傒人和前述的湖南地区山越之人融入汉族，使汉族在湖南的分布面有所扩大。但湘西、湘西南山区、湘中雪峰山区仍几乎没有汉族迁入定居；湘南地区，汉族也主要集中居住在由岭北通往岭南的两条交通要道沿线附近（一条溯湘江过灵渠下漓江，另一条由今衡阳溯来水越岭而下）。也就是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汉族是成面状分布的，主要在湘江干流，及资、沅、澧三水下游地区，其他地区虽也有汉族分布，但人数并不占优势。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特点在华中各族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上述列举的几个少数民族土着族群融于汉族之外，尚有其他种类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如盘瓠蛮等部分融于汉族之中。这说明，今天人口众多的汉族是由多民族的血统融合而成的。
三、唐宋汉族向华中的迁徙和发展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之后，华中汉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均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到唐宋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步入高度繁荣的发展阶段，华中汉族的发展也谱写了新的篇章。而这一时期迁入江西、两湖的汉族也都相当可观。
（一）汉族向江西的迁入和发展
由于中唐以后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使江西成为历次中原战乱时期移民（无论是上层移民还是下层移民）重要的迁入区，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对江西汉族的发展影响深远。
安史之乱期间，江西不曾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因此北方汉族移民蜂拥而入。尽管乱后有部分上层移民北返，但大部分仍继续留居江西（吴松弟统计的25个移民个案中，有10人北返或归葬，占40％），下层移民北返者应更少。这时期的移民主要集中在赣北和赣东北地区，赣南也可能有部分下层民众迁入。
除因黄巢等北方武装力量经过而发生过局部战乱外，整个唐末五代时期江西全境相对安宁，加之经济文化基础已有极大提高，这时期北方移民迁入江西定居者更多，分布也更为广泛，遍及江西各州，而以洪州（治今南昌市）、江州（治今九江市）、饶州（治今波阳）、信州（治今上饶市）和吉州（治今吉安市）为多，赣南的虔州（治今赣州市）也已见有上层移民迁入的记载。
到两宋时期，北方汉族移民迁入江西者更多，而以靖康乱后为最。据史料记载，金兵大举南侵后，高宗自己率一支官兵由绍兴经宁波并经舟山而到温州。同时，安排“隆佑皇后率六宫宗室近属，迎奉神主，前去江表”，并派1万名军人护送。而高宗要求“百司州预军旅之事者悉从之”，在洪州设立三省和枢密院的分部处理日常事务。因此，大批官员和百姓随之迁入江西，这些人大部分都在江西定居。以后还有大量北方的归正军民迁居江西，如淳熙十四年（1187年）自江州军中退役的归正北军大多愿居江西。嘉熙三年（1239年）秋天，因蒙古军进攻两淮，大批淮南人民迁入江西，其数在十余万人。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迁入江西，对江西汉族及其语言的发展变化影响十分深远。据周振鹤、游汝杰先生的研究，中唐以后这样大量的北方人民迁入江西，使赣客语基本形成，而且随着北方移民逐步向赣南推进，赣客语这个楔子也越打越深，不但把吴语和湘语永远分隔了开来，而且把闽语限制在东南一隅。而两宋之际发生的由北而南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客家话最终形成，并且扩散到闽西南和粤东北。客家人这个独具特色的汉族族群，终于在第三次移民浪潮中于闽赣交界地区最终形成了。
需要指出的是，唐宋时期江西接受的移民并非仅限于来自北方，南方籍移民亦有较多的迁入，尤其在唐末五代江西经济大开发，文化大发展时期，应有不少邻近地区的南方籍移民迁入江西。
唐宋时期江西人口的高速增长，使江西开始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一些开发较早和条件较好的府州，如洪州、袁州、信州、饶州、吉州等，到宋代已成为人稠地狭的地区。据统计，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江西路官民田总计达45223146亩，已接近江西全省可开发面积的极限水平（1949年江西省的耕地面积也只有4789万亩）。以崇宁元年（1102年）全路人户1664745户计，户均耕地仅27亩多一点，如以一户5口计，人均拥有耕地不过5亩多。在亩产量不高的古代，这几乎是维持一个人温饱状态的最低数字了。尽管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破坏，江西人口有相当损失，但人口密度仍高居不下。嘉定十六年（1223年），江西路（约相当今江西省）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千米37．7人，居东南各路之最，仅次于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而列南宋全境的第三位。
为此，从五代开始，江西省已开始向邻近省份输出移民，以减轻日渐严重的人口压力。迁出的江西人，以流入土地耕垦未尽、人口密度较低的两湖、广东为多，江淮之间在宋金战争停息后，亦有部分江西人迁入复垦。
（二）汉族向湖北的迁入和发展
湖北地邻中原，黄河流域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大量移民涌入，但随后战乱往往也波及这个地区，不但迫使北方移民继续南迁，一部分土着居民也随之迁往长江以南，加之战争中人口死亡较多，使湖北人口数量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湖北汉族的发展历程也就十分曲折。
