币的另一面，则是对古希腊纹饰的直接复制，其中由菲迪亚斯所刻的宙斯象就常在罗马币上出现。另外，据认为在“早期的拉丁语著作中，大多数关于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词汇都来源于希腊语”。由此亦可见罗马金融业对前者的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