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铭
杨铭，本名杨明，男，1952年9月生，重庆江津人。1983年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1986年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毕业，历史学硕士。先后供职于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文物局，现为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代表性论著有：《氐族史》、《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等。
公元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中叶，吐蕃攻占了以敦煌为中心的唐朝河、陇地区，统治该地区近百年之久。吐蕃是如何统治敦煌的，这是敦煌学、隋唐史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自上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就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我这里谈谈学术界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对新世纪的展望。
吐蕃统治敦煌史的研究，与敦煌古藏文写本的发现和研究密不可分，因为光凭唐代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汉文文献，显然不足以重构起吐蕃如何统治敦煌的立体画面。斯坦因（SirAurel Stein）与伯希和在上世纪初进行的数次中亚考察，从敦煌莫高窟获取的大量古藏文写本和其它物品，分别交由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éque Nationale）收藏。其中，英国部分的非佛教文书由1903－1927年任馆长的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1867－1956）负责整理，藏文佛典则交由瓦雷·普散（Valle.Poussin）编目。法国部分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进展相对缓慢，编目工作则由拉露女士进行。正是由于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编目与翻译成果的陆续问世，方促成了吐蕃统治敦煌史这一课题的提出、推进和发展。
一、上世纪海外学者的研究概述
大致说来，国外对“吐蕃统治敦煌”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发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渐成气候，其标志就是巴考、托马斯、杜散合作编著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de Touen－Houangelatifsàl" histoiredu Tibet，1940－1946）、托马斯的《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Tibetan Literary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二卷（1951）、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Leconeile de Lhasa，1952）等一批专著的问世。
其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托马斯，其人筚路蓝缕，有开山之功。从1927年到1933年，托马斯陆续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上发表整理研究敦煌古藏文文书的成果。在1935年和1951年，他又先后以《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为名，集结出版了两卷专著。其中，第一卷主要是从藏文大藏经中辑录并翻译的有关于阗史料。第二卷分七部分刊出了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社会历史文书。以上内容包括转写和译注，将斯坦因所获的社会历史文书中的精华部分公诸世，共计敦煌、麻扎塔格等地出土古藏文写本120件，古藏文简牍380件。在第一、二卷的基础上，托马斯和他的学生，又于1955、1963年汇集出版了该书第三、四卷。其中，第三卷是对第一、二卷某些未及展开的问题补充说明，而第四卷是具有藏英词典性质的工具书，收有完备的藏英梵词汇索引。
托马斯在整理、研究敦煌藏文文书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与法国的藏学家巴考、杜散一起，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解读出来了。他们三人在1946年出版了自194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其中，托马斯负责解读的是入藏于大英博物馆资料部的，原登录号为S.103（19VIII.1）、现编为I.O.750、B.M.8212（187）的那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公元743—763年的这一段。毫无疑问，他的这一成果，至今仍被敦煌学、藏学界的后学们使用。
与托马斯相比同时代或稍后的两位法国专家也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法国藏学界的两位女士：一位是拉鲁（M.Lalou），一位是麦克唐纳夫人（A.Macdonald）。前者花了几乎毕生的心血，编成了三大本的《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Inventaire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à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Founds Pelliottibetain，I.No.1—849，1939；II.No.850—1282，1950，III.No.1283－2216，1961.）。此外，她还撰写了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如：《公元8世纪大蕃官吏呈请状》（Revendicationsdes Fonctionnairesdu Grend Tibetau VIIIeSiècle，1955）、《古代西藏小邦王臣一览表》（Cataloquedes principautesdu Tibetancien，1965）等，就是其中的一些著名的篇章。麦克唐纳夫人则与今枝由郎一起，编辑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Choixde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à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complétépar queques Manuscrits del"India Officeetdu British Museum，1978，1979）两册。此外，她还撰写了长篇论文《关于P.T.128G，1287，1038，1047和1290号藏文卷子史地考释》（Unelecturedes Pelliot Tibetan1286，1287，1038，1047，et1290，tudestibé tains dédiéesàla Mémoirede MarcelleLalo，1971）。
