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
早在1823年，英国的以赛亚·托马斯就说过：“公司执照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在这种负担之下，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在悲惨的境遇中呻吟。”
公司的利益与人民的财产紧密交织，这一事实可能会让我们看不清公司作为有着自身权利的机构的重要性。从积极的角度看，公司执照（corporate charter）是一个社会性的发明，它最初产生的目的是聚集财政资源为公共目标服务。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允许一个或更多的人在密切地关注私人事务的同时对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产生影响，而且使他们不用为由此而产生的公共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单个的公司有一种发展趋势是很少为人们所认识的，这就是在规模与势力增长时，公司自身的制度议程与根植于其本性与结构的迫切需求会紧密相连，有时甚至连公司的拥有者与经营者都无法完全控制公司的这种需求。这些制度议程关注的焦点是提高公司自身的利润，保证自身不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它们的产生是市场竞争、金融市场的需求和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身处其中的个人是以升职与加薪为自己的目标的。
大公司通常以力量联合来提高自身在政治与经济事务中的话语分量。在美国，150多年以来，大公司一直在参与统治规则与制度的重构工作，使之符合自身的利益。公司一产生，它的生存就超越于人类的意图之外。
公司是以支配性的统治制度的面貌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中最大的一些公司差不多已经扩展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它们在规模与权力上比绝大多数政府都要大。日益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人类的利益在决定着国家与国际机构的政策议程。
公司自由主义者的辩护：人性本贪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如果说经济学家有一个信条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它包括这样一种信仰，即‘我支持比较优势原则’和‘我主张自由贸易’。”
在追求经济增长方面，全世界都近乎宗教狂热似地信奉着自由市场的思想。财富是其价值唯一的测量方式，自由市场思想的实施政策正在到处加深着社会和环境的解体。经济学专业是它的传道牧师。它拥护那种贬低人类精神的价值观。它假设存在着一个与现实相脱离的虚构世界。它是以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难解决为代价，重构了我们的治理制度。然而如果有人对它的原则进行质疑，那他就会被视为异端，会引发绝大多数商业、政府和学术机构对他专业性的责难，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损失。用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米切尔·普塞（Michael Pusey）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经济学缩小成为“一个抵御睿智的反思和公民责任的意识形态保护伞”。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研究中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成分。
任何一个精通当代经济学论文著作的人所用的措辞都与自由市场思想所拥护的信条很相似：
·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应该由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衡量。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
·自由市场如果不受政府的限制，那么它就总能使资源最有效、最理想地进行社会分配。
·在消除世界各地的货币和商品流动的障碍之后，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它激发了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创造了工作岗位、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并最终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
·私有化把财富和职能从政府部门转移到私有部门，它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提高了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反馈的敏感度。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推进贸易发展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保护财产权以及监督契约的实施。
上述这些信条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系列明确的根本性假设基础之上推演出来的，这些假设包括：
·人类是自私自利的，这种自我利益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利润的追求。
·一种行为若能够给个人或公司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回报，那么它也会产生最大的人类福利。
·对个人而言，竞争行为是比合作行为更为合理的选择，它将最终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福利。
·经济产生的市场价值总和是衡量人类在福利方面的改善和进步的最佳手段。
如果用更激烈的言词来表达的话，这些思想原则是假定：
·人性本贪。
·所谓人类，其含义的最好表达就是有索取驱动力。
·对欲望和需求的不断追求会导致社会产出的最大化。
·通过对上述价值观的鼓励、尊重和奖赏，人类社会的利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许多有关市场的远见卓识已经开始被揉进一种极端主义的意识之中。这种意识把人类的本性更基本的方面提升到一个不言自明的理想层次。虽然这种意识玷污了最根本的人类价值和理想，但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坚信不疑的各种价值观、制度和流行文化之中。在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形成方面，这种普遍深入的思想意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使大多数人的公共财富日益减少，造成了对大政府的广泛不信任，因为在创建平民主义的政治选举制度的议程方面，大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最终很明显地导致了非平民主义的结果。
回顾一下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的支持者宣称，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力量正在推进他们的事业发展，从而希望终结各种争论。他们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把资源分配的决定权交给大公司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最好是去学习如何适应这一新的游戏规则。他们警告说那些止步不前、不愿参与其中的人将会被扫地出门；只有那些顺从的人才会获得回报。
他们立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他们在两种经济模式中所进行的选择表现出来。这两种经济模式就是没有任何政府限制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模式和一个前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的、国家控制的、国家做出一切经济决定的经济模式。他们不支持中间立场，譬如，那种在民主决策制度框架里运行的市场。
相类似地他们把整个世界分成两个群体：一种是在公众监视下消除了所有经济边界、让商品和货币顺利流通的“自由”商人；另一种是那些在其国家周围建立堡垒、断绝与别人的所有贸易和交换的保护主义者。在无视历史和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不承认有中间立场，譬如，不承认政府有可能通过建立恰当的规则从而保证跨境交易的公正性，并且可以平衡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它各种各样的外表之下，这种思想意识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或是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或市场自由主义。
