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滇黔，汉族最初随汉“开西南夷”迁入的同时，汉王朝还加封了“滇王”、“夜郎王”、“句町王”以及“漏卧侯”等相当一批土着族群上层，并通过这些夷王、侯来“复长其民”，即继续按其原有的方式统治各自属下的本民族成员及其他土着民族群众。这种与郡县制并行的统治制度，历史文献中称之为“羁縻”。
“羁縻”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封建统治秩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得以逐步建立起来。然而由此所构成的“夷、汉分治”或者说“土、流并举”的政治格局，同时也对区内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抑制作用。．具体说来，就是在“夷、汉分治”的历史条件下，尽管随区内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友好往来所产生的相互影响与文化渗透势在必然，但由于政治体系的制约而少有民族融合现象发生。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将近1个世纪，直到西汉末年以后才逐渐发生变化。
史载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原已矛盾重重、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的西南边疆地区更是动荡不安。及至新莽代汉（9年）以后，又进而演化成为“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和滇中僰人大起义的全面冲突。为此，汉王朝曾连连发兵而一再惨败，后随王莽政权的垮台，西汉对滇黔地区的封建统治亦陷入瘫痪之中。两汉之际的大动乱，前后历时达70余年。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较之西汉时期已发生了一系列显着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滇王”、“夜郎王”等夷王、侯及其分别统治下的“滇国”、“夜郎国”均已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不复存在，在历史上其人口在整个滇黔地区不占多数，但在郡县内部却依然居于相对的优势地位，并由此决定了这时的族群互动，是以“汉化”的历史趋势为主流。
另据记载，当时滇黔地区的民族融合，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这就是封建文教事业的兴起。众所周知，几乎就在汉“开西南夷”设置郡县的同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儒家学说为封建正统思想，且“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然而，由于某些有待探明的原因，在信史的记载中，业已纳入封建帝国版图的滇黔地区，终西汉之世却一直无设置学校、讲习儒经的明确记录，直到东汉时期才率先发端于东部牂柯郡。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明、章之世（58～88年），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讳，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尹珍万里求学，还乡教授的自发行动，标志着封建儒学教育在滇黔一带逐渐兴起，并对当时区内的民族融合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官办学校亦应时而生，史载：“肃宗元和中（84～87年），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对此，尤中先生解释道：“王追兴起学校之后，发挥了‘渐迁其俗’的作用，这里的‘其’字所代表的是当地少数民族（僰族），即改变了当地僰族的文化生活状况……”。而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变，恰恰也就是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汉化的关键所在。
东汉时期滇黔汉族的发展，除了外来汉族移民的植入和郡县编民中的民族融合之外，另一表现形式是汉族分布面的扩大，主要又是随永昌郡的设置而向西部地区拓展。关于永昌郡的设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古哀牢国也。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西汉）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漕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据此，早在西汉武帝“开西南夷”之时，汉族移民的分布面便已抵达澜沧江西岸的今保山市一带。延至东汉初年，史云哀牢国王扈栗慕“汉威神明，即遣使诣越嶲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西部属国”。再至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抑狼再次奉贡求内属，汉王朝遂“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自此，“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古哀牢国地，也纳入了东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其中，永昌郡辖下新设置的哀牢县地在今澜沧江以西怒江中游两岸德宏、腾冲一带，部分地区甚至突破了今滇缅边界达于境外。与此相应，汉族的分布范围亦当延伸到了上述地区。不过，对此需要说明的是，两汉滇黔汉族的分布，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情况基本一致，也是多集中在郡县据点及其周围和各交通干道沿线，在永昌郡辖下新拓展的怒江中游沿岸地区当然也不例外，且人数当更为有限。
总之，自西汉中叶汉族入滇黔起，经过两汉之世300余年的平稳发展，尤其是降及东汉时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区内土着民族汉化历史趋势的形成与封建文教事业的兴起，加之郡县疆域向怒江中游沿岸地区的拓展，故而滇黔汉族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分布面上都有了较明显的长进。反映在人口统计数字上，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滇黔地区益州、牂柯、永昌、越嶲4郡及从犍为郡分割出来的犍为属国等5个郡级政区的在编人口总值，共计为43．05万户293．59万口，较之西汉时期增长了将近一倍。其中，扣除越嶲郡今四川省所属部分，再以汉族占郡县编民的50％左右估算，这时滇黔内的汉族人口可达100万以上。这一数据，大概也就是明清之前滇黔汉族1000多年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
三、魏晋南北朝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世凡36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分裂、大割据、大混战的动荡年代。其间，自先秦以来一直相对稳定的巴蜀地区也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纷争之中，曾相继被置于蜀汉、曹魏、西晋、十六国成汉与前秦、东晋、南朝宋、齐、梁和北朝西魏、北周等大小10几个封建王朝的控制之下。而滇黔一带则被称为“南中”，行政区划则经汉末蜀初的调整后，衍化为建宁、云南、兴古、朱提、水昌、牂柯、越嶲“南中七郡”，入晋后又屡经置省析割而多有变更，但空间范畴仍基本上因循汉世无大增损。及至西晋太康七年（286年）设置宁州以后，滇黔地区逐步摆脱了“巴蜀附庸”的地位，正式成为当时全国19个州级大行政区之一并延续到隋朝初年。值此期间，受全国性大分裂、大割据和大混战的影响，南中地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乱纷争，在这种背景下，巴蜀汉族与滇黔汉族的发展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巴蜀汉族走的是融合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发展之路，而滇黔汉族走的是“夷化”之路。
