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地方，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而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一线南北有差异，年平均气温从北往南由13℃递增到16℃。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大部分地区在0℃～4℃，北部徐州地区为13℃～16℃；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从北往南由26℃，递增到28℃。全年无霜期由北往南为7～8个月。年平均降水量从西北往东南，由800毫米递增到1200多毫米，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匀，夏季盛行东南季风，降水丰富，降水量占全年的40％～60％，以北部地区最为集中；冬季降水较少。春夏之交多梅雨，夏末秋初多台风雨。
浙江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夏季除少数山地比较凉爽外，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年平均气温从西北往东南，由16℃左右递增到18℃以上。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从西北往东南，由3℃左右递增到7℃以上；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全省多在28℃左右，金衢盆地是全省最热的地区，高达30℃以上。全年无霜期从西北往东南，长达7～9个月。年平均降水量从北往东南，由1200多毫米递增到1800毫米以上，雁荡山西南部是全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降水主要集中在4～9月，以春雨、梅雨和台风雨为主。梅雨以后的7～8月间晴热少雨，常有旱象。夏秋之交，易受台风侵袭，造成灾害。
安徽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从北往南，由14℃递增到16℃以上。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在淮北为-2℃～2℃，绝对最低气温在-20℃左右；淮河以南为0℃～3℃，1月0℃，等温线基本上与淮河干流吻合。淮河是我国河流冰冻的最南界线，平均每年有半个月的冰冻期。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在淮河以北为27℃～28℃，以南多在28℃以上；全年无霜期，淮北约为7个月，江淮之间7个多月，江南8个月以上。降水以南部较多，一般在800～1600毫米，淮北为700～800毫米，大别山地区超过1600毫米，皖南黄山一带达2000毫米以上，为本省两个多雨中心。淮北地区各年降水变化较大，全年降水量的60％集中在夏季汛期，易产生春旱夏涝现象。
二、华东汉族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华东的土着族群于越、勾吴作为汉民族起源的支源之一，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社会中都被卷入了华夏民族形成的浪潮之中，其后在秦、汉“大一统”的大趋势下，随着华夏民族向汉民族的转化和发展，华东也就成了最初形成的汉族的聚居地之一。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华东汉族经历了一个直线上升式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分为5个时期。
（一）两汉为华东汉族第一次直线上升发展时期
西汉之时，华东地广人稀，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约有黄河下游的汉族迁入会稽郡。两汉之交，在绿林、赤眉大起义的打击下，许多北方地主官僚纷纷逃到江南避难。如《后汉书·任延传》所言：“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及至东汉末年，初平三年（192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王允设计杀了董卓，关中大乱，约有数十万难民东迁至今徐州一带。这样使华东汉族在两汉时得到了第一次直线上升的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为华东汉族第二次直线上升发展时期
三国之时，在魏吴相争之中，沿江郡县之民为曹操所掠，“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族纷纷南迁形成了持续100多年的移民潮。其中华东的苏南、皖南及浙北地区是这次移民潮的主要迁入地。
在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中，华东汉族得到了一次大发展。这个时期迁入华东的北方汉族移民以侨民户计算，以江苏最多，有26万户，安徽有17万户。而据学者研究，到宋元明年间，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的总数至少应是户口数的一倍有余，即200万左右。
（三）隋唐为华东汉族第三次直线上升发展时期
华东汉族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始于“安史之乱”，当时“衣冠士庶……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多游寓于江南”。
“安史之乱”后，唐末出现了藩镇割据，接着黄巢大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战乱，这一个接一个的战乱，使得北方汉族一批又一批地南迁，华东各地获得大量中原汉族移民，且分布范围很广，以长江南岸诸州及越州、杭州等州较为密集。如天宝时苏州北方汉族移民20余万，占了苏州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样华东汉族再一次直线上升了。
（四）两宋为华东汉族第四次直线上升发展时期
两宋的动荡，特别是南宋建都江南临安，导致了北方汉族南迁的最大一次移民潮的爆发。据学者研究仅迁入临安的汉族人数近百万人，使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临安如此，华东其他地方也大多如此。如本江府（今苏州）也是这样，到淳熙十一年（1184年）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有13．15万户，以每户5人计，约有65万人，正是“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
所以，从南宋开始，中国南方与北方汉族人口数从此颠倒，汉代元始二年（2年），北方汉族有965万户，南方仅111万户，但到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仅459万户，南方已有830万户了。从这个变化中可见两宋之时华东汉族直线上升的发展达到惊人的地步，为中原汉族迁入华东的最高潮。
（五）明清为华东汉族第五次直线上升发展时期
明初，在洪武时，有明政府组织的移民中，迁入华东的汉族移民也不少。如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凤阳接受来自山西北部的移民近4万人，洪武七年（1374年）“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凡此等等，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向凤阳府的移民达30万左右；而对安徽长江两岸的安庆、池州、庐州等地移民约有61．2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70％以上，表现了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
进入清代以后，华东汉族直线上升式的发展，改为在华东地区内呈扩展式的发展，一是向山区移民扩展，如清初“三藩之乱”时平原的汉族向浙南山区县、安徽与浙江交界的山区县移民；二是农村的汉族向城市移民，最突出的就是清末农村的汉族纷纷向上海、宁波等城市移民。
