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征。它有自己的语言。《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但楚语与北方诸夏语言的区别，还远不止个别词语的不同，它根本就是一个自成系统的一种语言。《孟子·滕文公下》有一段话说：“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对于中原之人来说，楚语竟如此难学，说明楚语确与诸夏语言有根本的区别。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信巫鬼，是说楚人崇拜多神，并盛行巫觋。“淫祀”，是指不合华夏民族礼法的祭祀。说明楚民族有着与华夏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
楚人尊凤。楚人也崇拜龙，但远不及凤之甚。凤是楚先民的图腾，因此，楚人对凤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山海经》的作者一般认为主要是楚巫，该书一提到凤就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激动心情，以为凤的出现是莫大的祥瑞。如《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见则天下和。”如《山海经·南山经》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由于尊凤，因此楚人好以凤喻己或喻人。这在先秦各族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一个夸张的传说，楚庄王即位后三年不理政事，还下令要处死进谏者。大夫伍举求见，楚庄王左手搂着郑姬，右手抱着越女，接见了伍举。伍举请庄王猜个谜语，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一。”在这个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中，伍举以鸟喻庄王，庄王则以鸟喻己。这个飞能冲天，鸣能惊人的鸟，非凤莫属。《九歌·怀沙》有句曰：“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显然，这是屈原以凤喻己。类似的例子还不少，说明楚民族之于凤，确有特殊的关系。
楚人性格直率热情，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西楚之人，“其俗剽轻，易发怒”。楚庄王一世豪杰，相传也有这样的性格特征。一次文无畏奉庄王之命出使齐国，归途经由宋国，宋人以他不曾请求“假道”为借口，把他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当即快步走出宫外。侍者慌忙追去，在庭院里才给他穿上鞋，在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剑，直到一个叫做“蒲疏”的闹市才使他登上车。当晚，庄王在城郊住下，随即兴师伐宋。这个故事虽有夸张，却也事出有因，符合楚人的一般性格。
楚人好乐舞，这或许与他们崇凤有某种关联。前述关于凤的引文，即多与“舞”相连。楚人的乐舞，借助于跳动的声和态，抒发了楚人的艺术情怀，显示了楚人的艺术素养，也显示了楚人乐观豪放的民族性格。
楚人的舞姿已在长曳千年的流光中消失了，但楚伯乐声却凝结在出土的乐器上，缭绕在文献的字里行间，至今恍若在耳。八音之中，楚人所爱以钟为最。尚钟之风，于楚为烈。诸夏以鼎为宝器或重器，九鼎是王权的象征。两国交兵，胜者攻入败者的国都，往往要迁其重器。楚国就大不一样了，它的重器，与其说是鼎，不如说是钟。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龙之钟”，后来吴师攻入楚国郢都，曾破其“九龙之钟”。再后来秦人入郢都，也是把所能找到的钟都搬走了。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让我们依稀可见当年楚地钟的盛行。而身处草莽的钟子期竟如此精通音律，以至“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佳话流传千古，足见楚地乐舞之盛和楚人对音乐的偏爱。
楚人鲜明的民族特点，使楚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熊渠和熊通均曾宣称“我蛮夷也”，强烈地表现自己与中原华夏族不同的民族认同。
由于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楚人的民族感情也就特别浓烈，因此楚民族史上产生了许多忠君爱国感人至深的事迹。
楚国的将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和国君。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委过和偷生的。楚庄王曾命其子屈瑕伐罗，败绩，屈瑕自缢。城濮之战，楚国属县申、息之师损失惨重，成王派人对令尹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遂自缢于方城之外。鄢陵之战，统率中军的司马子反醉酒败事，共王派人去责备他，也表示宽恕他，但令尹子重以子玉自尽的故事提醒他，子反还是自尽了。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整军而还，感到无颜见君，途中伏剑而死，死前犹不忘国事，嘱咐司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城垣。
