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蕨类植物的新系统在国际上相继出现，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秦仁昌的一些科属概念，受到了秦仁昌系统的影响。例如，科泼兰特1947年发表的巨著《真蕨属志》中一些属的概念和他在1929年的《水龙骨科的东方的属》一文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他汲取了秦仁昌的许多概念作为他的新思想的重要基础。
123.斯行健攻克生物难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古植物研究的基础薄弱，有关地层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地阻碍了地质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地质工作者不得不将化石寄往国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力劝在德国攻读古脊椎动物学的斯行健以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重，放下个人兴趣，改攻古植物学。
斯行健充分意识到自身所负的使命，在他着手部署其研究工作时，首先将着眼点放在铺平道路、理清纠葛上。他注意到19世纪末，古植物界权威欣克所著的《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研究》是一部在地质界流传很广，影响又深的著作，但是其中存在问题不少。如不纠正，将给今后研究带来一系列的混乱。于是，他决定利用身在柏林可以查对模式标本的有利条件，重新研究。
他将欣克当年所定的属、种逐一评述，将问题梳理清楚。接着，他又在其学位论文中，抓住中生代的一个令人最棘手的属—苏铁杉进行剖析。这个属在地层中分布广泛、出现频繁、形态多样，文献中已有的种多达60个，但其界线模糊，难以掌握，成为国际同行众所关心而都感到难以下手的老大难问题。
斯行健遍查文献、结合标本，以其明快的判断，高度地概括，将它们理清头绪，加以归纳。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也为今后工作铺平了道路。
斯行健为中国古植物事业奋斗终生，他在古植物的众多领域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拓，奠定了中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研究的基础。他发表了专著9篇、编著两本，译著一册，学术论文约150篇，文集一册，这是他留给学术界的一笔巨大财富，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给人以丰富的启迪。
124.童第周培育“童鱼”
春天，大地复苏，是金鱼繁殖的季节，为了探索生物遗传性状的奥秘，年过古稀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开始了新的探索。他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为实验材料。
实验室里，童第周坐在实验台前，他想通过这个叫“核酸诱导”的试验验证他在科学研究上的设想。助手们将已经提纯过的鲫鱼卵的核酸，送到他的手边。他将这些核酸注入了金鱼受精卵的细胞质内。他想看看鲫鱼卵的核酸对金鱼的受精卵是否有影响，看看由这种金鱼受精卵长大而成的金鱼的性状是否会发生变化。
从清晨到下午两点，8个小时过去了，实验在一批接一批地进行，坐在实验台前的童第周，已经是腰酸背疼、饥肠辘辘了。但是，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着，一丝不苟地操作着。一个助手说：“童老，您休息一会儿吧！”童第周摇摇头说：“应该记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而且，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忙吗？”
不久，这些由动过手术的受精卵产生的金鱼慢慢长大了，奇迹也出现了。童第周和他的助手们惊喜地发现，一些金鱼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在发育成长的320条幼鱼中，有106条由双尾变成了单尾，金鱼表现出鲫鱼的尾鳍性状。这些鱼既有金鱼的性状，又有鲫鱼性状。这说明，从鲫鱼卵中提取的核酸对改变金鱼的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
这种具有特异性状的鱼，被人们赞誉为“童鱼”。“童鱼”的诞生，有力地证明了生物遗传性状是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作用结果的观点，开创了人类按照需要而进行人工培养新物种的先例，对培育动植物新品种具有重大意义。
125.汤佩松证明“呼吸酶”的存在
汤佩松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从事植物呼吸代谢和光合作用的研究，提出植物代谢多条路线的观点。在植物生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汤佩松独立做出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那时关于呼吸的生化研究刚起步不久，对细胞色素和细胞色素氧化酶还不完全理解。虽然已经有了测定这些物质的光谱学方法，可是对于存在细胞色素氧化酶尚不明确。德国的瓦布尔格发现了“呼吸酶”，英国的凯林发现了“细胞色素”，但他们对这二者是否是同一种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他们的工作都是用酵母或动物组织的匀浆在体外进行的。汤佩松改用整体的羽扇豆幼苗为材料，运用一氧化碳在暗中抑制氧的吸收而光又能消除这种抑制的特性，证明在高等植物体内确实存在“呼吸酶”，也就是细胞色素氧化酶。这是现在公认的细胞色素氧化酶在植物体内的首次发现。
126.裴文中深入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
1929年12月2日，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在周口店被发掘，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发现者就是著名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裴文中。
裴文中对古生物学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劳动手段遗物的研究是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可靠物证，如何鉴定人工制品和非人工物，是史前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关键。
裴文中通过对比实验，以敏锐的观察力从周口店的岩石痕迹上弄清了人工打击和自然破碎的区别，从而明确中国猿人石器的存在。在法国留学期间，裴文中结合人工打击的实验及国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岩石标本，深入分析人类制作的石器与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以“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现象的作用”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它既为“曙石器”的破产作了有力的诠释，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标本和新生代所藏标本的基础上，研究分析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并通过实验，使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质和特征更加明确。
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体系和年代分期也作了深入的综合研究。1937年，美国费城举行了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裴文中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篇论文将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顶洞文化列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础。
1955年、1959年和1965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论文。他根据新的发现和研究，不断扩充其内容和提出新的认识，这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27.谈家桢坚持科学真理
谈家桢是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
1921年，12岁的谈家桢从教会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了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在学校里，谈家桢学习很努力，尤其在英文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渐渐地，他熟读《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但他并非为天主所吸引，而是为了提高外语听觉能力和表达能力。
在斐迪中学，谈家桢是为数极少的不信教的学生之一。因此，一些外籍教员对他侧目而视。有一天，一名外籍教员要谈家桢回答：“人是谁创造的？”谈家桢没有按照《圣经》中《创世说》所宣扬的那样回答说：“人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说：“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我们还不清楚，这要由科学来回答。”教员一听，大为恼火，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报告了学监，将本来准备奖给他的一笔奖学金取消了。
同学们深为谈家桢可惜，对他说：“你真傻，为什么不照《圣经》说的回答呢？像留声机那样重复一遍多方便！”谈家桢说：“我不信上帝信科学，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科学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谈家桢坚持科学真理，通过不断的努力，长大后，如愿地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家。
谈家桢为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果蝇种群间的遗传结构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拓性成就，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这为奠定现代进化综合理论提供重要论据，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一些权威专家认为这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128.摔跤“摔”出的新纪录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吴征镒，这位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科学家，凭借自己对植物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在92岁高龄之际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吴征镒曾到英国考察。到了大英博物馆后，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