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勿轻言人短。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绝世英雄，他在写给其兄长之子的书信中告诫说：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人喜欢去议论人家的长短，妄自评论政事法令的是非，这也是我所厌弃的，就算死也不愿意子孙有这样的行为！龙伯高敦厚、周密而谨慎，口中没有挑剔非难别人的语言，谦虑、自控而节俭，公正廉明而有威望，我因而爱他看重他，并且希望你们学习他。杜季良豪气干云，以别人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以别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他父亲死后，丧事上有许州郡的人赶来吊丧，我爱他看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学习他，效仿他。学习伯高而达不到他的水平，也还是个谨慎而整饬的文士，就是和平常所说的‘刻鹊不成尚类莺’一样。信效季良不成，沦为天下闻名的轻薄儿，就和平常所说的‘画虎不成反类犬’一样。”这也是个谦逊谨慎自我调养，收敛自己高远的胸怀，接触卑下近旁的道理，如不这样，就不能保持自己的久长和远大，涵藏得不够严密，就施展得不准确。苏轼的诗句“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而曾国藩有云：“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
也就是告诉我们，但凡在事情过后议论别人的过失，或者在别人背后说人长短，都是因为涉世未深。
何谓“世”？实则就是指人，人的耳朵，眼睛和嘴巴，是人的戒备，警惕，争执。世中人内心看似平静，实际都是暗潮汹涌难以平息，外表看似大家一团和气。一派阳光灿烂的样子，可暗地里心门锁，一团漆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世间人情如此，才能了解人与人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费尽心思，骨肉相残，分毫必争，巧取豪夺，稍有动静，便会平地起风波。所以荀子曰：“人性本恶。”
第四，勿斤斤计较，贪图钱财。曾国藩一生不爱钱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在位之时并不依靠权势聚敛财富，他曾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贪图钱财，滋长自己的虚荣心理。如果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荡荡，见识日多，一身正气。不然的话，便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总有一天被人看不起，因此必须做到为人谨慎行事！
6
为人处世，刚中有柔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极为推崇刚柔相济。
曾国藩的孙婿，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曾口述一段故事，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修身之法。这个故事是李鸿章说给吴永听的，应该可靠。李鸿章是这样说的：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且讲一条与你听。有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集市备办希蔬瓜果。日已过午，还未回家。
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膛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顶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进？”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身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第一条到底“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来说，世间无论何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吴永对老翁“躬身入局”加以肯定，算是对故事有较深层的理解。现在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又是一种理解。实际上，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的意思，儿子与京货担子顶着，挺关相互僵持，谁也没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老翁看到这种情形婉言相求仍是不行，便亲自下水，却一下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让他最终达成目的。
曾国藩将忍让之道放入他的“经”中，表明他赞同为人处事应刚柔相济，并且说明，有时外表的柔，其实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但凡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在“柔”学当中，曾国藩一生刚毅坚强，但又极重以柔克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只有自柔出，方显英雄本色。
曾国藩所讲的“刚柔”也可用“硬悔”来解释。他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同样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处事做人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曾国藩早年供职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他的“悔硬”、“柔刚”之学便是从《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中感悟出来的。他为人处世以“悔”、“硬”相勉，“刚”、“柔”相济，是具有很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在外声名显赫，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贪图家财万贯，这两者太过于招摇，完全没有谦退的意思，那么这种人家业、事业都不能长久。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两面性：一面战战兢兢，一面坦坦荡荡；一面悲观主义，一面乐观主义。他在极盛时想到极衰，这种思想引导他；征战生涯中生不忘死，居安思危，遭受屈辱时志不衰减求得荣耀，惨遭失败时发奋图强以求东山再起。这些也是曾国藩对“刚之柔出”的处世之法的思索。
曾国藩初次带兵打仗时，刀光血影，杀人如麻，人们称之为“曾剃头”，这是他人性中刚的一面。此后大半生，一直与太平军交战，历经磨难，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咸丰四年正月中旬，曾国藩奉命出征，所带水师受到太平军痛击，遭到惨败。曾国藩满心沮丧，心里异常难受、灰心，决定跳水自杀，后被属员章寿麟奋身入水救起。战后，曾国藩回到长沙，受世人百般嘲笑，他误以为大势已去，极度悲观之下决心在四月初五又一次自戕，幸而塔齐布的捷报打消了他寻死的念头。曾国藩重新振作，埋头再募兵练兵，准备再次发动攻势，咸丰四年七月初一，湘军水师“总统”宿汝航克复岳州，取得暂时胜利，八月二十三日湘军克复汉阳，曾国藩以为胜利在望。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力挽狂澜，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率兵攻克武昌，曾国藩苦战半年打下的城镇，得而复失，湘军精锐，溃不成军。曾国藩再次自杀不死，黯然逃回南昌，受尽天下人的冷讽热嘲。
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练就了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一举攻克天京，成就一番大“功业”。
为人处世就像李鸿章说的那个故事里的老翁一样，老翁的忍让并非示弱，外表的“柔”能够帮助自己达到“刚”的目的，那么一味的“刚”也可暂时抛却，因为这种“柔”并不是骨子里的柔弱。
人生在世不可一味懦弱，但“柔”并非懦弱，一味的“刚”也不是处世的原则，做人应用柔相济，身处逆境方能自强，得意之时方能自省，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7
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一般的朋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
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本性。不能做到诚，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也就只是一凡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人物”。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非端着个理学臭架子，让人望而生畏。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常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异常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因此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的上司对他严加训斥，他却不当一回事。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因为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三种，一个方面对他要宽松，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切不可与他争功，打了胜仗，功劳全都归他；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处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自己宽裕时，再多的金钱都要视之如粪土，当自己贫困时，也要慷慨解囊，宁愿自己艰苦也要分些利润给他。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而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晰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百姓来告状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自己手下又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与李世忠这样的悍将相处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曾国藩对李世忠这员威猛、难以驯服的大将，以宽“名利”，严“礼义”的原则待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命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因此想挫挫他的锐气。李世忠进到帐中，来不及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顿时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种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赞扬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许多，后终被曾国藩所用，成为得力干将。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悍将”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对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一般的朋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