安史之乱开始后，北方人民开始向南迁移，湖北因地邻中原接受了大量的流民，主要集中于襄阳一带。但随着战火烧及襄阳，北来移民及当地土着又纷纷南逃到江陵及长江以南地区，致使今荆州市和武汉市及湖南北部一带聚集了大量的移民。《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756～757年）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户口猛增的荆州因此析置新县，治所江陵城在乾符五年（878年）竟一度有30万户，成为“衣冠薮泽”。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元和时户口数比天宝时多了一倍，并已从一个下州升为观察使治所，增领蕲、黄二州，成为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东南八道之一。
唐末藩镇混战和农民起义，又有大量移民流入湖北，但由于荆襄一带也是藩镇征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因此湖北人口损失也很大。如前述江陵曾有户30万，但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军队大掠江陵时，“江陵城下旧户三十万，至是死者十三四”。此后江陵又迭遭战乱，城中居民一度仅剩17家，在成汭的抚辑下，到天复三年（903年）因流民的迁入才恢复到近万户。由于原有人口严重减少和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唐末北方移民可能已在今湖北的一些州中占了优势。
由于乱后居民稀少，五代和北宋时期，不少移民开始自发迁入湖北垦殖，他们主要来自人口密度较高的江西和福建。例如，蕲州蕲水（治今浠水县）“民杂江、闽”。张国雄的研究也表明从五代至宋代已有不少的移民迁居湖北。这个时期是湖北汉族人民恢复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
但靖康之乱后不久，由于战乱迅速波及湖北境内，当地人口数量又严重下降。文献载：“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乱离之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旧荆南户口数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当战乱停息后，受政府的招徕和人地矛盾的压力，“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靖佃”。由于南北各方移民的迁入，遂使湖北省渐成“皆五方杂处之民”的局面。《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下引宋代《图册》也说：“自往昔军兴，土民颇鲜存者，而西北避地者萃焉，东南趋利者辐焉，五方杂寓，家自为俗。”
总之，唐宋时期湖北汉族的发展表现出人口数量起伏不定，居民流失、变动较大。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人口，多次因战乱而大大耗减，随后又有大量的移民迁入补充，使湖北逐渐变成一个移民的社会。而这种反复发展的历程尚未结束，元明时期还有一次规模更大的阵痛。
（三）汉族向湖南的迁入和发展
与湖北的情况不同，湖南人口的增长与移民的迁入，成同步的趋势。安史之乱、唐末五代的藩镇混战、宋代靖康之乱，均有不少中原移民迁入湖南，他们不仅及于湖北平原和湘中的长沙一带，还远达湘南。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祖先，就迁居于道州宁远县的大阳村。他们对湖南汉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现代湖南汉族在沅水流域基本属于北方方言区，虽然这一基础在永嘉之乱后已初步奠定，但最终形成这一格局还在唐宋时期。这显然是北方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北方话区的扩展意味着古楚方言区的萎缩。现代湘语区已退缩到洞庭湖以南地区，而湘语又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老湘语仅分布于湘西南的七八个县。新湘语由于有大量的北方话成分，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将新湘语“划归西南官话”。由此可见，北方移民不仅改变了湖南沅水流域的汉语方言，还对以长沙为中心的湘江地区汉语方言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由于宋以后北方移民南下浪潮已经结束，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湖南汉语方言格局是在唐宋时期最终形成的。
这时期除了北方人民大量迁入湖南外，处于大开发初期的湖南省也吸引了南方邻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他们的迁入对湖南汉族发展的影响同样巨大。
另外，江西及南方其他地方向湖南的移民也非常活跃。从五代开始，就陆续有江西人自发迁入湖南开垦。《宋史·地理志四》说：荆湖“南路有袁（治今江西宜春市）、吉（治今江西吉安市）接壤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谭其骧也认为：“五代以前，湖南人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人多来自东方。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单纯。几尽是江西人；南宋以后，移民的祖籍渐臻繁，始多苏、豫、闽、皖之人。”曹树基先生在其师基础上所作的研究也指出，至1947年，湖南历代移民后裔竟占了湖南全省人口的90％，全省人口中56％是元代以前移民后裔；全部移民后裔中70％左右来自江西，而其中58％又是元以前移民的后裔。可见从五代至宋湖南确实接受了大量的南方籍移民，而以来自江西者为多。
移民的大量迁入大大加速了湖南地区的开发，如潭州在北宋中后期已成为“土广民稠”的地区。由于平原地区已开发殆尽，后来的移民只好向山区发展，从而促使湖南汉族的分布面大大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