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发生运现丢镖事件，清朝各级官吏、豪绅、地主、鸦片贩子、走私商人，都和票号发生了联系，票号的业务飞速向前发展。及至经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革命、捻军革命以后，官府和票号的联系更紧密了，不但官吏卖官鬻爵钻营行贿的赃款，甚至军饷、丁粮、厘金、赋税和官府财政周转也都由票号过局。
这时是日升昌的极盛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升昌基础稳固了，规模也更大了，一纸汇票一到，十万百万两的现银立即到手，于是信用显赫，远近皆闻。庚子年八国联军之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由京逃陕，路经山西平遥，日升昌是主要筹款票号之一，为此山西巡抚岑春煊给日升昌送了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据在日升昌长沙分庄工作过的赵大纶告诉作者，当时日升昌的各省分庄如下：
北京——河北、天津、保定；山东——济南、青岛、烟台；山西——太原、曲沃、运城；陕西——西安、汉中、三原；河南——开封、郑州、漯河；江苏——上海、苏州、扬州、镇江；浙江——杭州、宁波；安徽——蚌埠、芜湖；江西——南昌、九江；福建——福州、厦门；湖北——汉口、沙市、宜昌；湖南——长沙、岳州、湘潭；四川——成都、重庆、万县；广东——广州、汕头、琼州、九龙；广西——桂林、梧州；云南——昆明、蒙自；贵州——贵阳。
从以上各省分庄来看，日升昌票号的触角，几乎伸到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据说日升昌当时在各地分庄挂的招牌是“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
生活开始转变
日升昌的资本，最初也不大，据日升昌的万金账记载：最初六年结账一次。经过道光、咸丰、同治30多年的发展，日积月累，在同治年间它的资本是每股12000两银子，东家李箴视30股，共资本36万两，这是财股。其次是人力股，总经理顶人力股一股，以下协理，各分庄的经理、协理，有顶8厘的，也有顶6厘、4厘、2厘的，甚至还有顶1厘的。后来四年结账一次，每次分红最多每股分过12000两银子，最少也在7、8千两。东家平时不问号事，一切为经理所掌握，年终算账时，只是由总号账房先生给他念念清单，他听一下而已。到四年总决算时，他除主持按股分红外，还要亲到平遥总号评功论赏，表扬有功人员。
日升昌到了清光绪初年，营业额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在山西票号中说来，它是首创者，名义上资本36万两，但常年流水何止千百万两。它与清政府的贵族大官僚们相勾结，不仅“汇通天下”，甚至官吏的升迁、捐官鬻爵、包揽诉讼；地方兴革大事，都能从中操纵。这时的日升昌和道光初年间的日升昌，作风大相径庭，从前那种多访阿、勤跑腿、近者悦、远者来的谦虚态度不见了；现在是眼睛向上看，媚上傲下，盛气凌人，专门结交贵族官僚和豪绅地主，小商小贩要和它做汇兑生意，起码是500两银子一张汇票，少了不兑。日升昌的经理、伙友等，个个穿绸裹缎，派头十足。出门访友或回家探亲，有人问他在哪家票号里干事，回答是洋洋得意的两个字“昌记”，这就表明他是“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票号的伙友。
日升昌驻开封分庄的经理邱泰基，字履庵，平遥城内人，年轻时就到了日升昌工作，堂堂一表人才，能说会道，交际应酬，很有一手。他和开封的抚台、藩台结为盟兄把弟，出入衙门如回家里一般。他外出访客，坐着肩舆，来客投帖拜见，与官场无二。他能把河南全省的财政收入都从日升昌过局。
光绪某年，邱经理从开封回平遥总号，从河南起身，坐的绿围四抬大轿，头前一人骑着马，一路上耀武扬威，如过官差。到了平遥的洪善驿，驿丞以为是过差，赶紧回报平遥县，说有官差过境，县知事率领三班衙役出东门接差，一看原来是日升昌的丘泰基老板，扫兴而归。日升昌平遥总经理张兴邦，为了给平遥县知事圆子，第二天摆设了三圆桌上等酒席，宴请了平遥县知事和衙门里的人员，大家见面哈哈一笑了事。总号对邱泰基这种招摇撞骗，挥霍行为，也不问不管了。
邱基泰从开封调到上海分庄担任经理，他除给总号又赚了许多利润外，还从上海给总号带回一卷珍珠门帘。之后总号又派他到西安分庄担任经理，他同样是讲排场耍派头，绿围大轿，仪仗喊道。恰巧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长安县知县，知县一打听是票号商人，马上禀请上司以冒充官员罪扣押，陕西抚台一见是日升昌经理邱基泰，请进客厅，毫未申斥，立刻放回。从此堂堂的长安知县，也对邱基泰不敢等闲视之了。
铺张奢华的生活
东家李箴视，由于日升昌营业兴隆，大发其财，每四年批红一次，估计30多年中，李财东仅红利就获得200多万两银子，成为平遥县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他有钱有势，声名赫赫，生活上自然就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仅就住宅来说，他在达蒲村建筑起四座辉煌巍峨的大宅院，高楼大厦，雕梁画栋。每座院落，都是一进三串院，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望，亭榭互映。正院以外，还有厨房院、账房院、门房。朱红大门外边，有系马栓、下马石，街门口铺的都是一丈八尺的红板石。四座高楼大厦的宅院连在一起，乡民稗为达蒲村的“李家堡”。他家业豪富，骡马成群，除了不少丫环外，雇佣的老妈子、保镖、护院、听差就有数十人，真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应。
