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番话，顿时令阅卷诸公无言再驳，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赐宴礼部，被授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终于捱得壬子散馆，得以引见入宫，在宫禁森严的紫禁城，一睹了奕的圣容。咸丰帝见其谈吐学问俱佳，温言垂询之余，似有所瞩，果然，引见后不久，俞樾便蒙恩得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究竟写了一段什么样的雄文，便令曾国藩这位八股大师折服？其实说来也令人瞠目，这位大人先生一瞅见那首五言律诗的首句：“花落春仍在”，便叹服了，这大概与曾国藩那执著的人生态度有暗合之处，以至于惺惺相惜的心态油然而生。
后来，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驻节于虎踞龙盘的南京，俞樾也以儒生的面目、巾服游于曾国藩的幕中，往来如处士。俞樾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将自己比作当年袁枚从游于君相幕府。而曾国藩对俞樾，则常有“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之叹。
俞樾在他身后留下的五百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书》，毫无疑义地成就了这位大儒的硕硕文名，而他那些后来名满九州的弟子，如章炳麟、徐琪、吴昌硕等辈，在承其衣钵之余，又大大地弘扬了他的学术，至今其学仍有苗裔可寻。俞氏之学不仅惠及门生，而且还泽及后人。俞樾一房虽然单传数世，但却世无庸者，所著文章不仅灿然可观，而且其曾孙——学人俞平伯先生，受到批判仍然能以学术著作令神州瞩目数十载。
6
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
封建社会重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相照。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不同形势，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能仅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诫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他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仙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他对管理银钱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而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则首先表现在他力劝曾国藩“墨至从戎”。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重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做姿态。曾国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他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至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他别出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左宗棠处于危厄之际，曾国藩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任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终于位至督抚，他因此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理解。清末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十分清醒，如他特别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
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容闳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军政大事讲座。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李善兰的介绍，容闳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为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对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经商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7
别具一格，识人才
曾国藩在不断相人的实践中，又时时回过头来温习宋初大相士陈抟的《心相篇》，以便知而行，行而知，进一步用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总结理论。孔子当年虽未曾提倡钻研相术，但曾氏这种“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的风格却还是谨遵儒家先圣之教导哩。
曾国藩平生以理学信徒标榜，自称“一宗宋儒”，而清廷《御制碑文》亦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历史上，宋儒主要研究孔孟之道，很少去探索星相占卜之术。因为，前者是一种德业，后者仅仅是一种术艺。南宋大儒陆象山在写给曾姓相士的一篇赠序中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生占辞论理，称道经史，未见抵牾，乃独业相人之术艺。艺虽精，下矣”（《陆九渊集》卷二十一《赠曾友文》）。意即曾某的相术虽然精妙，但也只能归于下品的术艺而已。
晚清人士为了维护曾国藩作为醇儒的一种形象，往往要否认曾氏研究乃至精于相术。如薛福成说：“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庸庵笔记》卷二《谈相》）。葛虚存则说：“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清代名人轶事》卷六《曾文正知人》）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曾国藩的相术实践不仅清末诸家笔记屡有记载，而且亦频见于曾氏《日记》之中。
陈青云：先充为字号勇，在金鹅山打仗。……眼圆而动，不甚可靠（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附记）。
陈品南：老三营湘旗旗长。挺拔，有静气。
喻科癸：平江亲兵百长。年二十四岁。满面堆笑，可爱。矮而精明。
黎以成：宁乡人。四年，鲁家坝入营，神昏。
莫有升：长沙人，年二十九岁。南勇，刘培元营内哨官。眼圆人滑（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