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族在华南的第二次迁徙是明清时期华南汉族迁徙的主流
明清两朝迁入华南的汉族虽然仍连绵不断，但与宋元相比，已呈减弱的态势。而已迁入华南的汉族自宋元时开始出现进行第二次迁徙的新动向，到明清时则发展成为华南汉族迁徙的主流。这个主流是由广东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再次掀起南迁的移民潮和福建的客家人再次大规模入粤、入桂的两大支流汇合而成的。
南雄珠玑巷的移民潮是从元末明初开始掀起的。元末明初，南雄战乱频仍，人祸与天灾并至，史载至正十六年（1356年），红巾军将领熊天瑞攻陷南雄、韶州路。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陈友谅陷江西，元师治兵梅岭以图江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令常遇春攻赣，下韶州、南雄，诛熊天瑞。这是人祸。至正十三年（1353年）南雄大旱，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南雄大疫，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三月，南雄路地震，八月雨雹，如桃李实。这是天灾。在这种背景下，南雄珠玑巷又一次出现移民潮：
“庆州李氏始祖李汝浈自南雄珠玑巷迁居东南堪都庆洲村，时在元末明初……”
“湖坑朱氏，明洪武间朱亮洪自南雄珠玑巷迁居县南湖坑村，为其始祖。至今传十七世，丁口六十余人，建有宗祠。”
“勒竹园何氏，始祖名一壮，字启元。据基碑谓居南雄珠玑巷，明初迁高要勒竹园。”
“西岸何氏，始祖名称昌，明初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东南头溪西岸村，至今传二十一世，丁口约六十人……”
“砚东李氏，其先居南雄珠玑巷。有李珩省，字天通，号琼卷。明洪武举人，因事挈家来肇庆，旋择地于城东砚冈卜居焉。”
“腰冈李氏，其先南雄珠玑巷人，明初有名元其者，迁居县东南傍湖都腰冈村，为其始祖，至今二十一世，丁口五百余人，建有宗祠。”
“围边李氏，官塘系，明初有名葵芳者，自南雄珠玑巷迁县东南白土都围边时，为其始祖，今传二十三世，丁口约九十人，有宗祠。”
“新潘李氏，其先居南雄珠玑巷，明初有名泽安者始迁县东白土都潘村，为其始祖，至今凡二十世，丁口五十人。”
“塘基头李氏……始祖李灿，字自明，号秋月，明永乐二年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南新江都塘基头村，至今凡二十一世，有丁口二百余，建有宗祠。”
“龙沙李氏：其先南雄珠玑巷人，明时有名孙者始迁县东南白土龙沙村，为其始祖，至今凡十五世，丁口约一百人，建有宗祠。”
“新村李氏，其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明嘉靖间有名成全者迁居县南新江都新村，为其始祖，至今凡十六世，丁口六十余人，建有宗祠。”
“茶冈吴氏，明初有名敬泽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县东南桂平都茶冈村，为其始祖，至今凡十九世，丁口约一百人，其后分支竹园及沙头各有丁口四五十人。”
“凤山吴氏，明时有名常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大湾之迳口，即今凤山，为其始祖，至今十三世，丁口约五十人。”
“隔布杜氏：明初有名仲恩者，自南雄珠玑巷迁居县西桂林都隔布村，为其始祖，至今二十世，丁口约一百五十人，建有宗祠。”
“龙泽岑氏，始祖岑绍祖明初由南雄珠玑巷迁来，卜居县南白渚龙泽村，至今传二十二世，丁口约五十人，建有宗祠。”
“大基头徐氏：其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明初有名伦者始迁县南白诸堡大基头村，为其始祖，至今传二十三世，丁口约一百人，建有宗祠。”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元史·地理志》载至正十五年（1355年）南雄路有10792户，而到《大明一统志》估计南雄只有4840户，始兴770户，共5610户，较之《元史》的记载人口耗减近半，可见这次珠玑巷汉族移民第二次迁徙的规模之大，声势之大。
明清之交，人祸与天灾再至，顺治七年（1650年）初清军破南雄，斩6000余人，此次屠城，民十存二三。连岁告饥，路有饿殍。于是珠玑巷汉族移民再次掀起了移民潮：
“长旗李氏，活村系，其先由南雄珠玑巷迁来，清顺治间居县南长旗村，至今凡十五世，丁口约四百人，建有宗祠。”
“牛围李氏，其先由南雄珠玑巷迁来，清顺治间始居县牛围村，今传十五世，丁口约一百五十人。”
“东坑口余氏，清初有名汝安者，由南雄珠玑巷迁居南东坑口村，为其始祖，至今十三世，丁口约一百五十人。”
“耕沙徐氏：此族谓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始迁者名载明，居于县南安怀堡耕沙村，时在清代，至今传九世，丁口约七十。”
凡此等等，亦不胜枚举。珠玑巷汉族移民的这一次移民潮使南雄的人口进一步下降。明洪武初南雄府犹有67031人，到《大清一统志》统计，只“原额人丁共17650”，康熙元年（1662年）至康熙十一年（1672年）“实在人丁11720”，亦可见这次移民潮的规模之大，声势之大。
珠玑巷汉族移民第二次迁徙后，大多落籍在今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珠江三角洲各县，次为西江下游的高要和韩江三角洲一带。清中叶以后，广东的这一支广府人便大批溯西江而上，向广西东南部迁徙。《来宾县志》云：“田氏之族……其先世居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转徙广西至武宣县属之七星村，清顺治年间分支至泥陂村。”《信都县志》亦云：“信都（今贺州境）民族之来源……惟地方各姓佥云自前明由金陵珠玑巷迁来。”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桂平县《粤东会馆序》说：“我东粤相距不远，扮榆接壤，亦何殊于父母之邦耶？然而吾乡之来游西粤者，不但在桂平也；即左右西江，所至辄有千人。”这就是说在广西左右江流域到处可见由广东迁入广西的汉族，故桂东南一片遂开始成为广府人的分布地之一。
