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的居住地望来看，五大氏族或部落或部落联盟组成的东夷集团，有着很大的差异。蚩尤部主要居住在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部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部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部则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北、皖中和皖南地区。因此，从我们现在的人文地理区划来看，只有徐夷和淮夷与华东有着直接的地域联系，所以，我们所叙述的东夷，基本上也就限于徐夷和淮夷。
徐夷。徐夷自称为“虎”，殷卜辞中称之为“虎方”。“徐”是周时对他盼称呼，为“徐虎一声之转”。因其勇悍，又被称为“徐戎”。其活动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安徽泗县以北至江苏徐州一带。
淮夷。淮夷是东夷的主体族群之一，在夏商周三代对此有不同的称呼。夏代时称九夷，商代称夷方、人方、夷，西周时则以居住地名而称之为淮夷，也有称南夷、东夷、南淮夷或夷楚的。其主要居住地是安徽中部、江苏北部及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
淮夷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据认为就是东夷人所创造。他们分布在山东南部、江苏淮北地区及皖北、河南等地，过着以农业为主的比较定居的生活。据有关史料记载，淮夷地区的自然环境优越，出产丰富。当时属淮北的“淮、沂其义；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厥土赤植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嫔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其意是淮水、沂水已经治理，蒙山、羽山也已整治，大野泽已经蓄满了水，东原一带已平定。这里的土地颜色发红，有黏性而且肥美，草木相互包裹着，生长得非常茂盛。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二等，税赋则为第五等。所进献的贡品是五色土和羽山山谷所产的雉，峄山南面所产的独生桐木，泗水边露在水面上可以制磬的石头，淮水下游所产的蚌珠及美鱼，以及这里用筐子盛着进贡的黑绸和柔细的白绸，它们用船载着，由淮水入泗水转入河水（运抵翼州）。而淮南是“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荡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惟金之品，瑶琨筱荡，齿草羽毛惟木。岛（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讼于江、海，达于淮泗”。其意是说，彭蠡既已聚水成了大泽，于是就成了大雁冬天居住的地方。三条江水既已注入海中，因此，震泽也就平定了。地上已经长满大大小小的竹子，这里的草长而美，这里的树木都是高耸的，这里的土壤下湿为泥土，田地属于第九等，税赋是第七等，可也夹杂着第六等。进贡的有三色铜、美丽的玉石、大小的竹子、象牙兽皮、鸟羽以及旄牛尾巴。海岛中的夷人，他们的衣服都是用草编织而成的。这里用筐子盛着进贡的是美丽的水贝连缀成的细缯，包装起来进贡的是橘子和柚子。这些贡品都是沿江、淮进入淮水、泗水（再转运到翼州）的。可见两淮地区的淮夷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其他经济生产方式，并利用天然的江河作为交通要道，有着发达的船运业。可见它与中原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已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和控制。
这种影响和控制是随着氏族部落间的不断征伐而完成的。传说禹娶涂山氏女而生启。涂山在今安徽淮河之畔的怀远，启即夏代的始君。史载：“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启的庶兄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可知启是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正是这个先例，不仅打破了天下以贤者居之的禅让制，而且开创了只要有武力，就可以夺取天下为己有的方式。所以，当夏的第三代国君太康荒淫残暴时，东夷族的首领有穷氏后羿便联合夷族，西进中原，赶跑了无道昏君，夺取了夏朝天下。一直过了40年之后，夏代第六代国君少康，才重新夺回了政权。当时，在淮水流域分布着9个强大的夷族部落，即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说：“此九夷与吴楚相近，盖即淮夷。”
夏少康中兴复国后，曾派兵征讨过淮夷。《竹书纪年》载：“帝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黄夷。七年，于夷来宾。”这种征伐一直到后相即帝位，并经过六七年的长期战争，才平定了淮夷。从此，淮夷部落世代臣服夏朝，并经常前往进贡。《后汉书·东夷传》载：“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竹书纪年》则说得更清楚：“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玄夷、风夷、赤夷、黄夷。”“帝泄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这种征伐、封爵和进献，极大地加强了中原夏族文化与淮夷各部族文化的交流、影响。夏代最后一位国君桀，由于他荒淫残暴而被商汤所灭，并被放逐到南巢，即今淮水之南的安徽巢县而亡（当然对南巢还有其他的解释，详后）。《竹书纪年》云：“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尚书·仲虺之诰》曰：“成汤放桀于南巢。”南巢便属于淮夷人的领地。
商代与淮夷也不时发生战争，武丁时对东夷征伐有加，但到商代第五代国君时，国势衰败，因此，“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商纣王还在大规模的征伐东夷战争之后，致使国力大耗，民穷财尽，国人怨声载道，矛盾加剧，很快被国人送上断头台。因此，史家有“纣克东而殒其身”之说。
周代立国后，与淮夷也是时有争战。周武王去世后，“三监及淮夷叛”。《竹书纪年》载：“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邺以叛。”于是，震动周朝的三监、武庚及淮夷大叛乱开始了。此时，周公作《大诰》，毅然镇反。“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载：“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然后分封宋等十一国诸侯，以屏蔽周室。但是、周公的东征并未消灭淮夷的主力，所以，周成王自己亲率王师，开始了“成王践奄”的第二次东征。《竹书纪年》载：“成王四年，王师像淮夷，遂入奄。”《史记·周本纪》也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居薄姑。”此后，周人的势力才真正到达淮河流域。
