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守镡城之领”。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镡城在今湖南靖州一带。秦军从湖南江华越过南岭的萌渚岭,到广西贺州经今贺江转郁江;从镡城过南岭的越城岭,居湘、漓二水上游,秦军下漓水可直取桂林。但是没想到,秦军在西路的进展十分不顺利,遭到了土着西瓯人的顽强抵抗,到处致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屠睢丧师陨身。后来秦任命嚣和赵佗为统帅,他们一方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另一方面实行了“和辑百越”的政策,很快击溃了西瓯的反抗,占领了整个西瓯地区。随后,又挥军南下,攻占了骆越居地,征服了西瓯、骆越,于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桂林、象郡2郡。
秦征服华南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置闽中、桂林、南海、象郡4郡,汉族开始迁入华南,首批进入华南的汉族是入驻岭南的秦军。广州秦墓出土刻有“十四年属邦工××蕺丞×××”铭文的铜戈,是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之物,是驻扎在此秦军的物证。1974年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墓掘得刻有“江鱼”“孱陵”的铜戈、铜矛各一件,“江鱼”“孱陵”均在楚境,已归秦统治,亦可为秦军自楚入桂的佐证。这批秦军大约有15万人。
此后,终秦之世,迁入华南的汉族有三批。
第一批是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略定扬越……以适徙民,与越杂处”。据说包括家属在内约有50万人。
第二批是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些治刑狱有过失的低级官吏有三五万户。每户若以4口人计,总数有12万~20万人。
第三批,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尉佗踰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她们迁入华南后与留戍岭南三郡的秦军官兵婚配,定居于岭南。
秦王朝“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迁入华南的汉族总数为80余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表明汉族已大批迁入华南了。唐穆宗时南龙川县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就说:“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凡三十五代矣。”可见,早在两千年前,迁入华南的汉族就开始与当地土着少数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华南,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华南文化。
二、两汉汉族向华南的迁徙和发展
两汉之时,天下大定,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西汉到220年曹丕废献帝灭东汉的426年间,大一统的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转化。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下,汉族不仅开始了向华南新一轮的迁入,也开始了与华南土着族群涵化和融合的过程。
此时汉族大规模迁入华南是从汉武帝平南越国开始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将士10万,分五路大军进击南越。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两路为主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从湖南入连州,杨仆出豫章下横浦,从江西入南雄。两路大军均取北江而下直捣番禺。另三路,以归义侯郑严、田甲分别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下贺江,取道西江,直逼番禺;以越驰义侯为第五路军遣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群柯江,取道西江,咸会番禺。第二年冬,平南越,在岭南地区置7郡,即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紧接着,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楼船将军杨仆率军“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置儋耳、珠崖2郡。至此,汉在岭南共置9郡。
汉武帝平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发兵进击闽越。经过一年多的战斗,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灭了闽越。汉武帝根据“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但是,当时闽越和东瓯“其人数可能在百万上下”,不可能全部移徙江、淮,“后有遁逃山谷颇出”,故汉武帝立“都尉”治其地。
汉武帝灭闽越后,华南遂进入了一个安定、稳定的发展时期,汉族的迁入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据有的学者研究,两汉各有一次名籍(户口)统计。第一次是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第二次是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两次间隔为138年。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记,其间全国人口从59194900人减至49150200人,下降约17%,而华南的南海、苍梧、合浦、桂阳诸郡因两汉之交没有遭到战祸,人口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南海郡从94253人增至250282人,增长约166%;苍梧郡从146160人增至466975人,增长约220%;合浦郡从78980人增至86617人,增长10%;桂阳郡从156488人增至501403人,增长约220%(桂阳郡所辖各县约有一半在岭北)。4个郡增加的人口为829396人。值得注意的是就南海诸郡来说,奴婢不入籍,未归“王化”的少数民族不入籍,故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统计南海、苍梧、合浦、郁林、桂阳、岭南部分共有285993户,1138527人,并不是这一地区的自然人口数,而主要是已入籍的少数民族和迁入华南的汉族。若按四六开,汉族占60%的话,那么两汉整个华南的汉族应在80万人以上。
两汉时,汉族迁入华南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汉军落籍
