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江忠源率军守庐州。当时城内粮草缺乏，守官元纬因害怕敌人竟想投降，结果贻误军事部署。太平军突然举兵来犯，江忠源只好分兵部署，率士兵迎战。未曾想到，元纬的部下竟将太平军放入城内。江忠源获此消息，不禁悲愤万分，拖着病痛之躯亲自作战。但因久病，体力耗尽，只好由部下左右挟行，他心里很清楚庐州城保不住了，又不愿弃城逃走，因此决心以死殉城。他刚要用剑自杀，但剑却被部下马良夺走，马良将江忠源扶上马背想帮助他突出重围，谁知江忠源已决心以死殉城，他居然猛击马良，马良忍受不了痛击倒地，江忠源乘此机会投水自尽。
从这里可以看出，江忠源确实是名振四方却殉节而死，与曾国藩的预言丝毫不差。曾国藩认为观察一个人的神骨，需要较长时间细细鉴别，很多时候人来人往，匆忙不定，有的人可以再见，有人却永无再见的机会。这种情形下，彼此观察，就要注重考究所谓的“情态”了。
曾国藩说：“容貌是人的骨的余韵于外部显现，常能弥补卡骨的不足；情态则是神的余韵于外在表现，常能弥补齐神的不足。久久审视，应主要观察人的精神状态；短暂一见，主要观察人的情态，审视情态，应首先分辨清浊，近观细审时，还要兼论取舍存留，这样才能从大的地方看，从小的地方定性。”曾国藩又说：“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委婉柔弱的弱态，狂放不羁的狂态，怠慢懒散的疏懒态，交际圆滑的周旋态。像小鸟依人，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衫不整，倒穿鞋袜，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源自内心的真情实性，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喧哗取闹，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于豪雄，日后会沦为无用的废物。情态变化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看到其大致情形，日后谁会成为有用之才，谁会沦为无用的废物，也能看出个二三成。”
呈弱态者，性情以柔为主，温平和善，慈爱近人，但缺乏主见。优点是，心思细腻，能注意到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这种人因做事顾虑周全，所以很让人放心。
在中国古人处世智慧里，为了保全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以退为进，隐于无形，即把自己放在一个永远弱小的位置上，不引人注意，自然不会遭小人妒忌陷害。如战国时期的孙膑，因自己的才能出众，遭同学庞涓的妒忌，被他暗算，为了活命，佯装疯子，庞涓用美食与大便试探他的心智是否健全。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大便。看到孙膑如此疯癫，庞涓放松了警惕，孙膑才得以逃命。回到齐国后，孙膑设计，将庞涓诱至大树之下使其万箭穿心而死；三国司马懿，在曹睿死后与曹爽争权的斗争中，开始装年老智昏，连穿衣吃饭见客都分不清，成功地蒙骗了曹爽，使其放松戒心，而后突然发难，乘其不备，一举成功，为后来司马昭、司马炎夺魏权，开晋朝铺下道路。
这样的弱态非出自真心，而是为某种重大目的做准备，实是一种大智慧，与本性中的弱相差甚远。第一种弱，情致婉转，小鸟依人，以美为名，另一种弱，以工于心计为特征。
呈狂态者，以狂者称，这种人大多愤世嫉俗，为人耿介朴厚，有高人之处，但无宽容之心，机巧圆润又不足，因此为人处事自成一格，人不能理解他，他也不去迁就人。因孤独，往往能专注于个人事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终于有过人的成绩。但有的人，为人过于狂傲，不肯屈就，结果招致杀身之祸。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且不守军纪，随意泄露军机，结果惹恼曹操掉了脑袋。
狂傲之人，多半自信，有足够的信心，常认为天下人都不如他，这有一点好处，可有利于他将个人才智充分发挥；但为人因狂傲而有失分寸，不分场合，则会坏人坏己的大事，不会有好的结果。
但要注意分辨真假狂态。一种因为身怀绝技，有傲物之资；一种则是志大才疏，自命不凡，眼高手低。
呈疏懒态者，眼光犀利，什么东西一眼看穿本质，感兴趣的事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而对于有兴趣的事，他会做得很好。晋代的陶渊明，无心做官，诗却写得好，只做了四十多天小官后，便挂冠弃印而去，宁可“带自荷锄归”去过悠闲自得的农家生活。这种人在现在能不能做领导者，需视他个人的素质和交往能力而定。