（二）三苗
三苗也称有苗或苗民，属南蛮民族集团。三苗集团的分布极其广大，但大部分不在今天华东的范围。然而，不可否认，三苗集团在尧舜时就曾生息于江淮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可知在江淮一带“作乱”的三苗，与东夷集团应该是有区别的。是其势力扩大之后，延及于东夷集团地区。商周之后，三苗族称消失，但“并不是这个族体不存在了，而是改用它称了”。
（三）勾吴
勾吴又称攻敌、攻吴和吴等。勾吴一名首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其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
勾吴是否属于百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周人一支与当地居民融合说，有土着说，还有越族说，等等，我们暂且不去一一作讨论，先让我们看看在勾吴崛起的这片土地上的考古文化再下定论吧。
大约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在时间上相比稍后的是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这种分布于环太湖流域西北的文化形态，与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有着一定的差异。这儿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其中石器制作精良，主要有锄、刀、铲、斧，狩猎工具较少，说明此地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中彩陶是北阴阳营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这在太湖流域极为罕见。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从北阴阳营文化到湖熟文化到吴文化，是具有自我发展轨迹的文化类型。然而，也有学者通过整体研究，认为这些文化“如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也有共性的东西存在。例如，这一地区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石器，普遍有穿孔石斧、有段石锛，造型相仿，演变顺序一致；陶器都以鼎、豆、盉、壶为主；都以璜、块佩为主要装饰品。到崧泽文化期，共性的东西明显增多。到良渚文化，内涵基本趋于一致。自此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步入文明的门槛”。
不过，由于地域位置决定了勾吴文化更多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被称为先吴文化的湖熟文化，是1951年被发掘后命名的。这种文化类型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沿岸也多有发现，除了继承北阴阳营文化之外，考古发现的烧灼过的龟甲、牛羊的肩胛骨等和小件的青铜器，显然是受殷商文化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吴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具有自己个性又融入了中原文化特点的百越文化的一支。这种融合，在勾吴形成的早期就非常的明显。司马迁这样写道：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说明勾吴在创始之初便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至少在贵族上层拥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只是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贵族文化未占主流地位。太伯仲雍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甚至采用荆蛮之俗，“断发文身”以示与中原文化的诀别。因此，我们认为，勾吴是在土着文化中发展起来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百越族的一支。这一点，在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也可以作为证据。宜侯矢簋有铭文12行，残存118字，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唐兰先生就已经指出宜侯矢簋是一件吴国早期的器物。我们从铭文里叙述作器者的虞（即吴，同音通假）侯的封土，有“厥川三百……”即侯国有300条河流，这必定是太湖一带的水网区。按铭文所记，吴当时迁都到了一个叫“宜”的城市，城市里的人口以“王人”即周人为主，至少有67“里”。周代的“里”有多少家，古书说法不一，最少有50家，那么，67“里”有3350余家。在宜的郊外则为土着人民，有七个官第进行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宜侯矢簋的时代是周康王、昭王之间（公元前1004～公元前947年），可知那时的吴国规模已经可观。而周人与土着文化的交流融合也必定有了很高的程度。
这种融合还表现在吴人对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上。吴王寿梦就非常喜欢周朝礼乐，其第四子季札赴鲁观乐并对周乐所作的评论，曾令世人震惊不已。表明勾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已非常的直接。正是在吴王寿梦时，吴国开始走向中原文化的舞台。《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使勾吴成为与中原各诸侯国可以争衡的一个方伯。
吴国的强大是在不断蚕食和吞吐周边侯国的征战中完成的，因此，从统治者本身的目的看是为了国家的安宁而称霸，而从客观目的看，则加速了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与中原侯国的联盟，使中原文化极大地渗透到勾吴文化之中，最终融入汉民族文化。
西周之后，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作为“共主”的周天子地位一落千丈，谁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许多诸侯国都想吞并邻近的小国，扩大自己的版图，以便称王称霸。当时吴国所处的形势是，江北岸有一个干（邗）国，溯江而上是楚国的势力，东边太溱，隔湖之间为奄国，而南边则有于越。春秋初年，吴干经过一番激战，干败吴胜，干国被吴国吞并。吴灭奄之事虽无明文记载，但奄城遗址至今可寻，传说奄君凭借高垒深堑的奄城，拒吴数载，最后吴国收买了奄王的亲信作内应，才将奄国消灭。左思《吴都赋》中所描述的“拓土画疆，卓荦兼并，包括于越，跨蹑蛮荆”，就是当时吴国向外扩张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