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于家庭，主张教弟；待遇族戚，则主张敬爱。推孝敬父母之爱于诸弟，推孝敬父母之意于诸族戚。对待族戚之道，曾国藩的家书中亦曾言及。其言说：“至于宗族姻党，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有至大之才者，多有至仁至德之心，这才算得完满之人，否则也只能算个偏才和有缺憾的人。单以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来说，如果能够恰当地处理好兄弟、亲友之间的关系，使家庭和睦、美满，也可算一桩不小的成就了。
有学者评价，曾国藩有一条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知错就改，从善如流。他的这一品质在处理兄弟关系中尤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咸丰七年，为了一点小事，曾国藩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表示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也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他以此事教诫儿子纪泽，希望他能体谅自己这番苦心：一来希望他能引以为戒；二来希望他能代己补偿自己的弟弟，再有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
本来兄弟之间，应该是平辈相处，可以无话不谈的。曾国藩不会因为自己是兄长——父母不在时，兄长是可代父行事的，拥有等同于父母的权威——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官，就可以以势压人，对兄弟为所欲为，颐指气使。曾国藩就有这样的胸怀和大度。曾国藩明白，既然是兄弟，就会各有各的长处，也会各有各的短处。每个人对人对事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于兄，兄不必敏于弟。对于诸弟对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入情入理，自己就断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哥哥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了，一直说到夜至二更。
在此期间，他还给哥哥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而听。
曾国藩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是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所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能堵住他的嘴，但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不平之气了，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另外，曾国藩还十分讲究兄弟之间的互相谦让，互相帮助，同甘苦共患难，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兄弟之间如何表达自己的关切和爱护之情呢？曾国藩说：“爱之以德”。对弟弟们百依百顺、姑息纵容，并不是爱，反而是不孝不仁。
曾国藩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总是能将自己的想法与兄弟和盘托出，以求得兄弟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在兄弟五人中，曾国华对哥哥多有误解，所以曾国藩总是能对他敞开心扉，也不回避这种误解。他之所以多次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告知各位兄弟，是因为他觉得兄弟之间除了肝胆相照，就没有更好的法子了。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现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对于家里的财产，曾国藩从来都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与兄弟公平分配，不致因为财产之事与诸弟之间产生嫌隙。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这就是在诸弟们眼中的兄长曾国藩。以如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弟弟们，岂能是那些毫无威信可言的兄长们可比的？既然是位真正有德有识有爱心的好兄长，做弟弟的自然很乐意听从他的劝诫了。曾国藩身为曾门长子，自度对诸弟之成长、发展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常常以自己未能勤于教导、督促诸弟，使其个个功成名就、德行完满而暗自引咎自责。可见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这一点在曾氏的生平行状、国事、家事的处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体现，而且他的责任心也与他独特而过人的“硬、挺”功夫相关。想他当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战，屡战屡败，每每困顿绝境，但竟能支撑下来，终获全胜，实堪敬服。曾国藩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劝诫，也几乎是达到了须臾不忘的境地，足见其耐心和忍性。
浏览曾氏的家书和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在四个弟弟中，曾国藩与曾国荃（沅弟）最为相知，这不仅因为曾国荃在战场上始终和他一起出生入死，也因为他们兄弟俩最能倾心交谈。当初，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曾国荃曾追随他左右，听授文章学问。曾国荃亦经常向兄长提意见，指正他的得失。曾国藩亦是虚心纳谏之人。他在庚申十一月日记中写道：“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
曾国荃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但又没有具体谈到是哪一件事情，以曾国藩的默契敏感，他猜测，弟弟是在担心兄弟之间存有不和。曾国藩告诉他，倘若真是如此，则完全不必担心抑郁，他推心置腹地说：弟弟，你对咱家有大功劳，对国家也有大功劳，我哪里会有不感激、不爱护的道理？我对待部属像杨岳斌、彭玉麟、鲍春霆等人都是仁义谦让，难道对自己的弟弟反而会刻薄吗？也许我们之间确有不全，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罢了。弟弟你立志做事，颇近似于春夏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颇近似于秋冬收剑之象。弟弟你以为扩散抒发才会生机旺盛，哥哥我认为收敛吝啬才会生机沉厚。我平时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更为精当的了。我曾多次用这七个字来教诫霆字营的统领鲍超，不知道他和你谈到这些没有？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待人接物不论贵贱老少，全是一团和气，唯独对待子孙侄儿则异常严肃。遇到佳令时节，更为凛然不可侵犯。这大概就是一种收敛之气，目的在于使家中欢乐不至于恣肆放纵。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是否会领会。
对曾国荃其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志大才大不甚收敛的人，而且在细节上不很顾忌，最后竟落得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名声。曾国藩对他的品性必了解甚深，曾一再劝诫他要收敛，要知道人言可畏。古语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指责别人的言论不知从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结束。但是，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显然，曾国藩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收敛起来，深刻反省，而不愿意看到弟弟们悍然不顾。他希望弟弟们听从他的忠告，手足相联，同走正道。他最怕的就是兄弟们各执己见，在家里斤斤计较，互决雌雄，反而忘记了迫在眉睫的外来灾难。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功成身退，保持收敛，保全身家性命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严谨作风和做人哲学。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则予以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从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攻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
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依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铁人。
对待做官如此，前已述及，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要有个“俭”字。他自诩“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
曾氏对于诸弟家教方面的指导、劝诫，就是希望他们对于家人勤于督促，以切切坚守耕读孝友的家风为念，而不使曾门变成所谓“官宦”之家，甚至常常劝诫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考仕宦而考虑。
7
教子有方
曾国藩认为，嫉妒与贪婪是人生常见的两种病症。嫉妒别人的人以害别人开始、以为害自己结束；贪婪的人因为贪得无厌，他们得到了害怕失去、失去了又怨恨没有得到，因此才招致祸患。他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恢弘、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廷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伦，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