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文学”一词指的是在如今的加拿大领土上创造的或者由国外的加拿大人创造的文学。
1.因纽特人的文学
因纽特人没有书面语言。18世纪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带来了伊努伊特语。随后就有了伊努伊特语文学，该文学里有部分的翻译圣经和其他宗教性材料。不久，世俗经典也进入了伊努伊特语文学。第一批传统的因纽特人诗歌学术资源包括努特·拉斯姆森的《丹麦人探险队北极纪行（1921–1924）》、海伦·罗伯特和戴蒙德·翟尼斯收集整理的《铜矿区爱斯基摩人之歌》。而这时，加拿大南部已经越来越对因纽特人的文学感兴趣。
当代的因纽特人文学作品主要以伊努伊特语和英语出版，包括重要的日记和传记，如利迪娅·坎贝尔的《拉布拉多生活速写》（1980年）等。这部作品以幽默的笔调描写了因纽特人文化与北美主流文化的接触和自身发展。
安东尼·阿帕卡科·斯拉舍的作品《冰雪上的摔打者：贫穷的爱斯基摩人》（1976年）以忧郁的笔调描绘了近现代因纽特人的文化。最近，还有几位因纽特当代作家以伊努伊特语和英语出版了诸如《今日因纽特人》一类的杂志。传统和现代的因纽特人的文献都收集在作家罗宾·格达洛夫的《加拿大因纽特人文献注解》（1979年）一书里。
2.印第安人的文学
加拿大本土文学发源于讲故事的口头文学。包括各种传统叙事，如神话、传说、寓言和动物故事。事实证明白人也很喜欢这类故事。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就着手整理休伦人和阿尔刚昆人的故事。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大力研究了各个小部落，记录了他们的民间传说。因此，印第安人的文学里本土神话和传说十分丰富。
然而，翻译的材料难免改变印第安人叙事文学的口语风格。而白人的基督教价值观也篡改了土著民族故事的本来意义。白人民俗学家们往往把土著民族的故事置于欧洲语境的故事背景中，结果就是人们常常错误地诠释原来的故事。还有土著民族的许多讲述身体的故事，本来很幽默，可是因为不符合白人的道德标准而被删除了。
因为早期白人文化的影响，纯粹的土著民族叙事传统已经难见痕迹了。此外，由于北美的土著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文化和语言群体，他们的神话庞大而复杂。而土著民族的故事本身就允许故事讲述者随意增添新情节。因此一个故事可以有很多版本，尽管故事的目的和叙事方式似乎一样。
当代的印第安作家还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作品有政治作品，例如，印第安随笔作家哈罗德·卡迪纳尔的《重生的加拿大印第安人》（1977年）和杜克·雷伯德的《我们是梅蒂人》（1980年）；回顾土著居民生活方式的，如乔治·克卢特西的记述西北海岸土著人生活方式的《冬节》（1969年）；自传、传记、回忆录，如阿纳哈里奥《鹿皮里的魔鬼》（1972年）；原创性文学包括诗歌、传说和戏剧，如诺瓦尔·莫力索的《关于我们伟大的奥吉布瓦族的传说》（1965年）、丹·乔治的诗集《我心飞翔》（1974年）。外来作家肯特·古德汉姆编辑出版的诗文集《我是一个印第安人》（1969年）是印第安人文学的里程碑。
3.阿卡迪亚文学
在起先的新世界里，阿卡迪亚被称为法国的大西洋沿岸殖民地。1755年，正当七年战争，英国政府剥夺了阿卡迪亚人的土地权，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英法矛盾缓和后，部分阿卡迪亚人返回了家园。最早同情地写到阿卡迪亚人的文学作品是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新斯科舍历史记事》（1829年）。美国诗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就因哈利伯顿这本书的影响写了诗歌《伊凡杰琳》（1847年），以诗歌的方式讲述了那次驱逐事件。这个传奇故事受到国际作家的关注，主流作家查尔斯·G·罗伯茨因此创作了虚构的阿卡迪亚人历史传奇。阿卡迪亚作家们也因此参与创作，表达阿卡迪亚人的民族意识。
阿卡迪亚文学的主题是文化生存。作品常常颂扬失落的过去，赞美阿卡迪亚人的传统和语言，声讨过去和现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1949年，拿破仑·朗德里出版诗集《我的乡土》标志着阿卡迪亚文学的崛起。而且，从那时候起，阿卡迪亚文学也不断受到新的鼓励。这些鼓励有：魁北克的文化民族主义、1960年选举中阿卡迪亚人L.J.罗比肖出任新不伦瑞克省长、1972年阿卡迪亚成立第一个出版社——阿卡迪出版社。阿卡迪亚作家安托宁·马耶闻名国内外。现在，著名的阿卡迪亚作家有诗人罗纳德·德普雷和雷蒙·勒布朗等。
