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三灾八难五劳七伤不可胜数。疾病几乎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而贫病交加，给人的折磨更难于言表。我的父亲55岁因病不治而亡，我得过急性肝炎，营养接济不上，工作中又从5层楼掉下来，妻子得过痨病和直肠癌……还好，老天保佑，一切都已经过去。
1.父亲不治而亡
1968年农历5月27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这天晚上，我那刚直、善良、忠厚、老实的父亲，因急性脑溢血，未经任何治疗散手西去。那年，父亲55岁；我19岁。
农历五月底，农活主要是中耕除草，不算太忙。经生产队同意，我随父亲去附近的江南化工厂做泥工。我们所得的工资全部交生产队，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再按工分参加生产队里的年终分配。我和父亲在工厂里干一天泥工，一共能领到3元的工资，生产队会计去结账领回钱后给我们记30工分，年终分配时，按当年的收成计酬，每10工分能分到4角多或5角钱。父亲去世的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晴朗。白天，父亲还带着我在江南化工厂做工，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只是在两天前，父亲因感到头晕、胸闷，曾找工厂医务室的王医师简单地看了一下病情，王医师开了一点药，吃过药后，父亲感到舒服了，就继续干活。
我和父亲在工厂里劳动了一天，回家以后，父亲照常去菜园里看了看，拔了一些杂草。吃过晚饭以后，天还没黑，他拿了一把竹椅子，坐在屋檐外看一本旧书。这是父亲多年来的习惯，只要闲下来，他总要到菜园里去转悠一阵子，或找旧书、旧报纸什么的看看，打发时光，我很少看到父亲去找人闲聊。
天黑的时候，生产队的记工员何鳌生来我家发通知，说今晚生产队开会记工分。父亲听到了，要我去参加。其实父亲平时也很少参加生产队的会议，原因是他性子太耿直，说话很容易得罪人。为这事，母亲经常劝他，也不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样一来，父亲就索性不参加生产队里的会议，我自然而然地成了父亲的代表。
那天夜里，我从生产队里开会回来，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已经睡着了。
那时家里的三间茅屋，一间是堂屋，一间是灶屋，灶屋的后面还隔开一小半做猪栏，剩下的一间就是全家几口的卧室了。卧室里本来只有两张床，因为夏天热，父亲心痛我，将一张竹凉板搁在两条木板凳上，支起一张临时床，让我一个人睡。母亲和妹妹睡一张大床，父亲睡一张小架子床，我的临时床和父亲的架子床并排，中间隔一张破旧的书桌，书桌上规规矩矩的放一盏小煤油灯，一口小闹钟。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轻手轻脚上了床，没有惊动任何人。我躺下大概睡了一、二个小时，朦胧中听到父亲床上大声的喘气声，我被这喘气声惊醒，我大声地叫父亲，问他怎么回事。平时，父亲做梦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但一叫他，他会很清醒地回答，说是在做梦，有时还会把梦中之事说给我听。但是，那天夜里我叫他时，却没有听到他的回声。我使劲地叫了几声，仍无济于事。我连忙爬起来，走到父亲床边，掀开蚊帐一看，只见父亲两眼圆睁，表情特别痛苦，他的一只手举过头顶，嘴角颤动，好像在作最后的努力，有什么话要说，但怎么也说不出来。
母亲听到我的叫喊声，也赶忙起床，看到父亲这般情形，要我赶紧去叫外公来——我们家在益阳没有别的亲人，大小事情，除了外公、舅舅，就是舅舅、外公。
我转身出屋，看了一眼书桌上的小闹钟，已经凌晨两点了。外公家离我们家不到一华里路程，我沿着山路奔跑，很快敲开了外公家的大门。我告知情形，外公不顾70多岁的年纪，连忙叫醒隔壁的折桂满爹，3人快步往回赶。
外公和折桂满爹来到父亲的床边，外公提着四方的玻璃煤油灯，折桂满爹仔细地端详父亲的面容，探了父亲的手脉，又使劲掐父亲的人中，然后对外公说：现在我带哈咪去请郎中，你老就在这里照看照看。刚走一两步，又回头与外公耳语了几句，再带我朝三里桥方向走。
