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一八八二年，经历了这次奇遇。
我刚在一节空车厢里安顿下来，关上车门，只想一个人待在里面，突然车门打开了，我听到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先生，请您当心，这儿正好处在铁路交叉点上，脚踏板非常高。”
另外一个声音回答说：
“不用担心，洛朗，我会抓住把手的。”
车门两旁的皮吊带上出现了两只手，接着露出来一个戴着一顶圆礼帽的脑袋，随后一个肥胖的身躯慢慢地上来，两只脚踩在踏脚板上发出手杖着地的声音。
当这个人的下半身进了车厢以后，在他松软的裤管里，显露出来一条涂成黑色的木腿的末端，紧接着另一条同样的木腿也上来了。
有一个脑袋在空虚旅客的身后露了出来，问道：
“您好了吗，先生？”
“好了，我的孩子。”
“那好，这是您的包裹和拐杖。”
一个样子有点像个老兵的仆人也跟着登上车厢，怀里抱着一大堆用黑色黄色纸头细心包扎起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放到他主人头顶上的网架里，然后说道：
“先生，全部在这里了，一共五件：糖果、玩具娃娃、鼓、枪和鹅肝酱。”
“可以了，我的孩子。”
“一路平安，先生。”
“谢谢你了，洛朗。祝你身体健康！”
这个叫做洛朗的人推开门下车去了，于是我看了看我的邻居。
他大概三十五岁的年纪，头发却几乎全白了；他戴着勋章，蓄着小胡子，非常胖，好像患有肥胖病——这是那些本来身强力壮，充满活力，但由于残废而动弹不得的人常得的毛病。他揩了揩额头上的汗，一面喘息着，一面盯着我看：
“先生，抽烟妨碍您吗？”
“不，先生。”
这眼神、这声音、这面孔，我都很熟悉。但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的呢？这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肯定遇到过这个人，和他谈过话，握过手。它像雾一样模模糊糊。我在迷雾中摸索寻找，努力回忆，如同追逐逃走的幽灵似地想抓住它，但总是抓不到。
而他这时也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就像一个人想起了什么，却又没有完全记起来那样。
长时间四目对视，使我们的眼睛都有点不自在起来，就转向别处；但过了没多久，那被暗藏的一心想回忆起来的意愿的吸引，又转到一块儿来。于是我说：
“天哪！先生，与其我们花上一个小时傻傻地互相打量，还不如一起回想我们以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好吗？“
我的邻居高高兴兴地回答：
“您的话很有道理，先生。”
我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是亨利·那克莱尔，法官。”
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带着那种思想似乎高度集中而仍游移不定的目光和声音说道：
“哎呀！不错，我是在普安塞尔家里遇到您的，那还是战前老早的事，算起来已经有十二年了。”
“是的，先生……啊！啊！您是勒瓦利埃尔中尉吧？”
“是的，也就是后来的勒瓦利埃尔上尉——直到我失去两只脚为止……一发炮弹飞进来，两只脚—下子全报销了。”
既然我们已经认出来了，于是我们又互相打量了一下。
我回忆起来当年见过的那个身材修长的漂亮的小伙子了，由于他领跳沙龙舞时那狂热的劲头，敏捷的动作和潇洒的姿态，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管他叫“龙卷风”。不过就在这个清清楚楚的形象后面，还浮动着某种抓不到的东西，一个曾经知道后来又忘掉了的故事；就是那种在短促的时间里被人善意地关怀过。而后在头脑里仅留下一点浮光掠影的故事。
在这个有爱情成分的故事中——我在我的记忆深处找到了这种特殊的感觉，但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种感觉就像狗鼻子嗅到一只猎物的爪子留在地上的气味那样。
随之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晰起来，一张年轻姑娘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接着她的名字也在我的脑海里忽地闪现出来：德·芒达尔小姐。现在我已完全记起来了。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平凡的爱情故事；当我遇到这个年轻人时，年轻姑娘正爱着他，别人说他非常痴情，他们非常幸福，而且他们就要结婚了。
我抬头看了看我的邻居头顶上方的网架，他的仆人送上来的包裹随着火车的震动摇摇晃晃，那个仆人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来。
“先生，全部在这里了。一共五件：糖果、玩具娃娃、鼓、枪和鹅肝酱。”
瞬间，在我脑海里一部小说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情节和我读过的那些小说差不多。在这些小说里，主人公是个年轻小伙子或是个年轻姑娘，在遭到一次躯体上或钱财上的飞来横祸以后，男主人公还是娶了他的未婚妻，女主人公还是嫁给了她的未婚夫。因此，在我的这部小说里，这个在战争期间被截去双腿的军官，在战后又找到了他的未婚妻；而他未婚妻理所当然地信守诺言，委身于他。
