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老汇大街两侧卖股票的经纪人组建了一个“吉尔平新闻工作室”(尽管不大清楚吉尔平是谁)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25美元的年费就可以参加这个地方的交易活动。一些大商人在生意往来中需要黄金或者想要防止绿钞价格的波动,就会加入到吉尔平工作室,另外还有几百名投机商也想要从一场为国家的存在而战的战争起伏中大赚一笔。这些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无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所以人们都很鄙视他们,称他们为“李将军在华尔街的左路军”。亚伯拉罕·林肯甚至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
投机商对于别人的评价毫不在乎,有好多的钱等着他们凭运气或远见去挣呢。为了确保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段。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所以他们常常比华盛顿方面消息灵通,华尔街就是先于林肯总统知道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的。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人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工作室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产生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拉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葛底斯堡战役之前287美元的绿钞兑换100美元的黄金,这时的差价达到了最高点)。这个法令在两周后就被撤销,吉尔平工作室重新开门营业。
那年秋天华尔街中的几个人,包括当时非常年轻的J·P·摩根和利维·P·莫顿(后来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以及本杰明·哈里森政府的副总统)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交易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虽然黄金交易所已经比先前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工作室(它在交易所营业之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令他们望而却步。
华尔街在内战期间的繁荣程度超出人们的预计,尽管内战爆发引起了恐慌,而且每一场战役突然爆发后都会如此,但很快华尔街的交易量——证券交易量大幅提高。当国家债务上升了1/40的时候,债券的交易也活跃起来。另外,政府的大部分支出将流向铸铁厂、枪炮厂、铁路电报公司以及纺织和制鞋商那边去,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它们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
不久以后,华尔街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商业扩张。华尔街迅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仅次于伦敦证券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华尔街的财富不断增加。1864年,年仅27岁的J·P·摩根税后收入为53287美元,这是一个熟练技工一年收入的5倍。交易所的经纪人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吃饭,所以设立了一个午餐台专门给他们提供快餐,这比他们回家吃饭要节约不少时间。可见,快餐可能是美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重要产物。
1863年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交易所继续沿用每日两次坐在自己席位上进行拍卖的方式。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各种新的交易就被迫挪到大街上进行,于是华尔街建立了新的交易所来进行这些交易活动,但同时街头股票交易也发展迅猛。
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之类的股票。石油交易所也于1865年成立。当时,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石油交易所就是用来进行这些公司股票的交易。这些新成立的交易所中,最重要的一家交易所——煤洞交易所起初在一间很不起眼的地下室开始营业。但是它的交易额很快就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并在1864年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的拍卖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人可以在大厅指定的交易柱(这来源于百老汇街的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在那里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下进行股票交易)位置同时进行各种证券的交易。
1865年,华尔街年交易额已超过60亿。很多经纪人一天的佣金收入就有800~10000美元,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达到空前的繁荣。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赚得盆满钵满。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华丽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奢华的物品装点。
内战之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货币和银行管理体系的发展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尽管美国这些年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且经济实力足以与整个欧洲比肩而坐,美国仍然没有中央银行,因此就不存在国家货币供应体系。虽然繁荣的经济与杰斐逊设想的自耕农经济完全不同,但是托马斯·杰斐逊对银行的仇恨之情久散不去。
最初,州立特许银行被剥夺银行券发行权的时候差一点就全军覆没,此时它们却东山再起。内战末期州立特许银行的数量不超过200家,1900年这类银行已达到4405家,其中大部分规模小、财力弱。新的国家银行体系在东北部运转良好。东北部的经济实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流动资金也最为充足。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方资源缺乏,达不到国家特许状的要求。密西西比州以及佛罗里达州之间压根儿就没有国家银行。更糟糕的是,国家银行不允许抵押房地产来借款,房地产是这些地区唯一“丰富”的资产。