汉武帝平定南越的10万大军有的留戍驻守,久而久之落籍华南。如路博德副将、太原人郭孚留守桂阳,死后桂阳民“感其遗爱,恤其子孙之旅外者,于是立祠”。东汉光武帝年间(25~57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兵南征交趾,事平之后,留兵今广西以戍边,嘉靖《钦州志·溪峒》云:青州人黄万定随马援军南下、留家合浦,其后裔世代充当溪洞首领。
(二)流放落籍
两汉之时,统治集团争权夺利争斗中的失败者,往往被流放到边远烟瘴之地,以示惩罚。华南的合浦郡就是西汉时流放罪人的一个重要地点。如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时,京兆尹王章对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专擅朝政不满,上书言王凤专权蔽主,推荐琅邪太守冯野代王凤,结果反被王凤设陷处死,其妻则被流放合浦。据《汉书》有关《传》和《表》所记,西汉末年被流放的官僚贵族,哀帝时有孔乡侯傅晏、方阳侯孔宠,平帝时有光禄大夫董恭、驸马都尉董宽信、京兆尹毋将隆、太仆史立、尚书令赵昌、关内侯张由和中山王后卫氏等,均被流放合浦,他们大多带家属随行而落籍合浦。
(三)避乱落籍
两汉末年,由于社会动乱,不少士民为避乱而迁入华南,如王莽时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士氏避乱落籍苍梧广信县;光武帝初年时山东青州王氏落籍珠崖;桓帝时颍川唐氏,献帝时陈国(今河南淮阳)袁氏避乱落籍桂阳县。这些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人避乱落籍,史书有所记载,而一般下层平民避乱落籍的虽然更多,史书却不可能对此有所记载,但合浦一带“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则是史家认同的史实。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两汉时迁入华南的汉族以比当地土着族群文明程度高的文化而吸引和融合了一部分土着族群,其突出的事例就是南越族的迅速汉化。
前已述及,南越族本是先秦的苍梧人与粤南及珠江三角洲的越人在汉初融合,以赵佗建南越国为标志而形成的一个族群。由于秦征服岭南时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并先后迁入80余万汉族,加上汉武帝平南越的10万大军直捣南越国都番禺;平南越后又将发动叛乱的吕嘉子孙宗族徙迁四川“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之恶”。而留在粤南及珠江三角洲的南越人本来在赵佗统治时,由于赵佗实行了“和辑百越”的政策,大力推广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金、铁、田器、马、牛、羊”。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型的南越式鼎,70多件冶铁工具,成捆的铁剑、铁矛等武器和完整的铁铠甲。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大力推广汉文化。《南粤丛录》引《粤纪》云:“广东之文始尉佗。”如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木牍、木简、印章以及在铜器、陶器和漆器上写、刻、印、烙的都是汉字,南越王墓“文帝行玺”“泰子”“赵昧”“帝印”“左夫人印”“右夫人玺”等19枚印章即是实例。更重要的是还用汉字发布命令,“下令国中曰”,可见汉字的使用已较广泛。又如,赵佗仿效汉律,“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再如,赵佗还鼓励汉越两族通婚,赵氏王族和南越首领吕嘉建立家族联姻,史载丞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由于有赵佗推行汉文化长达93年的基础,所以汉武帝平南越后,南越国中心地带,即包括番禺在内的粤中地区的南越人迅速地汉化了,而这些被汉化的南越人,就是今天汉族中讲粤语(又称白话)的广府人的先祖。南越人的汉化是秦汉时迁入华南汉族的一个重要成果。
汉族迁入华南滚动发展的另一个成果是部分苍梧人的汉化。前已述及,先秦时居住在桂粤湘交界一带的苍梧人,除一部分在春秋战国至秦相交时南迁粤中及珠江三角洲与当地越人融合而成南越人,还有一部分苍梧人除西迁成为今天广西三江侗族和广西金秀茶山瑶(操拉伽语)以外,留在原地的苍梧人在迁入汉族的影响下也逐步汉化而成为今天粤西和桂东北约20万操“标话”的汉族。这一些操“标话”的汉族之所以汉化速度比较缓慢,是因为西汉时,中原地区与岭南来往的主要通道是从湖南零陵,过营浦(湖南道县)、冷道(今湖南蓝山),再过九嶷山到封中(今之贺州市东南和封开县北部),然后循贺江、西江水道而到番禺。所以西汉曾是苍梧人聚居的苍梧郡居贺江下游和西江中下游,正处在这条中原与岭南的通道上,而使这一地区的土着苍梧人从秦代就开始受到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开始汉化。但是,东汉建武十五年(39年)以后,桂阳太守卫飒在粤北、湘南凿山通道500里,列亭传,置邮驿,使中原地区到岭南只要过长沙、耒阳、郴州、临武,直入粤北,顺北江水道可直抵番禺,不仅缩短了路程还可骑马快进,使北江的含诓(今广东英德)从此成为通道的中转站,苍梧郡却开始失去了通道地位。及至唐代,张九龄于开元十六年(728年)修建粤北南雄跨大庾岭至赣南的通道,从中原至岭南,可从鄂州(今武汉)顺大江而下,到江州(今九江)转洪州(今南昌),再沿赣水而上,跨大庾岭过南雄,顺浈水转北江而下达番禺,使得从中原到番禺更便捷了。昔日的苍梧郡便成了一个封闭的孤岛,故使这一部分开始汉化了的苍梧人发展相对缓慢,致使苍梧文化的积淀便在语言上形成了与侗语、拉伽语相接近的标话,而成为华南汉族中独特的一支。
三、魏晋南北朝汉族向华南的迁徙和发展
东汉之后,三国鼎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分裂战乱的历史时期,后历经两晋十六国分裂,及南北朝的对峙,到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隋,至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全国,历时369年。在这个大分裂的时期,动荡不安,战乱不休的地方主要是中国北方,而南方,尤其是华南则相对安稳和平,于是中原汉族大量迁入华南,掀起了汉族迁入华南的第一个高潮。
(一)迁入华南的汉族主要是流民、流士和屯军
流民,即难民。中原地区从东汉末开始的战乱和灾祸,迫使百姓和士人举家、举族、举村源源南逃而迁入华南,寻求生计,落籍为民。如着名学者士燮,他的六世祖先本是今山东人,因王莽乱避居广西,他的子孙便定居苍梧。由于“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后不仅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大量渡过长江,而且由于江南和荆州又数经战乱,因此,汉族流民迁入华南者更多。《资治通鉴》卷八十六说:“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所以,及至东晋初年,“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逃逸渐多”。故东晋不得不新置晋康郡(治所在今广东德庆)立侨宁县,以示为迁入岭南的汉族侨民而立。东晋末义熙年间又在新置义安郡立义招县,史载此乃“昔流人营也”。连甚为僻远的合浦郡,“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难之人,多家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