（一）巴蜀汉族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与汉族相关的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根据诸史志的记载主要如下。
首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平定滇黔地区益州、越嶲、牂柯等“南中诸郡”的叛乱后，作为安定局势的措施之一，曾“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批由夷、汉等多种民族成分构成的万余户“劲卒、青羌”徙居巴蜀后，被编入骑兵部队为蜀汉政府服役，往后当逐渐融入巴蜀汉族而消失。
其次，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即蜀汉后主炎兴元年）魏灭蜀后，曾强行将后主刘禅及原蜀汉宗室、王公贵族和民户3万余家迁往洛阳、河东（今山西）等地，并“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曹魏此举，意在借移民以削弱蜀汉残余势力，杜绝后患。但不少于10万人口大举内迁，再加之战争的损耗，使得巴蜀汉族元气大伤而自此一蹶不振。
再次，西晋末年关陇大旱，饿殍被野，至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略阳（今甘肃清水县一带）、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汉中）……户曹李肤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久，朝廷下令遣返，新任益州刺史罗尚更以兵威催逼，流民“人人愁怨、不知所为”。遂聚集绵竹推李特为主举兵与官军相互攻杀，为此蜀中大乱。永安元年（304年），李特子李雄率流民攻破成都自立为王，三年后称帝，号“大成”，至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改国号为“汉”，故后世统称“成汉”。再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晋将桓温伐蜀，成汉主李势降，遂亡。
成汉小王朝是所谓“五胡十六国”中建立最早的地方割据政权，自西晋永康二年（301年）李特率流民聚众起事开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年）亡，凡六世共47年。其间无论是人口迁徙还是民族融合，都是巴蜀历史上最为频繁的阶段。其中，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除成汉王朝本身就是以从关陇迁入的10余万流民为主体所建立之外，史载其立国之初，曾因连年战乱而使“三蜀民流迸，南入东下，野无烟火”，一片凄凉。以后随着局势趋稳才又“附者日月而至”，并再现“年丰谷登”，“闾门不闭，路不拾遗”的升平景象。而这一转机的出现，主要又是与当时的民族融合直接相关。
成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民族融合，起主导作用的当首推成汉国主李氏家族。据《华阳国志·李特志》记载：李氏“本巴西宕渠（今川东宕渠县境）民”，汉末“移于略阳，北土复号‘巴人’。”及至西晋末年偕关陇“氐叟、青叟数万家”南下入蜀后，曾一度因“主客不能相饶”而与“蜀民”发生摩擦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流民大起义。这种“不能相饶”即互不相容，以今天的眼光看，至少包蕴着“主客”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双重隔阂。对此，李氏家族似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较为主动的态度，史称李雄率流民攻克成都后，便立即派人前往西郊青城山“奉迎范贤，欲推戴之。贤不许，更劝雄自立”。后来李雄称王，“迎范贤为丞相……尊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军征不预，租税皆入贤家”。据记载，范贤本名长生，原籍涪陵丹兴（今重庆市辖下涪陵彭水县一带），后徙蜀入青城山修炼，为是期着名道教首领，至成汉初年已“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李雄尊尚范长生，用意无非是借助其人在巴蜀地区的宗教影响以笼络人心稳定局势，但同时也起到了促进外来“氐叟、青叟”流民与巴蜀汉族之间民族融合的历史作用。如《晋书·周抚传》所云：“贤为李雄国师，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进而言之，史载李氏据蜀，国号初称“大成”，后李寿时改为“汉”，且建元“汉兴”并自称“汉皇帝”，又说李雄“乃兴文教，立学官”而大倡儒学，末代成汉主李势则“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谓之汉”。从中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以李氏为首的“氐叟、青叟”等外来流民主动向巴蜀汉族靠拢并逐渐汉化的历史进程，与后世北魏孝文帝时的情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此外，同期巴蜀的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规模较大的还有“僚人入蜀”之说。据《蜀鉴》卷四引李膺《益州记》说：成汉李寿时，“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二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万余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这批数十万人之众的徙蜀“僚人”，按尤中先生的见解为今壮、布依、仡佬等壮傣语族先民之一部，直到南北朝时仍分布在汉中以南广大地区。延至后世，其中的绝大部分也陆续融入巴蜀汉族而消失。
成汉灭亡之后，巴蜀与关陇、荆湘、滇黔等毗邻地区之间汉族人口的对流以及区内的迁徙，虽依然时有发生而持续不断，例如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关陇流民的南下，太元十年（385年）东晋从前秦手中收复巴蜀后北方流民的徙入，义熙十四年（418年）晋军自关中溃退时汉族的南迁，刘宋元徽年间（473～477年）巴峡流民的东移，等等，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已不多见。与此同时，巴蜀汉族也历尽磨难而逐渐走出低谷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二）滇黔汉族的夷化
滇黔汉族的“夷化”与滇黔汉族中的“大姓”和土着民族上层“夷帅”两大地方民族势力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
所谓“大姓”，简单说来就是人尽皆知的封建宗法制大家族，在汉晋时期曾大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空间分布上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而尤以巴蜀一带汉族聚居区最为常见。南中地区的大姓，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在当时的“南中七郡”里几乎都有分布，其中建宁郡有“大姓焦、雍、娄、爨、孟、董、毛、李”，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及孟氏，牂柯郡有“大姓龙、傅、尹、董”及谢氏家族，永昌郡则有“大姓陈、赵、谢、杨氏”及首姓吕氏家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