呈周旋态者，为人聪慧，灵巧过人，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随遇而安的本事很好。待人接物应付自如，在交际、官场中甚至有如神助，解决问题能力强，能独当一面。周旋之中如有一股强悍雄健之气，则是难得的天才，蔺相如完璧归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般人身上，四种情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种情态是恒定的，曾国藩认为除恒态外，人身上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短暂出现的，称之为“时态”。如正在跟人交谈时，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足见这种人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时，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却在一旁连声附和，足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足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类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足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太动情的事情，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足见此人不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却不一定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如果能够以上述三种情态为原则与他人交往，那么就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4
英才与雄才
一般来说，上等的“英才”可在朝为“相”，上乘的“雄才”则可在朝为“将”，但与才兼文武、雄才大略的英雄全才相比，他们仍然属于“偏才”，难以领袖雄伦。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求“识英雄，重英雄”。虽说在当代“精英”主义的思想已渐式微，但历史上那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英雄主义人物仍然不断激励着今天的人角逐商海，叱咤政坛，可谓世界人类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对于曾国藩这样的一代奇才来说，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英雄”观和识别“英雄”的有效方法。
《太平御览》中说：“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英者花也，也就是说，英为草木之精，草中精华灵秀的叫做英，兽中特出群类的称为雄。自古文武才能出类拔萃者就是“英雄”。但是总的来说，“英”和“雄”是有区别的：聪明秀绝的称为“英”，胆力过人的称为“雄”。一般人眼中的人才大都结合了英才与雄才的特点，也即有文韬武略，否则他们也只能算是偏才。只有完全融合英才与雄才特点的人才，方是真正的“英雄”。
雄才凭着胆识和勇力，排除种种困难去完成任务。他们身上不仅仅只有勇力的特征，也饱含着智慧，因此才能领导群雄，把英才的智慧和谋划转化为现实。尽管可以说英才的谋划是他们行动的方针，但在实施过程中，勇力之外也不能缺少创造性发挥雄才的智慧。
对用人者来说，分清英、雄二才是必要的，但应充分考虑时代的变化。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英才和雄才是真正有用的。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治军用兵经验区分了三种“英才”：
一是纸上谈兵的人，曾国藩说，这种人“聪能谋始，明不见机，可以坐论，不可以处事”。也就是说，这种人似乎有谋划事功的大智慧，见识机敏，谈吐聪慧，评点前人功过如探囊取物，心中如怀有奇谋状；但对事物形势判断能力差，不会见机行事。也正因为不曾体验过着手处理事物的方方面面的困难，而轻易否定别人的能力和功绩，一旦面临行动，就手足无措，看似英明果断实际是草率行动。他们缺乏在错综复杂的事态中正确理清思路、抓住关键的思考经验和理事能力，往往根据头脑中记得的同类事件来发布行动命令，根据经验办事，不善随机应变，只会生搬硬套，成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种人适合做优秀的参谋，而难以独担大任。