客家人的第二次迁徙浪潮是从清初开始的。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用坚壁清野来困灭郑成功而下令迁海，即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从福建沿海开始，扩及广东、浙江、江苏甚至山东4省。在广东，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康熙六年（1667年），先后将惠州、潮州府属沿海各县及西南沿海各县界外居民尽行内迁，形成了东起饶平、南至钦州防城，长达数百千米、宽二三十千米的无人地带。直到台湾郑成功政权被清政府平定后，清政府才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令恢复被迁人民的旧业。但是当年的居民早已迁徙他乡，各县便招外地流民前来垦殖，粤东、闽西客家人便闻风而来。“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徙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多与土着杂居。”另有一些客家人来自赣南诸县。于是再次掀起了客家人入粤、入桂的移民潮。康熙年间分番禺立花县，就招募了客家人前往垦殖。民国《花县志》卷七载：“袁剑字燕北，其先赣人，康熙中割南（海）、番（禺）西北壤置花县，募民开垦，其高祖才应募至，遂家于邑之蓝坑乡。”故20世纪30年代初，罗香林先生在广州沙河等地作客家状况调查后云“番禺一邑，以旧募德里司及鹿步司二地为客人杂居，其地在广州东北，各有客家三四万人，昔年称东北六社。二司客人多自嘉应州及惠、韶二州所迁入。出广州小北门，迤北至沙河、瘦狗岭、龙眼洞、柯木塑，其间除少数系本地人外，大部分居民皆为客家。其中以徐、杨、张、范、陈、同、王、李、刘等姓丁口最多。徐姓多来自蕉岭，张姓则来自惠州及江西二派，杨姓则自兴宁。各姓迁移的年代，大概皆在雍乾二朝，迄今多传至八九代。”
除番禺外，潮州一带的客家人还迁往雷州、高州及廉州。尽管官府未同意他们入籍，并企图将他们遣回原籍，但显然并未成功。更有意思的是韶州、南雄因珠玑巷汉族移民大量南迁进入珠江三角洲一带，客家人后来也便乘虚而入，致使韶州、南雄也成了纯客家居县。发展到后来，广州、肇庆、高州、罗定、廉州，以及海南等地作为清代客家人移民接纳区，据统计，到清代中期为止，清代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已达410万人，几乎占同期广东人口的20％。而整个广东的客家人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至少有1060万人，约占全广东2120万人口的一半。
客家人不仅迁入番禺一带，也陆续迁入广西。史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政府下令广西及云、贵、川、湘招商开矿，广西开矿亦最多，故从广东召来开矿的客家人甚众。正如《贵县志》所记：贵县“招商试办，无赖之徒纷纷而至，不一年，深山穷谷，居住尽系游民”。而且当时广西的三大圩市：苍梧的戎圩、平南的大乌、桂平的江口几乎被广东客商所垄断。这些广东客商大多是客家人入桂的先导，这股股入桂细流汇集在一起，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广东客家人入桂的浪潮。如平乐府的昭平县清代的移民大多来自粤东，民国时已经形成“土客丛集”的局面。迁入府东贺县和富穿两县的都是来自广州、肇庆的客家人。咸丰四年（1854年）的形势是：“在富川则土强客弱，贺则土弱客强。”又如钦州情况是：“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自乾隆以后，外府州县迁钦者，五倍土着。”钦州是客家语言区，所以这里的“外府州县”就是粤东客家人。客家人的不断入桂，使得桂东南、桂东北，以及桂中部分地区都有了客家人的迁入，尤其是“郁江走廊”——浔州，即平南、桂平、贵县一带形成土客杂居的格局。
就是在广东汉族移民包括广府人和客家人的第二次迁徙中，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从广东入桂的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为110万左右，占当时广西人口总数743万的15％。
明清时期，华南的汉族就是在民族自我意识增长到一个新高度的背景下，一方面继续迁入而连绵不断，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广东、广西人口分别比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增长6倍和4倍，增长速度仅次于四川和湖南、湖北。而福建则是人口输出的地方，明代广东新设13个县，复置8个县，大多与福建移民有关。这样，积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到清末民国初时总人口已达68594844人，其中福建23157796人，广东33178709人，广西12258339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只占很小一部分了。
另一方面，部分华南汉族所进行的第二次迁徙使得华南汉族的分布更广了。原来汉族迁入的主要地方是广东和福建，宋元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自明代开始，由于福建的“闽人”向台湾的迁徙，客家人向广东以及广西的迁徙，广东潮州人向海南的迁徙，使得在明代以前地广人稀的广西、海南、台湾人口激增，对此，前文已有叙述，在此还可举证的是广西。康熙二十年（1681年）天河县（今属罗城）“原额人丁281人”，“宜山2327人，思恩（今属环江）2200人，河池1462人”。到道光六年（1826年），“调查人口总数为宜山240872人，思恩255516人，河池61715人”。从1681年到1826年，相隔145年，宜山人口增加105倍，思恩增加115倍，河池增加42倍，天河增加350倍，这一统计数是否准确无误，当然可以考证，但这些数字即使减去一半，也足以反映汉族大量迁入广西的历史事实。
第三方面，华南汉族在两千多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中，在文化的涵化、互动和认同中，自宋元开始出现的族群认同过程到明清时基本上宣告完成，广府人、客家人、福佬人、闽南人、福州人、兴化人、桂柳人、平话人、疍人等族群都以独特的方言，别具一格的文化人类学的特征而屹立于华南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