4.英语文学
影响加拿大英语文学成长的因素很多，有人口规模大的因素，也有外国作家影响的因素。在加拿大英语写作的前两个世纪里，作家们一直紧随英国文学的风尚。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诗歌在17世纪的纽芬兰风行一时；18世纪晚期，魁北克的英军要塞里盛行书信体小说；在上加拿大和沿海省份的忠于英帝国的群体中，政治讽刺是主要文体；19世纪之初，加拿大的英语文学主要是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当时的小说家，如约翰·理查森、罗莎娜·莱普勒杭虽然对加拿大的旷野很有热情，然而他们没有脱出欧洲社会和文学的传统，文体上和主题上都与欧洲有割不断的联系。
早期的加拿大英语诗人借助英国文学的传统把加拿大描述为“崇高”或“风景如画”。加拿大大西洋地区早期的民间文学传统发源于苏格兰和爱尔兰，但在新世界里却日渐受蓬勃发展的盖尔语文学影响，并逐渐与当地的生活和语言结合。直到20世纪，作家们还在继续使用民间音乐和口头文学的形式写作。
政治写作和自传写作一直是最有生命力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探险家、旅行家和拓荒者的日记。这些旅行和叙事作品有的讲冒险被掳的故事，有的则是见闻的纪实记述。
加拿大沿海省份、蒙特利尔和上加拿大的地方出版企业常以文学杂志和报纸为根基，如豪办的《阿卡迪亚人》、约翰·洛弗尔的《文学花环》都是这样。这类杂志鼓励作家把自己的想象力与当地生活结合。结果就是到1867年的时候，加拿大的期刊上既有欧洲和东方的神奇故事，也有对加拿大的现实描写和政治与道德的评论。
联邦成立，加拿大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兴趣空前发展。当时大家一方面书写加拿大历史传奇，另一方面探索新国家的政治命运。新杂志上不断刊发有关政治生活的文章。弗雷德里克顿和蒙特利尔是原创中心；1882年加拿大皇家学会成立；而在多伦多，《全球》杂志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日渐扩大。这时候的加拿大作家还在国外的出版社出版作品，在英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加拿大的文学写作受到大陆扩张的影响，还受经济压力和《国际著作权法》变化的影响。
除了爱国热情，许多作家也因为经济和个人原因而远走他乡。诗人查尔斯·G·D·罗伯茨和布利斯·卡曼去了美国、小说家萨拉·珍妮特·邓肯去了印度。邓肯对帝国自治领的政治事业兴趣浓厚，关注美国思想和趣味对加拿大文化的影响。诗人查尔斯·梅尔则成为加拿大第一运动的活跃分子。
1905年，整个大草原和维多利亚的文学事业都蓬勃发展起来。维多利亚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中心。马丁·艾莱德尔·格兰杰的作品就是个明证。从沿海省份来的儿童作家玛格丽特·马歇尔·桑德斯和露西·穆德·蒙哥马利分别创作了驰誉国际的《美丽的乔》（1894年）和《绿山墙的安妮》（1908年）。早在本世纪初，幽默作家和演讲家斯蒂芬·里柯克就以狄更斯风格而闻名国际。他讽刺社会的自负、政治和文学的时髦。讽刺笔锋所及包括矫揉造作的喜剧、通俗剧、历史传奇和生机勃发的历险叙事等。而在这些领域，作家吉尔伯特·帕克爵士、拉尔夫·康纳和罗伯特·巴尔，还有早期的剧作家查尔斯·赫威西奇和约翰·亨特·杜瓦尔都颇有建树。
19世纪后期加拿大文坛的主要人物是的诗人兼短篇小说作家查尔斯·G·D·罗伯茨和邓肯·坎贝尔·斯科特。另外还有两位诗人阿奇博尔德·兰普曼和布利斯·卡曼，这两人与他们也颇有联系。他们被称为“联邦诗人”。这些作家（还有诗人维尔弗雷德·坎贝尔和伊萨贝拉·弗兰西·克劳福德）一起重塑了加拿大诗歌。他们深受英国晚期浪漫主义和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有意避开桑斯特的语言夸饰、拒绝“崇高”的文学理念，寻求朴实的方式来记录加拿大大地的美丽与现实，把自然意象作为一种精神探索的语言使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加拿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深刻。许多富于创造性的人物在战争中死于非命。加拿大在英联邦里的地位上升，逐渐与宗主国平等，加拿大对英帝国和自己国家的地位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魁北克文化的出现加剧了紧张的局势；战争结束之后移民模式也有所改变；国内各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重新组合。虽然亚洲移民增加了，但是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联系却减少了。
