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恍惚生活在美丽的梦中，然而，无情的现实常把这些美梦敲成碎片。在梦和现实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2000年8月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有着浪漫的天气，飘飘洒洒的一阵太阳雨过后，澄净的天空抛下一道绚丽的彩虹。
BP机欢畅的鸣响，告诉我这个信息的不同寻常。我按下阅读键，显示屏上打出如下几行字：
陈先生您是否有心情倾听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孩的平凡故事。
后面是联系电话。
这个乔伊斯式的长句，主人似乎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也或许是寻呼台根本没有标点服务。
我赶紧拨通那个电话，里面清晰地送来一个柔和的声音。就这样，凌云像一首诗，带着都市清晨的旋律飘进了我的视野。
由于寻呼台统称男性为先生，女性为女士，所以凌云在我的BP机上显示的身份是凌云女士，但是，从留言的内容和电话里的声音判断，我猜想她一定是那种在阳光底下捕捉蜻蜓的小女孩。
不一会儿，我来到凌云约定的地点——红领巾公园的六角亭。亭里空无一人。只有岸边的垂柳正对着明澈的湖水依依梳妆。只有树丛间的幼蝉，用它那稚嫩的歌喉炫耀着幸福的童年。
我禁不住怅然若失，准备转身离开，蓦然，一道亮丽的风景，扑进了我的眼帘。
在连接湖心岛的一座石拱桥上，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少女，正斜倚着白色大理石的栏杆向这边眺望，纤尘不染的蓝天宛若一幅巨大的背景向远方展开。
凌云，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女孩，娇小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天真无邪的笑容，看上去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她问我，咱俩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约定，你怎么能够肯定桥上的女孩就是我？我说，跟着感觉走。她几乎调皮地一笑，狡黠地反诘，干你们这一行的都那么相信自己的直觉吗？我点点头。回答：至少我是。
凌云告诉我，在看见了出版社的征稿启事以后，她再三犹豫，要不要向一个陌生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最终，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占了上风，于是便有了我们的这次相见。
我对她的决定深感欣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交流和沟通，追求生活美好的愿望已把人弄得头晕目眩。
一进入正式的谈话，我发觉凌云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她表情平静，有条不紊的叙述如行云流水。
就在举起话筒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还在闪烁着一连串的念头。你是什么样的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老于世故，为人圆滑，逢人便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大声“哈哈哈，今日天气好极了”；还是头脑聪颖，含而不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那种，抑或……总之，各种各样的猜测如同雪花一样纷纷纭纭。
刚才，当你的身影一出现在亭台上时，我立刻明白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凭我的直觉——你看，我也相信直觉——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就是可以无所不谈，毫无顾忌，彻底敞开心扉的那种铁哥们儿。是真正的“铁”。
凌云加重了语气，特别强调那个“铁”字。说完了，还不无得意地一笑，让人的心里涌起一股柔柔的疼爱。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北京。那是去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大概是正月十五吧，你说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我说给你听，第一，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印象特别深刻；第二，这一天是元宵节，我妈亲手做了好多元宵，圆圆的，白白的，有豆沙馅，也有黑芝麻馅，里面搁些冰糖、猪油，吃起来又香又甜，味道倍儿棒。
我和我姨表姐各吃了一大盘，还用塑料袋包了一袋，然后，我们才兴高采烈地结伴出门。表姐已经在外面打了好几年工，这一次是要到北京的国际文化学校学习英语。她老想出国，但不懂外语不行，出去了活受罪。
我哩，没考上大学，在家闲着没事儿干，寻思着跟她出去遛一遛弯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兴致好，多玩几天，要是没什么意思，立马打道回府。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漯河人，河南漯河。虽然漯河离北京并不远，坐上火车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到过北京。