折桂满爹提一盏方型的镜子煤油灯，吩咐我拿一根细长的竹丫子，行走时用竹丫子在山路两旁不停地扫、打，以把路边的毒蛇吓跑，防止被它们咬着。
我们来到解放军驻益阳的一个中队营地，站岗的士兵告诉我们，军医请假回家了。没办法，我和折桂满爹又走了大约4华里，敲开了70多岁的丁老医师的家门。丁老医师听我们介绍完病情，很惋惜地说：这种病是“脑冲血”，治这种病中医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大医院才有办法。
听了丁老医师的这番话，我和折桂满爹只得失望地往回赶，心想回家商量后再作安排。回到家时，只见上下屋里的邻居们都来了，有的到了屋里，有的在外面三五成群的议论着什么。妈妈和妹妹在父亲身边失声痛哭。
折桂满爹把外公拉到一边，说他先前来家时就知道父亲已经没有脉了，掐人中也没什么反映，去请医师不过是免亲人遗憾，表示已经尽力而已。接着他又去摸了摸父亲的手脚，回头又对外公说，现在父亲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凉了，哈咪年纪还小，请外公节哀，为他们做主准备后事吧。我久久地站在父亲的床前，望着他那双没有闭合的眼睛，我不相信，父亲昨天还和我在江南化工厂做工，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扑通一声跪在父亲的床前，千呼万唤，最终父亲也没有醒来。从这一年起，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与母亲、姐姐和妹妹，共同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2.我患了急性黄疸肝炎
1968年，对于我和我家来说，真的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农历5月27日父亲不医而终；10月，全家都还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我被诊断患了急性黄疸肝炎。
10月是农村的大忙季节，上山摘油茶籽，挖红薯、收割晚稻，一系列的农活接踵而来。一天早上起来，我感觉浑身无力，脚酸手软。吃过早饭，我随母亲以及生产队上的人上山摘油茶籽，整整一个上午，我无论如何也打不起精神，摘的茶籽也比先天少了很多。
中午回家，母亲发现我的脸色很不好，就说，下午你就别去了，在家里休息。我说就是感到浑身没劲，也没见哪儿痛，不要紧的。
下午我仍然上了山，但没摘几颗茶籽，总感到全身无力，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树下休息，收工时才同母亲一道回家。
回到家里，母亲仔细观察我的脸部，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就赶紧跑到舅舅家里去借钱，反复叮嘱我明天一早去地区人民医院看病。
地区人民医院是当时益阳最大的医院，位于资江南岸一个叫做“大渡口”的地方，离我家有六七华里的样子。
第二天，我按照母亲的叮嘱，早早的去地区人民医院看病。我花了5分钱，挂了一个内科的号子。一位姓谌的女医师仔细看了我的眼睛，问我吃早餐没有。我说没有。她快速开了一张血液化验单，又请化验室按急诊病人处理，尽快拿出化验结果。
整个过程，谌医师一脸的严肃和认真负责，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我的病情不轻。但我自己的感觉却不那么严重，心里想，就是感到没力气，哪有那么严重的呢？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化验结果出来了。谌医师看过后，迅速地在我的病历本上写道：急性黄疸肝炎，转住院部治疗。我连忙对谌医师说：我是农村来的，住院不起，您就开点药让我回家去吃吧。我说这话时，右手捏着口袋里仅有的几块钱——即便这仅有的几块钱，也是妈妈从舅舅家借来的呀，如果能少用一块或几毛，也就少欠一点账。
谌医师看我着急的样子，又把我的面部和眼睛仔细审视了一遍，然后用点水笔在病历本上写下“拒绝住院”4个字，才给我开了在医院打吊针的药，以及带回家口服的药，又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按时打针吃药，与家人餐饮隔离，防止传染，千万不能粗心大意，最后给我开了一张“全休一个月”的病假证明。