1921年，诗人邓肯·坎贝尔·斯科特认为新时代的暴力要求诗人以令人不快、叛逆、批判的精神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这种判断也适用于小说。早期的战争小说有查尔斯·耶尔·哈里森的作品，都是残酷的现实性作品。近50年来，作家们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第一次世界大战。
艾琳·博尔德的小说《废弃的传统》（1939年）是以大萧条时期温哥华的阶级冲突为主题的。而莫里·卡拉汉的小说则以描绘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犯罪和剥削为主，同时也书写罗马天主教信仰的持久力量。卡拉汉平实的风格成为加拿大散文的新标准。画家艾米丽·卡尔以自己的艺术品味和实践、自己在加拿大旷野的体验为主题，书写西海岸的本土文化和人物。
与散文的情形一样，战后几十年间，诗歌和戏剧的主题都是批判性的。梅里尔·丹尼森的讽刺性戏剧作品颠覆了早期英语戏剧的浮华和空虚的民族主义。赫尔曼·沃登把德国表现主义技巧引入了加拿大舞台；奥斯卡·赖安则把戏剧当作一种直接的左翼社会抗议的工具。1920年前后出现于蒙特利尔的诗歌创作群体“麦吉尔派”（弗兰克·R·司各特、J·M·史密斯、亚伯拉罕·克莱因）盛赞“七人画派”对加拿大美术的革命性贡献，以对抗T·S·艾略特、W·H·奥登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国际影响，同时也质疑联邦诗人诗歌的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的形式主义。
纽芬兰的诗人埃德温·约翰·普拉特对现代科学十分着迷，他的抒情诗把个人和公众的力量当作一种英雄行为来歌颂。雷蒙德·尼斯特和W.W.E.罗斯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这段时间涌现的其他作家还有多萝西·利夫赛和厄尔·尼尼的了不起的的实验性作品。他们的作品把个人经历和社会事业并列推出。1950年到1980年之间，他们的作品涉及了麦卡锡主义、非洲独立、女权主义、加拿大的贫困和文化贫瘠等主题。
1941年，休·麦克兰南的小说《晴雨表在上升》展示了对加拿大自由文化的反思。正是在这一时期，加拿大日渐摆脱殖民地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文学里的加拿大主题也在生发发展。这是个人人相信进步的时代。而这些主题，在人文学者和法语作家的反教权主义推动下，也出现在作家皮埃尔·伯顿、罗德里克·海格·布朗和法利·莫厄特笔下。但是麦克兰南1959年发表的小说《守夜至天明》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它把信仰播撒于这片土地之上，但同时也表达了对政治事业的幻灭感。
四、五十年代的散文体的大师们也展示了这个时期的黑暗面。这是一个关注个人道德心理的时期。
1959年，莫迪凯·里奇勒的小说《杜德·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的富有生机的讽刺、希拉·沃森的小说《双重圈套》的晦涩的现代主义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文学态度和技巧。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的平静革命催生了一个世俗的、政治的、反叛的分离主义者文学。
新诗运动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子下成长起来。在蒙特利尔，“国际化”的“先期评论”诗人和“无产阶级”的“第一声明”诗人短暂结盟。老期刊的继续存在使诗人有出版发表的机会。最初的社会抗议诗人杜德克·莱顿和雷蒙德·苏斯特则继续探索各自的诗歌形式，并投身政治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