然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思想并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名称。没有名称，就是它没有被争议，暗含的假设也就是仍然没有得到检验的。
不过，对持这种思想观点的人更形象的命名是称其为公司自由主义者。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称呼自己，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并不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或自由的人。实际上他们是在他们的利益底线之上，让跨国公司自由地规划和组织世界上的经济事务，而不用考虑给公众所带来的后果。
公司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联盟
这是一个主要由三种人共同组成了的强大政治联盟，他们以一种类似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教条式狂热，来推进公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议程。
大多数主流的经济学家是与经济理性主义的新古典学派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主义被定义为“一种知识完全来自纯粹的推理，没有感性参与的原则”。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它所建构的经济模型直接从第一个原则中推导出来，没有考虑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
这种理性主义的承诺使经济学成为唯一一个真正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使它的结论经常与常识和观察到的实际状况不相符。该专业的绝大部分人把两个基本原则作为他们根本的信仰。一个是个体完全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另一个是个人的选择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无限追求的基础之上。它将会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就是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经济学高级培训的人看来，这两个原则都很明显是错误的。
主流经济学家也把公司与个人同等看待，假定公司自由的最大化与真正的个人自由最大化是一回事——这就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公司章程是一个聚集大量权威、权力的工具，给公司的自由越多就意味着必然要减少绝大多数人的自由。通过这种伎俩的歪曲，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为公司自由主义披上“知识”（intellectual）合法性的外衣。作为回报，公司利益集团向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让他们成为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的群体。
财产权利的拥护者财产权利的热心拥护者有些时候被称之为“市场自由主义者”，人们一般把他们描述成献身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却是反抗各种强制性制度的入侵，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保护财产权利，使之不用承担公共责任。这种高度精英主义式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是想按照人们所拥有的财产比例来分配权利。在运用这些权利的过程中，个人通过契约机制自愿地与其他人组成团体。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眼中，与财产权利相关的唯一责任就是尊重其他人的同一权利，遵守法律，严守合约。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就没有市场自由主义要去尊重的权利。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市场自由主义者在个人与公司之间没有做出区分。公司被假定有与个人一样的权利，可以任意使用其财产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市场自由主义者把它的道德合法性模式给予了公司自由主义。作为回应，公司利益集团对那些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如卡托研究所，进行财政资助，让它们拥有政治影响力，这与他们给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是一样的。
公司和公司阶层的成员公司和公司阶层的成员——如公司经理、律师、顾问、公关专家、金融经纪人和财产的投资者——构成了公司自由主义联盟的第三个支柱。有些人走向公司自由主义纯粹是因为经济上的利益或者是为工资而这么做，其余则是因为信仰这种思想。尽管在公司阶层里几乎没有人与学术理论与道德哲学中的细枝末叶有什么重大的利益瓜葛，但他们却发现自己与这些人有着天然的共同事业，因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和伦理上的范例，可以使公司摆脱政府控制，使公司不用为自身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承担责任。此外，对于那些使他们的权力合法化的人，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各种经济资源来慷慨地进行回报。
经济理论、道德哲学和精英人物的政治利益这三者相互结合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然而，在很多方面该联盟连向其成员提供的服务都很少，因为它的腐蚀性影响并没有对广大的社会封闭。这就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诚实性和它的社会效用大大地削弱了。这些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学简单地看成一个灌输意识形态的系统，它破坏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并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社会。自由主义者在从事其事业时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境。公司侵犯了真正个体的财产权，它运用自身日益增加的权力来遏制社会上所有个体的自由，当然最富有阶层是例外。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已经违背了他们自身对个人自由的承诺。该联盟在保护公司逃避公共责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制造出一个连公司阶层成员也无法控制的怪物，并且还在制造出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传给后代的世界。
公司：一个人造的独立实体
现代的公司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就是与为其服务的成员也是分离的。正如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心知肚明的那样，任何一个公司阶层成员无论他在公司里多么有权势，他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当公司获得独立的制度性权力并且越来越与人民和地方相分离时，人民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之间的差距就日益扩大。这种差距就像是外星人侵入地球一样，他们打算殖民这个星球，把我们赶回重做农奴，然后消灭掉那些他们不需要的人。
对于市场理论所主张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所需的条件，公司自由主义并不能提供，因为它真正关心的是私人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
数以百万计的思想深邃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大政府，相信诚实和努力工作，有着深深的宗教价值观。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帮助一些家庭和社区，因为后者被公司控制的大众传媒不断重复的错误信息和歪曲的知识与道德逻辑所蒙蔽。他们正在争取开启一个与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议程。
在主流的公司、学术机构、政治领域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人们发现，他们的文化和报酬系统与公司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们不敢说出相反意见，因为他们害怕这将危及他们的工作和事业。由于公司给予我们的幻觉和误导正在让我们处于一个自我毁灭的文化幻境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掀起它们的面纱，开始经济体制的重建工作，为人类和整个地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