后来，日本学者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藤枝晃的长篇论文《吐蕃支配期的敦煌》（1961）、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２敦煌の历史》（1980）涉及的吐蕃统治敦煌部分为代表。藤枝晃的《吐蕃支配期的敦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在其所处的时代尽可能地引用了敦煌汉、藏文文献，试图从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几个大的方面，勾勒出吐蕃统治下敦煌的基本态势。尽管这些研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不免有粗疏的地方，但其某些方面的考证，还是相当深入的，譬如他在第四和第五节中，对于吐蕃统治下汉人生活、敦煌佛教界的活动等探讨，无疑是细腻而深入的。
山口瑞凤在《讲座敦煌２敦煌の历史》中，撰写的《吐蕃统治时期》一章，其专题性更强，除此之外，山口瑞凤还撰写了若干与吐蕃统治敦煌有关的文章，其中《沙州汉人吐蕃二军团的成立与mkhartsan军团的位置》（1980）、《汉人及通颊人沙州吐蕃军团编成的时期》（1981）两篇尤为重要，被国际藏学界反复引用。当然，山口瑞凤的上述研究还只是专题性的，因为他的研究领域遍及整个藏学领域，就像藤枝晃的研究是整个敦煌学一样，他们都不可能专门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作系统的研究。
从70年代起到80年代，有一位国外的藏学家必须提到，他就是匈牙利的学者乌瑞。他发表的有关吐蕃统治敦煌及敦煌吐蕃文书的主要论著如下：《有关公元751年以前的中亚历史的古代藏文史料研究》（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upto751A.D.：Asurvey，1979）、《“khrom”：公元7—9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KHROM：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inthe7th－9th Centuries，1980）、《吐蕃统治下的斡端和甘肃国家之秘书监内的藏语使用》（L"Emploiduti bétain Dansles Chancelleriesdes tatsduKan－souet Khotan Posté－rieursàla Domination tibétaine，1981）、《九世纪前半叶吐蕃王朝的千户部落》（NotesontheThousand－districtsoftheTibetan Empire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1982）。
王尧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评价到：从这几年见到的材料来看，取得进展最大的几位是乌瑞、今枝由郎、山口瑞凤和戴密微，他们这几位分属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懂汉文，都能阅读汉文典籍，能以汉文史料与吐蕃文献相互印证、补充，纠正其伪误，使吐蕃文书写卷的重要价值得以放光四照。另外一点是，近几年取得成就的学者们能以吐蕃文书写卷与后来的藏文史籍相比较，从而廓清历史上的迷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三点是这些学者们对于敦煌吐蕃文书写卷的语言与现代藏语（特别是安多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大地推动了研究事业的发展。
继乌瑞之后，海外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提到武内绍人，他受日本东洋文库资助亲赴英伦，经过多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中亚的古藏文契约文书》（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Asia，1995）、《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Old Tibetan Manus from East Turkstanin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y，1997、1998）这两部巨著，为国际敦煌学界、藏学界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系统的研究成果。他的有关论文还有：《古藏文Lho－bal考》（On the Old Tibetan Wold Lho－bal，1984）、《敦煌、新疆出土藏语书信文书研究序说》（1986）、《古藏文买卖契约文书研究》（On the Old Tibetan Sale Contracts，1992）、《古藏文借贷契约文书》（OldTibetanLoanContracts，1993）、《将：吐蕃王朝千户部落的下属行政单位》（Tshan：Subordinate Adminis－trative Unitsofthe Thousand－districtsin theTibetan Empire，1994）。
二、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的研究概况
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要晚一些，可以说是发端于50年代。从正式出版物来看，首推王忠先生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1958）有关部分。60至80年代香港和台湾学者的成果有：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1964）、《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蕃最晚的原因》（1970）、《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1983），这几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结合敦煌汉文卷子论证敦煌于贞元元年（785）或贞元二年（787）陷于吐蕃。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1971）一文，主旨也是引用敦煌文书，以证敦煌陷蕃之岁为贞元二年（787）为不误。
而国内的研究全面展开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其标志就是以王尧、陈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0）正式出版。其直接的起因也是来自国际藏学界的推动，前面已经提到，麦克唐纳夫人、今枝由郎编辑的《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卷，1978、1979年在巴黎出版。以后王尧、陈践先生陆续出版了：《敦煌吐蕃文献选》（1983）、《吐蕃简牍综录》（1986）、《吐蕃金石录》（1983）、《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1988）等几部重要的论著或资料，以及一批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古藏文史料方面的基础。
正是利用上述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以及敦煌汉文文书的整理出版，国内学术界始得以结合汉、藏文献对吐蕃统治敦煌这一课题展开研究。从80—90年代，一批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如果按专题作大致的划分，研究吐蕃占领敦煌时间的有：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1983），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1985），马德《沙州陷蕃年代再探》（1985），杨铭《一件有关敦煌陷蕃时间的藏文文书》（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