李财东除了日升昌票号以外，在平遥城内还开设了两家钱铺，一家叫日升通，一家叫日升达。当时平遥钱行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之说，南通北达就是李财东的日升通、日升达，二盛是指渠家的百川盛、万源盛，二协是协同庆、协同泰。这几家钱铺都有票号的后台，在平遥市面上有翻江倒海之力。李财东在他的钱铺里立着手折，来往银钱，用多少立派账房去取，挥金如土，花钱如流水一般。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是平遥十大票号的全盛时期，平遥城内当时流行有几句顺口溜说：“日升昌、蔚泰厚，凉帽壳壳窑窑铺，道东过来蔚丰厚，天成亨、新泰厚，米家巷开的蔚长厚，百川汇、百川通，郝登五（书法家）写的金字牌匾蔚盛号，协同庆，南街开。普天同庆贴门脑。”平遥城内因为有这十家票号，平遥的市面空前繁荣，每逢农历正月十一这天，各商号一律开张营业。十大票号张灯结彩，各式各样的宫灯纱灯争奇斗艳，家家门口堆得旺火通红，把平遥街市照耀得如同白昼。各家门柜上摆设着名贵的古玩玉器，爆竹声、乐器声此起彼落，一派繁荣景象。
开张的这一天，日升昌李东家要到城内总号烧香去。清光绪年间，晋中祁、太、平、介等县的地主老财们，大都吸食鸦片，白天睡觉，夜晚吸烟，晨昏颠倒，李财东自不例外。到了正月十一这天，李财东事先过足鸦片瘾，吩咐仆从人等套起四辆华丽的轿车往城内去。车前后各有一匝顶马，骑顶马的人头戴红缨春帽，身穿青宁绸长袍，黑羔皮马褂；顶马颈系串铃，走起来叮当乱响，顶马前有一人提灯笼引路。
头一辆车坐着账房先生；第二辆坐着少爷，外辕一个男仆；第三辆是小姐，辕上一个女仆；第四辆是李东家。每辆车有一个执鞭的，另有一个叫骖车的。四更时分从达蒲村动身，左右打着火把，一路上车声隆隆，铃声叮当，威风凛凛地进入平遥城。
快接近城门时，远远就有吹吹打打锣鼓喧天的乐队前来迎接。李东家一行人等到了西街日升昌，门前台阶上早站满了经理、协理和各分庄的执事人员，一个个狐皮紫貂，灰鼠披风，满面春风，拱手作揖，迎接东家下车。院里灯火辉煌，厅上宫灯对对，楠木桌椅，湘绣靠背，地毯、檀香炉，一切陈设得富丽堂皇。
李东家拈香以后，客厅马上摆下十几桌山珍海味。日升昌总号宴席用碗都是在云南特制的白铜嵌花碗，冬天吃饭用火碗，碗底放一盅酒燃烧着，夏天吃饭用水碗，碗底下放一碗凉水，东伙分主次坐好，立刻杯觥交错地大嚼痛饮起来。日升昌的厨房也是颇为讲究的，大师傅、二师傅，有肉案上的，有面案上的，有掌炒勺的，另外还有刷锅洗碗的。开饭时有捧盘的、献莱的、斟酒的和捧痰盂、打手巾把的。厨房内鸡鸭、鱼翅、燕窝、海参、松花、火腿、口蘑、银耳及国产名酒，应有尽有。
李东家白天是不吃饭的，夜晚鸦片灯下，烟雾缭绕，想什么时候吃，厨房马上就送上来。有时夜间灶火上不来，大师傅把白面馒头在油中一泡，摔在火里，火苗上升，饭菜立刻做熟。这种暴殄天物奢侈的生活，正如俗话所说：“富人一席饭，贫家半年粮。”
腐化堕落了票号
辛亥革命运动中，日升昌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在变乱中，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现银30余万两，加上清皇室贵族官吏们的下台，放款收不回来，总数共约300万两以上。各分庄的一些经理伙友们，有的也乘机捞一把，甚至有携款潜逃的。煊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顿呈不景气现象。
到1914年，各地存款户见日升昌周转不灵，提款者纷至沓来，债权人一批批地都到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催索提款。这时日升昌的东家是李五峰，人称李五虎，他娶的是平遥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普的女儿。赵德普的儿子赵鸿猷，清朝举人，人称赵大人。赵鸿猷早就看到了山西票号日趋没落的前途，就和他妹夫李五峰商议，把李家的金银珠宝等珍贵物品，暗暗从达蒲村运到赵鸿猷家中埋藏起来，李五峰本人躲在北辛武村女儿家不露面。债权人告到平遥县政府，县里派人把李家宅院查封。
日升昌有一个担任过京、沪分庄经理的梁怀文，平遥城西北王郭村人，他熟悉日升昌各分庄的账目和债务情况。此时他挺身而出，组织了一些日升昌的干练伙友，到各地分庄清理债务，分别找到欠款人，陆续收回一些现款付给债主。另方面也维持了伙友们的生活，日升昌这块招牌还算存在。到1923年，零星债务已偿还得差不多了，梁怀文就和主要债权人商议，由债权人作为股东，仍用日升昌名义，开设钱庄继续营业，债权人同意办理。当然这和旧日的日升昌票号是两回事，这里不多赘述。
日升昌的财东李五峰，躲藏在他女儿家好几年，后来见风暴过去，没人来追究他了，也就渐渐地露了面。但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偷运到他内兄家的珍宝细软，只进不出，内兄赵鸿猷不认账。李又怕日升昌旧债主找麻烦，不敢诉诸官府，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至于他家所遗骡马车辆、家具摆设等物，男女仆人们变卖的变卖，窃走的窃走，全都一扫而空。李本人到晚年生活也成了问题，最后还是由他大女儿赡养送终。
嗜欲者天机浅，贪欲终会败身，古往今来，玩物丧志的例子太多了。胡雪岩沉溺情色，日升昌老板嗜好奢华，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