那时国家银行都不允许设立分行,也不能跨州经营,所以一时数量剧增,到19世纪之交增加到3731家。国家银行要比州立银行大得多,财力也雄厚得多,但是国家银行常常要依赖当地的经济发展。大规模和多样化是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然而国内其他行业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银行业却不具备这一特点,事实证明这将是一个几乎致命的不足。
国际银行业:一个繁荣的“封建王朝”
行将退休的主席大卫·洛克菲勒是近几十年洛克菲勒家族的关键人物。洛克菲勒家族在宏壮的纽约波肯提克山庄有75处住宅,在传言中被称为“如果上帝有那么多钱的话,建造的宫殿也不过如此”。
在欧洲,一个类似的联盟导致两个主要的银行业王朝出现,即沃伯格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但不同的是,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曾是相对激烈的竞争对手,直到著名的北方证券战斗才使得竞争停止,而沃伯格家族则一直附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严重的挑战。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最初是一种债务人/债权人的关系,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资金,供J·D·洛克菲勒垄断美国炼油企业和大部分石油生产。
随后,双方的关系进入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但和其他银行间的竞争一样,他们最后也接受了权利共享的一种关系。
该权力的中心是不容易确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锁董事职务、离岸帐户、代理人控股、私人基金会、信托及其他方式,而这些方式被精心的隐藏的,但顶级的国际银行家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上都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权力。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绝对是占主导地位的合作伙伴,举例来说,J·理查森·迪尔沃斯,曾是库恩·勒布公司的合伙人,1950年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挖来掌管洛克菲勒家族的财政,他在多达200个私人基金会中掌管着洛克菲勒家族后人的投资。
然而,乔治城的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将这种执行关系描述为一种封建的关系,即类似于一种封建国王和贵族,包括公爵、伯爵、男爵等等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支持,同时也保护这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将其在不违背基本的等级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发展,就会导致战争的出现。
这种“封建关系”的国际银行业富豪数量很少,包括或曾经包括:沙宣家族(印度和远东)、拉扎德·弗雷里斯·房斯、曼德逊(荷兰)、以色列·莫斯·塞弗(意大利)、库恩·勒布(美国)、高得曼·撒切丝(美国)、莱曼·布罗斯(美国)、施罗德(德国)、汉布罗斯(斯堪的纳维亚)、贝斯曼家族、拉丹博格家族、厄兰格家族、斯泰恩家族、塞利格曼家族、斯切夫家族、斯贝耶家族、阿布家族、米拉鲍得家族、玛丽特家族以及许多其他成员。
除部分穆斯林世界和几个所谓“无赖”国家,在大多数国家里,如今的统治集团,都相等于本地的大亨,而屈从于地位较高的银行业公爵、伯爵等。
这种形式也直接影响到了县市一级,占统治地位的本地银行家通常都是小贵族,通过下属的银行和商业关系与他们的银行“大亨”紧密联系。
就像乔治城的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所指出的,如果可以详细查看银行业大亨的资产卷宗,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世界的建筑、工厂、农业、交通系统和矿产资源的房地契抵押。考虑到这点,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写道:“他们的秘诀就是他们已经从政府,君主国和共和国抢占了用债务创造金钱的权力,就像是在勒索钱财,无论是本金还是利息。”
不幸的是,不同于仁慈的统治者,这些国际银行业富豪采取马尔萨斯主义的立场,即世界充斥着农奴,导致人口过剩,他们认真地纠正这些所谓“威胁”和“不平衡”,而不考虑因此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回到1902年:据称罗斯福总统曾试图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追逐摩根和他的朋友们,以打破他们在工业上的垄断。然而事实上,罗斯福很少干涉由银行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所发展的美国工业的垄断。
例如,据称罗斯福打破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可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只是被分成了七个公司,并仍然全部由获得了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投资的洛克菲勒家族控制。公众意识到了这一点,要多亏政治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他把这些银行家称作是“金钱信托”。
到1907年,即泰迪·罗斯福二次选举后一年,摩根决定是再次建立中央银行的时候了。于是他和他的同伙利用其合并财务的强大能量,使股票市场大幅下挫。
数以千计的小银行负债累累,一些摩根的主要竞争对手倒下了。由于比例制银行业务保存技术,一些银行只有不到1%的储备。
短短几天之内,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银行挤兑。
他的计划成功了。不久,公众对货币总体又恢复了信心,不再把钱存在银行里。但在此期间,许多小银行倒闭,银行业的权力进一步落到了几家大银行手里。到1908年,这次恐慌已经过去,摩根因此被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誉为英雄。
自从1863年国家银行法通过建立一个卡特尔式的国家银行后,它已经能够调节一系列的兴盛和衰落。国家银行建立的目的不光是要拿人民的财产开刀,也为后来宣称分散的银行体系是不稳定的、需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来进行集中控制做了铺垫,而中央银行以前已被杰克逊废除了。
到底是私有还是国有这个严峻的经济问题被小心的回避了,就如同比例制银行业务骗局引发的兴盛和衰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