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读书人就是不一样。我从小就崇拜写书的人，就是作家，老不明白他们的脑瓜子里哪儿来的那么多东西要写。上学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老师给立个题目，两节课要完成，整得人头昏脑胀。
记得是高二那年的第一学期吧，我们班的班长作文写得特别棒，语文老师常在课堂上做范文给我们念。当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他的追星族吧。
那一串串成语，念起来铿锵有力，真让人觉得班长是个饱读诗书的博学之士。我瞅他的眼神都带着一种暧昧、迷离的劲儿，是那种小孩子困了，昏昏欲睡的劲儿。
班长显然把我的这种眼神当作了暗示。一天晚自习时，他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凌云，何时飘进我的梦里头。
我知道他产生了误会，便回复道：
一万年以后。
他又递一张纸条过来，上面写着：
一万年太久。
我说那就减去九千年，再等一千年吧。他就死心了。我心想，年纪那么小，又在学校念书，谈什么朋友呢？那都是一些没影的事儿。
从凌云的一席开场白，我开始意识到她并非外表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柔弱，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坚韧的力量。后来，从她的一些经历里面，我透视到她性格的多重性。
其实，我很早就想到北京来。背起书包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教我们念“北京”、“天安门”，唱“东方红，太阳升”，长到这么大，也不知道北京、天安门是个什么样子，你说这心里多委屈。
可那时候年纪小，一个人不敢出远门，大人也放心不下，稍微大一点，懂了一些世事，又天天要上学念书，有个节假日，没完没了的作业，累得你死去活来，有时还要帮助父母做家务，根本没有那个闲功夫。再说，即使有那个闲功夫，大人也舍不得给你花那一份闲钱。你瞧，我够坦率的吧。这没有什么忌讳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和表姐下午三点多钟从漯河车站出发，到达北京时已将近八点钟。我嘴里的元宵味儿都还没有消失。
平生二十载，头一遭进北京这么大的现代化城市，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也很有吸引力。那一夜，长安街的灯令我终生难忘。
这一来，我再也不想走了。我暗暗发誓，我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而，我很快便认识到，这并非易事。北京虽然很大，也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但来来往往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谁都想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竞争十分激烈。所以，要争取到合适的发展机会并不容易，甚至在某个层面上可以说是相当艰难。
我和表姐到郊区租了一间小屋，二人合住。一则省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呗；二则生活方便，有个照料。
安顿下来后，离开学还有几天时间，表姐便带我到处去玩。首先要去的当然是天安门广场，登上巍峨的城楼，挥一挥手，恍若能摘到天上的云彩，自有一份豪迈和潇洒。
走进紫禁城宏伟高大的城门，你顿时感到历史的气息，向你迎面扑来，或者说，你就像走进了历史幽深曲折的隧道，在你的心头平添一种庄严与肃穆。
接着，电视剧里熟悉的镜头一幕幕重现眼前，像一串串冰糖葫芦让你慢慢地咀嚼、回味，品尝人世间的变幻莫测。
故宫最吸引我的是城门上的铜钉。一颗颗，繁星般密布环宇。我认真地数了数，每扇门上共有九排粗大的铜钉，每排九颗，我不懂得前人如此匠心独运的奥秘，只觉得看上去格外壮丽。悬挂在城楼前的那张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以一种具体的形式，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流逝。
虽然我出生那年，毛主席就去世了，按理说不会有前辈人那样深刻的烙印，但从周围人的谈话和其他媒介里，我仍然时时刻刻感到他老人家的存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老人家的遗容令人联想到他生前的风采，给人一种信心和力量。换句话讲，让人觉得踏实。
凌云的想像力十分丰富，往往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外一个话题，甚至没有一点过渡，却让人觉得混然一体，不知不觉地被她吸引过去。
我之所以跟你漫无边际地谈这些感受，是因为这些东西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你说什么？说我既像一个诗人又像一个历史学家？陈大哥，你在嘲笑我吧。说实在的，我这样一介草民，既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也没有那么高的奢望，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让人做事有信心，有勇气，别的没有什么，真的。