从谌医师的诊室出来，我就去打吊针。打完吊针之后，我到街边的店子里吃了一碗不收粮票的“百粒丸”，然后转悠到了新华书店，我想去买一本关于肝病及其治疗方面的书，我要尽力省钱，为自己设计治疗方案。
那时书店里多半是毛主席著作，我好不容易在书架上找到《肝脏病知识》一书，书上除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外，究竟还有一些肝病的治疗和护理知识，我买回来认真阅读，按照谌医师的交代和书本上的知识，自己制定了医治方案：首先是与母亲和妹妹隔离食宿；其次是药物治疗和饮食治疗双管齐下。
按照自己设计的医治方案，经一个月的时间，我到医院去做肝病检查时，各项指标居然都达到了正常，也就是说我的急性黄疸肝炎已经痊愈。
这里，我要特别补写几句话，感谢当时大队的合作医疗机构和赤脚医师陈爱华。在我与肝病抗衡的过程中，陈爱华不嫌弃我的家庭出身，他耐心地告诉我：这种病大队合作医疗室是不能治的。但他想办法给我搞来了保肝护肝的药物，药费在大队合作医疗室进行了报销，一共报销了46块多钱。
陈爱华大我四、五岁，40出头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为人和医德永远留在我心里。
当时地区医院的肝病专家谌医师对病人极端的负责任，看病细心，体贴没钱的人，我后来没见到过她，但她给我看病时的那种亲切的神态，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谌医师年长于我，现在应该是退休养老的年龄吧，我真心地祝她晚年健康幸福。
3.国秀的痨病与直肠癌
我岳父母一共养育了10个儿女，除一个夭折之外，其余9个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我妻子国秀排行第四，她上头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国秀与我结婚后，继承了她父母亲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虽然她身体不算高大，但在同辈中干活从来不甘落后，我们生产队对她的评价很高，如果不是我父亲“伪军官”这个社会关系牵累了她，国秀肯定是当妇女队长或五好社员的材料。
1983年，我的女儿志群8岁，儿子志宏5岁，正是调皮玩耍、不谙世事的年龄。
这年的农历5月，妻子国秀突然出现吐血的症状，我带她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肺结核，乡下俗称“痨病”。
因为国秀的姐夫是患痨病去世的，去世时才37岁，所以国秀得知自己得了痨病，不免悲伤落泪。从医院检查回来，她问我：这种病能治好吗？如果没得治，就不要花那些冤枉钱。国秀的声音很低，停了一下，叹了一口气，又说：“志群、志宏姐弟俩还这么小，怎么丢得开呢？我如果去了，你肯定要找个人的，其余都随你，但总要找个疼孩子的才好。”说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淌。
我扶着国秀疲惫不堪的身体，对她说：“过去的痨病现在医学叫肺结核，这种病过去治不好，现在医学发达了，都能治好的。只要你按医师的交代，按时打针吃药，注意营养，不太劳累，没问题的。”
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国秀果然按照医师的吩咐，积极配合治疗；再加上当时已经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国秀也不用那么下地劳动，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做一些家务活。
在给国秀治病的过程中，我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叔外婆杨翠英对国秀的关心。她听说国秀得了痨病之后，打听到吃一种“胎盘”的东西有特别好的疗效。她就想方设法找医院妇产科的医师去买，前后买了10多个胎盘，每次都由她亲手做成可口的美食，送到国秀手上，只说是治病的好东西，国秀吃了没感觉出什么异味，病情果然渐渐好转。我和国秀内心特别感谢杨翠英叔外婆。她老人家为国秀的病操劳，寻医问药，无微不至。她老人家还健在。我们愿她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