平民的爱国义行，也感人至深。伍子胥复仇之师攻入郢都后，昭王出奔，但楚国人民却自觉奋起抗战，“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率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有个叫屠羊说的商人，一路侍奉着昭王。事平之后，昭王要给他高官厚赏，他辞谢了，依旧去做他的屠羊生意。楚国人民忠君爱国的自发行动，是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自然流露。而楚国上下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是楚国能够变小为大，转弱为强，并能长期保持强盛的坚强基础。
然而，随着与中原华夏民族交往的日渐加深，春秋战国以后，楚民族正逐渐与华夏民族走向认同，直至完全融为一体。
楚人由于其特殊的族源背景，造就了它特殊的夷夏结合，以夏为主的民族文化特点。在心理上，它虽自卑于诸夏，但又自矜于蛮夷。出于对源出中原炎黄集团的祝融始祖的认同，以及这种特殊的文化和心理特点，楚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向中原诸夏学习，吸收其先进的文化，并不断向中原推进。春秋时期中国的政局，可以说就是围绕着楚人的北进和中原华夏族诸国联合抗楚的斗争轴心而展开的。然而，楚人向北发展得越深，它卷入这场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的程度也就越深。
楚人原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楚语，但随着楚国的北进以及与诸夏交往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楚人学会了中原通用的语言——夏言。楚语从词汇到语法也因此受到了夏言越来越深的影响。楚人的代表文献《离骚》，虽说是以楚语为基础写成，但不可否认，由于夏言已给楚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离骚》对中原华夏民族来说虽然难懂，但还不至于是不可解读的天书。
华夏民族的文字对楚族的影响更大。楚族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但没有文字，它的文字完全是借自诸夏，然后再稍加改变和创造。张正明先生即认为，楚地的文字字体虽与中原有些变异，但两者还是属于一个系统的。
对华夏族语言和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大大促进了楚人对华夏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从此，楚人的意识形态便日深一日地纳入了华夏族意识形态体系中去了。
至迟在楚成王（公元前671～公元前626年在位）之世，楚国的贵族已熟知华夏民族的某些重要典籍。这些贵族像中原的贵族那样，往往引经据典，借以判是非，明利弊，决疑定策。被他们援引最多的是《诗》《书》《军志》等。显而易见，他们的政治理想，道德规范乃至战略战术等，在许多方面已经类同于华夏。从文化上看，这时候的楚人已经跻身于诸夏之列了，只是在心理上他们还不能被华夏民族接受，仍被视作“非我族类”。
但文化上的接近以及双方交往的日深，双方心理上的歧视或敌视终将被磨平。尤其在战国中后期以后，随着秦国势力的崛起和扩张，楚国不再是中原各国的公敌，华夏民族对楚族的歧视和敌视心理逐渐消于无形，两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随着楚国的灭亡，已经与华夏民族高度融合的楚人，在新的国家体制中重新定位了自己，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民族意识，完全与华夏民族融合了。从此，“楚人”不再是一个民族，而是华夏——汉民族中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族群。
（二）扬越
扬越，或作扬粤、杨粤，是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百越族群中的一支。
扬越得名于扬水。扬水在江汉平原中部，发源于今荆州市附近，东流于今潜江入汉水。所谓扬越，即扬水以东和以南的越人。《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的“杨粤”，就是这个“扬越”。但后来扬越所指的范围越来越广，实际上成为春秋战国时代东南地区除建立越国的于越之外的所有百越族群的泛称。在此我们使用狭义的“扬越”概念，来介绍华中这部分越人的活动情况。
考古发现证明，先秦时期江西省的绝大部分，湖南省的湘江流域和洞庭湖一带，以及湖北省的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南，都曾是越人分布活动的地区。但这一带又曾是传说中三苗的主要活动地区，那么，古三苗与扬越之间是否有渊源呢学术界持肯定和否定意见的人均有，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还不足以完全解开这个谜。持否定意见者认为，越人最早发源于长江下游地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迁徙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并取代三苗成为当地的主人。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兼有长江下游和中游的因素，为越人由下游向中游迁徙的西进论者提供了支持。