这样的故事我认为很美，但也普通得很，就像人们觉得那些小说或剧本里的献身精神和圆满的结果很普通一样。当人们看到或是听到这些崇高的教诲时，总觉得心潮澎湃、慷慨激昂，认为自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也会做出伟大的自我牺牲。但等到第二天有个穷朋友向他借钱时，他就会热情全无，心情坏到极点。
之后，我突然又产生另一个虽然缺少诗意，但很现实的假设来代替前面的假设。那就是，说不定在战前，在炮弹炸断他的双腿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以前，他已经结婚了。因此她虽然悲痛万分，却不得不接受这一不幸的事实——照顾、安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初离家时是那么身强力壮、英俊潇洒，回来时却失去了双腿，不得不呆着不动，发些于事无补的脾气，注定要成为一个胖得臃肿不堪的残废。
我突然产生一种想了解他的这段故事的欲望。他现在是很幸福呢，还是受着痛苦的折磨呢？这一欲望开始时很微弱，后来越来越强烈，最后简直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至少我想了解一些主要情节。好让我以此来猜出他不能够或是不愿意对我讲的那些内容。
我一面和他谈话，脑子里一面假想着。我们已聊了几句家常话；这时，我的眼睛望着他头顶上的网架，心里想：“他想必有三个孩子：玩具娃娃是给他小女儿的，鼓和枪是给他两个儿子的；糖果是给他的妻子的，鹅肝酱则是留给他自己的。”
我脱口而出地问道：
“您做父亲了吧？”
他回答道：
“没有。先生！”
我顿时觉得很窘，好像做了一件有失体统的事情；于是我接着说：
“很对不起。我是因为听到您的仆人提到玩具才这么想的，偶然听到一句话便想当然地下了结论。”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似的说：
“没有，我连婚也没有结过呢。过去也只是停留在准备结婚的阶段。”
我装出突然记起了的样子：
“噢！……不错，当我认识您时，您已经订了婚，您的未婚妻好像是德·芒达尔小姐吧？”
“是的，先生。您的记性真好。”
我突然胆子大得出奇紧跟着又说道：
“对了，我记得好像也听说过德·芒达尔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位……先生……”
他泰然自若地说出了这位先生的名字：
“德·弗费雷尔先生。”
“不错，正是这个名字！不错……我还记得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听人家讲到过您所受到的伤害。”
我盯着他看，他脸红了。
他那浮肿的、由于一直充血本来已经很红的胖脸，现在颜色更加深了。
他就像是为一个案件的辩护，明知道自己的诉讼要失败，在内心里和精神上已经败诉了，还想在舆论面前取得胜利那样，充满激情地说道：
“先生，谁要是把我的名字和德·弗勒雷尔太太的名字联在一起，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我从战场回来时，已失去双腿，咳！我再也不能，绝对不能接受她做我的妻子了。这怎么可能呢，先生？一个女人结婚，可不是为了炫耀她的宽厚大度，而是要生活。她要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和这个男人厮守在一起。如果这个男人是畸形的，像我一样，那就等于在她一结婚时就判处自己终身的苦刑了！啊！我理解，我赞赏这种自我牺牲、忠贞不渝的精神，但这一切得有个限度；我不允许一个女人舍弃她原本盼望的一生的幸福，舍弃她所有的快乐和梦想，来满足公众舆论的赞扬。当我听到我的木腿和拐杖击打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每走一步都发出像压榨机一样的声音时，我愤怒得要掐死我的仆人。您认为一个人能同意一个女人去忍受这种连他自己也忍受不了的痛苦吗？再说，您觉得我这双木腿很漂亮吗？”
他说完了。能对他说什么呢？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能责怪他的未婚妻，蔑视她、甚至批评她不对吗？不能。那么怎么办呢？符合常规的结局、符合一般、真实、情理的结局都不能满足我诗意的口味，这些英雄的残肢需要一种壮丽的牺牲来相配，但我却没有听到。因此我有一种失望的感觉。我突然问他：
“德·弗勒雷尔太太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我带的这些玩具就是给他们的。她和她的丈夫待我都非常好。”
列车爬上圣日耳曼坡道。它穿过隧道。进入车站，停了下来。
我正要伸出手帮助这位残疾军官下车，这时从打开的车门外伸进两只手来：
“您好，亲爱的勒瓦利埃尔。”
“啊！您好，弗勒雷尔。”
在一个男人的身后，有个女人在微笑着：她容光焕发，喜气洋洋，看上去依然很美丽，她正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示意问好。一个小女孩在她身旁快活地蹦蹦跳跳，两个小男孩则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父亲从车厢网架上取下来的鼓和枪。
这个残疾人一下到站台上，几个孩子马上都来抱他吻他；随后大家便上路了。小姑娘用她的小手抓住他的一只拐杖上涂漆的横档，亲热得就像握着和她并排走的大朋友的大拇指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