三、华东汉族的族群结构
华东汉族的族群结构为双层类型。
纵观华东汉族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从西汉到明代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其人口一直呈现直线上升式的发展状态。北方每一次动乱的结果就是造成北方中原汉族的纷纷南迁，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移民潮，而华东作为北方中原汉族移民的重要迁入地，无论江苏汉族还是浙江汉族，或是安徽汉族，都不断得到了发展，而其中杭州和南京都曾做过首都，所以在这一个层次上形成杭州人、南京人。但是，除此以外，又形成了一些另具人文特征的族群，如苏州人、徽州人、苏北人等。
清代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现代城市的发展，华东汉族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层次，即上海人、宁波人、温州人等。
由此观之，华东汉族的族群结构呈双层次类型：
第一层次结构是南京人、杭州人；
第二层次结构是上海人、宁波人、温州人、苏州人、徽州人、苏北人等。
四、华东汉族的基本特征
华东汉族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有近代的开放发展，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征。
（一）族群都市化
分析汉族的族群，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类汉族族群是因其有独特的人文特征和方言而形成的，如客家人、广府人、闽南福佬人等；另一类是因历史的发展造成的地域特征而形成的，山东人、湖北人、河南人、河北人、山西人等。而华东的主要族群，却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如以政治中心而形成南京人、杭州人，以经济中心而形成的上海人、宁波人、温州人等。这是华东汉族的一大特色。
（二）方言古老
华东汉族的方言中，占主要优势的吴语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汉语方言，其源于吴越之时的越语，而又早从春秋之时开始受中原雅言的影响而开始形成，是汉语方言中最古老的方言之一，华南古老的闽语之中还会有早期吴语的因子。
而江淮虽然属北方方言，但是形成时期也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话开始大量南下，江淮地区建立了大量北方汉族移民的侨置郡县，而造成了吴语萎缩，江淮官话的形成，算起来也有1600余年的历史了。
徽语是界于吴语和赣语等方言之间的一种方言，人们常常将它暂归于吴语之中，可见其也是一种很古老的方言，只是由于这种方言的复杂性而使得语言学家们还不知如何安排它为好。
（三）性格精明
华东汉族大多机灵聪明，表现出精明的人文性格。
华东汉族的精明表现多样化，如上海人的精明在于他们“思维活跃，目光敏锐，于学术的发展趋势与走向，往往得风气之先，为文重灵气、才情，洒脱而少拘谨”，表现出一种“海派”风格。宁波人的精明在于他们善于经商，如宁波煤炭大王刘鸿生所言：“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宁波商人精明地把冒险精神与商业经营结合了起来。徽州人的精明在于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所创造的徽调、徽菜、徽画以及“青砖白瓦马头墙”的民居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温州人的精明在于他们在经商中会造市场，温州的十万供销大军，无孔不入地跑遍全国，精明又机动灵活地做成一笔又一笔生意，同时在温州有全国有影响的纽扣市场、机电市场、打火机市场、皮鞋市场、眼镜市场等等。杭州人的精明在于把什么都与文化联系到了一起，如普通的油条，杭州人叫“油炸桧”，把油条比作秦桧和王氏背对背地拿到油锅里去炸以解人们的心头之恨。
（四）民风重教
华东汉族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其根源之一在于民间历来好学重教。如宁波人的好学重教表现于书院发达，比较着名的有甬东书院、泽山书院、姚江书院等，为某种名学者的讲学和当地人读书学习提供了场所，此风久盛不衰，直至今日包玉刚还捐建了宁波大学。徽州人的好学重教表现于子弟大都能发奋读书，所谓“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所以宋明清三代徽州府中进士者达322人。温州人的好学重教表现在历史上不仅出过永嘉学派，而宋时还出了文科进士1200多名，武科进士300多名，就是在近现代还出了晚清的经学大师孙诒让、现代的历史学家周予同、考古学家夏鼐、词学家夏承焘、数学家苏步青等，当代发了财的温州人更是重教育，他们想的不是把钱财留给下一代，而是给下一代提供好的教育。为此，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第二节华东秦汉时期族群概况
一、远古时代的华东原始族群
在远古时代，华东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生活的足迹。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原始族群对于生活在整个中国大地的原始族群来说，其文化发展程度也是处于先进的水平。因此，这一地区原始族群的文化发展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汉族文化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在华东地区的原始族群
1．和县人
1980年7～11月发现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的龙潭涧，在棕红色砂质黏土层，出土有1个较完整的头盖骨、1块左下颌和5枚单个牙齿，代表着3个不同个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东方剑齿象、大熊猫、小型猪等约40种动物化石，另外还伴有出土打制石器、骨器和火烧的骨头与灰烬等器物。时代和北京猿人相近，距今24万～28万年。
2．南京人
1993年3月在南京东郊江宁县汤山镇的葫芦洞里发现了1具古人类的头骨化石，同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收集到的化石中又发现了另1具人类的头骨化石。前者为1个成年女性个体，后者为1个男性个体。根据头骨形态和初步测定，其年代大约在中更新世，据今约为30万年，大致与“北京人”的中期相当，属于猿人。
3．建德人
1963年在浙江省建德县（原寿昌县）李家公社新桥大队乌龟洞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和10余种古动物化石，1974年又在此洞发现了一枚人类犬齿和哺乳动物化石，经鉴定为浙江的原始人类，其身体结构和现代人区别不大，属于新人阶段，时间距今5万年左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建德人的生活时间要比5万年早，根据铀系列法所做的新的年代测定，其年代值有两个，一个是9．7万±0．8万年，另一个是10．8万±（0．9万～0．8万）年。
4．巢县人
1982年3月在安徽省巢县银屏区岱山公社岱山大队银山发现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在第四堆积层中发现1块人类枕骨化石（更新世中期），同时出土有一件有明显打制痕迹的石核。巢县化石与北京人、和县人有明显的区别，属于早期智人。
5．下草湾人
1954年在江苏（原文为安徽）泗洪县下草湾发现，为人的右侧股骨上半段化石，股骨较直，骨壁较厚，髓腔较大，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接近，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其指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于更新世纪晚期的人类，即旧石器时代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