二是勇力不足的英才，曾国藩认为这种人“明能见机，勇不足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这种人有大智慧，能策划大谋略，但终嫌行动魄力不够，遇事守成有余、闯劲不足，不敢冒险。善于处理按部就班的事，而不适宜解决突发性、开拓性事情，是优秀的内务管家。
三是智谋胆略皆备的英才，曾氏认为这种人“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这是胸怀天下的一类豪杰人物。他们不但胸怀奇谋，智划超群，更可贵的是有敢于行动的勇气和策略，能够机敏灵活地应对各种突变，而不会惊慌失措。
类似的，曾国藩也将“雄才”分为三种：
一是可以用作先锋人选的雄才：他们一般属于勇猛有余而智慧不足，但尚可处理一般事宜，可以独当一面。呆伯特在阐释曾国藩识人之论时认为，在今天而言，这类人才属于理想的中层干部人选，但他们的缺点是明显的，就是不可执帅印，他们的英才不足致使他们无法独立完成全盘的谋断。
二是可以成为力士的雄才：这类人一般来说气力过人，既缺乏行动能力，也没有智慧。因而他们只能充当“力士”的角色。
三是智勇双全的雄才：这是一类才兼文武的能力全面的人才，与前述智勇双全的英才近似，不过也有细微的差别。雄才一般起于行伍之间，弓马谙熟，气力过人；读书则偏于行军打战的内容。他们在揣摩人的心思方面却不及英才或与英才各有轾轻。这类人的代表就是韩信。
和韩信的命运类似，很多历史上的雄才都因为手握重兵，功高震主，最后反而为主人所忌，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这类人最终要注意如何在天下太平时“全身而退”。
一般来说，上等的“英才”可在朝为“相”，上乘的“雄才”则可在朝为“将”，但与才兼文武、雄才大略的英雄全才相比，他们仍然属于“偏才”，难以领袖雄伦。如果一个主帅只有“英”而无“雄”，则他就很难留住“雄才”，他们比较容易的是留下“英才”。对应的，主帅只有“雄”而乏“英”，也会留不住“英才”，只得到“雄才”。
所以，真正的帅才也就是真正的“英雄”，无所偏废的人物。他们往往有才能指挥天下英雄，以一种无形的威慑力和凝聚力号召天下英才与雄才听命于他们。
最后，曾国藩认为相比之下，一个真正的英雄所具备的“英分”应重于所具备的“雄分”，这就是项羽“霸王别姬”与刘邦终得天下的区别原因所在。
5
慧眼识俞樾
俞氏之学不仅惠及门生，而且还泽及后人。俞樾一房虽然单传数世，但却世无庸者，所著文章不仅灿然可观，而且其曾孙——学人俞平伯先生，受到批判仍然能以学术著作令神州瞩目数十载。
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俞樾在道光庚戍复试于礼部时，面对“淡烟疏雨落花开”这道并不吉祥的出题，发诗泉而不唐突，敷衍以文而不失缜密，先作五言律一首，然后洋洋洒洒地撰文解答了这道难题。
从复议的保和殿下得场来，俞樾心中仍然惴惴不安，因为这位俞举人虽然才华横溢，但自幼不娴于小楷，而彼时科场尤重于应试者的书法。自明末以来，有一种名为馆阁体的字体已经在科场流行，这种严谨端庄的字体，遂逐渐成为闱场中的专用字体。宗师一将墨卷拿到手中，先审视的便是应试者书法上的功底，然后再浏览全文，因运笔窳劣误了锦绣前程的无疑是大有人在；写得一笔漂亮的馆阁体，而博得阅卷者欢心，寅缘一跃龙门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俞樾胸中的隐忧，绝不是庸人自扰。
及至宫门传胪，黄榜挂出，俞樾不但被赐进士及第，而且在保和殿一同复试的诸人当中，居然名列第一。过了一段日子，俞樾才得知自己的卷子是经了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审阅后定夺的。曾不但是这次殿试的执事官员，而且与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同为该部堂官，因此，在阅批朱卷时，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他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不禁抚案激赏有加，他立即示之于内阁大学士杜翰等阅卷诸公，并且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同僚们聚而观之，咀嚼那份朱卷良久之后，纷纷摇头以为不可。“文则佳矣！然则仓促间安能出此佳构，定然是录旧作以塞责罢了！”
曾国藩仍然执着己见，拈须道：“不然，其诗亦相称，难道诗也是宿构吗？”
“文义发端于何处尚待考究，拔置之第一，恐难服众。”
“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此生他日成就，未可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