不管华中的越人是土着还是由长江下游地区迁来，总之，到夏商周时期，他们已拥有了较为发达的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湖南安仁县的何古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器物有越文化特征，其中发现了青铜管和青铜牌。据考证，这个遗址的年代与商代相当，说明至迟在商代，华中的扬越人即已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了。西周以后，扬越的青铜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湖北大冶的铜绿山，至迟从西周初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产铜基地。而以大冶县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都有越文化的特征，可以肯定，上古铜绿山周围的居民是扬越之人，当时的矿工至少可以说主要是扬越之人。
由于铜矿资源丰富，扬越以青铜铸造的器具也就很多。现今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江西、湖北均发现了大量的具有越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显示了扬越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和高超的技术。如湖南地区出土和采集到的46件西周时期铜乐器，据研究都有越文化的风格，应是出自当地越人匠师之手；1984年在湖北广济县长江航道中挖出的20余件青铜器，年代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据研究也应是越文化的遗物。江西的清江、余干、万年、都昌及新干、萍乡等地，也都发现商周时代具有地方风格的越式青铜器。这说明，先秦时期整个华中的越人青铜文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依托，华中的扬越曾建立过两个国家：鄂与干。
鄂，中心在今湖北鄂州市。鄂立国甚早。张正明先生认为鄂国源于中原，商末在河南南阳盆地，入周后不久东迁至今鄂州市。这个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现在考古发现的鄂东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文化来看，越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因此我们把鄂视为当地越人建立的一个古国。退一步说，即使其核心部分来自中原，其主要居民仍应是当地的扬越之人。
鄂国很可能控制了大冶铜绿山的铜矿资源，因此曾经一度相当强盛，鄂侯也一度获得周夷王的恩宠。但也正因此，鄂国引来了亡国之祸。铜矿是当时重要的战略资源，早在商代时期，为了获得东南地区的铜矿，商朝曾远征南下，在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县境内建立起了一个军事据点。黄陂盘龙城遗址就是商人所建的据点。商亡之后，大冶铜矿重归越人控制，但中原共主周王，以及新崛起的楚国，均对它垂涎三尺。周厉王时，鄂国与周朝关系恶化，厉王遂派兵灭鄂，擒获了鄂侯。楚王熊渠却趁火打劫，抢先一步袭取鄂都，控制了鄂地，独霸铜绿山铜矿资源。
鄂国灭亡后，鄂地之越从此衰微，当地越人沦为楚国臣民，并逐渐与楚族融合。
干国，中心在今江西余干县。干国的范围，应为整个鄱阳湖平原，东连吴越，西接强楚。其建立者为干越。《汉书·食货列传》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干越，南方越别名也。”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它视为扬越的一支。
干国，文献记载多不详，较为确切的是它亡于吴国。《管子·内业篇》云：“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擿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看来这场战争相当残酷，许多未换牙的干国儿童为了保家卫国而拔牙参战。但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干国还是被吴灭亡了。其具体时间大约在春秋以前，至迟也当在春秋初年。
干国虽亡，由于地处吴楚两强之间，该地在春秋至战国初年多次易手，或属楚或属吴及后起的越，成为各方统治均较薄弱的地区，因此当地的越人能较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直到秦末，当地越人还在番君吴芮的领导下参加了反秦起义。汉代以后，江西越人才逐渐融于汉族之中，但僻处山区的越人仍继续延续着自己的不甘屈服的濮人后来曾掀起了几次反楚斗争。如楚庄王四年（公元前610年），楚国遇到严重饥荒，曾被征服的庸人、濮人趁机而起，联合反叛，致使“楚人谋徙于阪高”。
不过，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濮人的反叛每次均遭失败，并引来更大规模的镇压。濮人不得不步步向西南方向迁移。战国中期以后楚境已没有濮人活动的记载。没有迁走的濮人，应已融入楚人之中。部分濮人西迁进入巴中之地，融于巴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