嘻嘻！我也不明白，说来说去为什么扯到这些事上面来了，可能是后来在不顺心的时候常想起这些东西吧。
现在，让我们回归主题。
表姐自开学以后，每天到学校里上课，早出晚归，就顾不上我了。
我决定留下来，当务之急自然是找工作。总不能老靠表姐养活吧，那多别扭。况且，她的积蓄也不多，又没做事，交学费、吃饭什么的，都得花钱。
北京那么大，除表姐之外，可以说举目无亲。我刚从学校毕业，满脑子学生的幻梦，丝毫没有在社会上闯荡的经验，压根儿不懂得该如何去做。
碰了几回壁后，我不免有些泄气。表姐劝我先将就一点，随便找一份活儿干。脏点、累点都不要紧，只要能挣到钱，站稳脚根，等熟悉环境之后再慢慢发展，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个道理，我当然一清二楚，也尝试着去做，比如去发廊里当洗头妹，到餐馆里当服务员，我都试过。早晨出门的时候，劲儿憋得足足的，命令自己一定要面对现实，但事到临头，又退缩了，有时简直就是逃之夭夭。
倒不是嫌脏、怕累，实在是抹不开面子，而且心中总不服气，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生存方式。
这也许只是一种个人的错觉，可我无法摆脱。在别的女孩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我却常常难以接受。
你看，我是不是有些与众不同，或者说有点孤芳自赏？
凌云随意地往脑后撩了一下散落在额前的一绺黑发，目光投向高远的晴空，一只风筝在那儿悠闲地游弋。
有一回，我碰巧和另外一个女孩同时到一家快餐店应聘，老板二话不说，只要我们站在店门口吆喝一声。那个女孩马上跑到街中心吆喝开了：
“刀削面！”
“手擀面！”
“四川担担面！”
我涨红了脸，怎么也开不了口。表姐直骂我傻，面子比吃饭还重要？像你这样不合时宜，只能喝西北风。
她越这样说，我就越不认输。我只想做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折腾了一阵子，没有什么结果。表姐见我不听她的话，也懒得理我了。后来，她干脆去了广州，把我一个人丢在了这里。
表姐曾经在广州呆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有一些社会关系。但是，促使她中途放弃学业的主要原因还是她的男朋友——一个挺帅的小伙子。他到我家去过，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他。
不知道为什么，两人闹过一段别扭。有些事情是很难说个子丑寅卯的。譬如天上有一对雁，飞着，飞着，就分开了，你能说清为什么吗？
表姐是个外表柔弱，内心要强的人。既然合不来，就不愿去勉强。“每个人都会找到一双合脚的鞋”，这是她的口头禅。
表姐只身一人奔了广州，我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心中陡然产生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我站在西客站的月台上，在火车悠扬的汽笛声中，目送着上身探出窗外向我不停招手的表姐，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一夜，我辗转难眠。
在异乡的小屋里，我思考着自己的命运，像风中一朵孤独的云，不知道要飘向何方。
我趴在用几块木板搭成的小床上，一边流泪，一边给家里写信，写了满满三页纸。这是到北京来了以后，我第一次给家里写信。第二天一看，吓了自己一跳，全是些伤感绵绵的话语。我赶紧把它撕了，要是我妈看见了这封信，没准儿着急到立马儿赶到北京来接我回去。
表姐走了，生活上失去了依赖。出门时带的盘缠也所剩无几。看着手中的钞票一张一张减少，自己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心里头的那个愁劲儿就甭提了。
按照表姐临行时的指点，我在报摊上买来一大堆报纸，《北京晚报》《招工招聘报》《北京青年报》《精品购物指南》等等，凡是上面刊登有招聘广告的报纸我都买。
我躲在小屋里，在床上摊开报纸，逐条逐条地寻找，有合意的，便记下那个单位的地址或电话号码。
然后，我拟了一份求职信，附带个人简历，复印了许多份，分别寄给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偶尔有回复的，跑去一看，早有人捷足先登。
想想也真是的，世界这么大，求职者多如牛毛，据报纸上说，北京市有三百多万外地人口，每天有几十万人在流动。谁会耐心等待你的回音呢？
吃一堑，长一智。经得多了，慢慢我也就学乖了，估计有一线希望的单位，不再用信函联系，而是采取电话联系的方式，成就成，不成就不成，立刻知道结果。
这种方式快捷、方便，不过很费钱。占线、无人接、错号或者这个号码根本就子虚乌有等等恼人的情形姑且不提，好容易打通了，接电话的人却不管事，管事的或出差或旅游或探亲或什么什么的，你着急人家不着急，该干嘛的干嘛。
你就只能反复地打，直打到水落石出，一天下来，电话费得摊上十块八块的，比饭费还多。
说起来，对有钱的人，这点钱实在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叫作钱，即使对一般工薪族，在正常情况下，也算不上什么，但处于我目前的这种窘境，必须承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一阵子，我居所附近那家公用电话亭的老板可乐了。一看见我走出胡同口，便笑容满面地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