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7日，是杨刚逝世四十周年。为此，有关方面在北京召开纪念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妇女》等报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在这期间，我不知道萧乾先生是否又写了点什么；但是从他晚年的文字生涯中，人们不难看到，他不仅为《杨刚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而且很早就将自己的哀思诉诸笔墨了。可见在杨刚的熟人中，萧乾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尽管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志”。
萧乾与杨刚是2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认识的。据萧回忆，1929年夏天，他经历了“梦之谷”的初恋之后，从汕头回到北平，因没有文凭，便进入燕大国文专修班就读。在校期间，他曾经参加过包贵思教授组织的家庭朗诵会。会上，一位言辞锋利、举止大方的女同学非常引人注目，她叫杨缤，就是后来的杨刚。
杨刚（1905—1957）
杨刚出生于官宦人家。其父杨会康原是清朝旧臣，民国以后在江西、湖北担任过政务厅长、财政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务。杨会康比较开明，为了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便把她送入教会学校。北伐战争中，杨刚因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曾陷入痛苦的深渊。绝望之际，她仅仅是读了几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就开始倾心于革命。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是很普通的事。进入大学后，经郑侃（后来成为她的丈夫）介绍，她“抱着和亲人永别与去死的心境提出了入党要求”（杨刚《自传》，转引自《新闻界人物（十）》，15页，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选择了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生之路。相比之下，萧乾却正好相反，他出身于一个汉化了的蒙族贫民家庭，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他主动退出共青团组织，决心要做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虽然也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却对理论和“主义”失去兴趣。所以，当杨刚像大姐姐似的，将一本又一本革命书籍借给他的时候，他怎么也读不进去。于是在他们交往中，就出现了如此耐人寻味的一幕——
有一次两个人在圆明园散步，杨刚责问萧乾：“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这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萧乾赌气说。
“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当心你会棹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萧乾》，1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思想认识的分歧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不久，萧乾靠杨刚弄到的一张假文凭考入辅仁大学，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杨刚则因为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捕入狱。两三年后，当两人经历了各自的曲折道路叉回到燕京大学时，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帮助斯诺选编《活着的中国》——正在等待着他们。
《活着的中国》与《西行漫记》被誉为斯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姊妹篇。当时，斯诺刚刚来到燕京大学执教，喜欢与学生们交往；萧乾很快就成了他们家的座上客。斯诺得知萧已在《大公报》上发表小说，并与外国人编过介绍中国的刊物时，便希望萧能帮他编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书籍。萧征得斯诺同意，邀请杨刚也来参加。几十年后萧乾还清楚记得，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内邮政，“是为了便于男女生谈恋爱的。但我同杨刚相互间写的信，几乎都是关于作品的意见”（《燕大文史资料》第六辑，18页）。他还说，杨的信写得很精彩，直到“文革”前夕，他还保存了一手提箱她的来信。可见他是多么珍视这样的友谊。
1939年，萧正在香港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邀请他去执教，于是他向报社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报社总经理胡政之听说杨是共产党员，准备另选他人，萧力陈己见，终于使胡政之接受了他的意见。
《大公报》是饮誉海内外的一份民间大报，其“不党、不私、不偏、不盲”的办报宗旨为世人所称道。但是被夏衍戏称为“浩烈之徒”的杨刚却对此不感兴趣。假如不是地下党的决定，她也许不肯前来俯就。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她的才能是在进入《大公报》以后，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前不久爱泼斯坦在一篇文章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些国际人士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目标。为了帮助他们撤离香港，杨刚“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包括把我从我的住所和工作地点秘密转移”。（《光明日报》1997年10月29日）据另一篇文章介绍，在转移中，杨把爱泼斯坦带到自己隐蔽的一家医院，让医生在他“腿上划上一刀，作为被弹片擦伤的病人，方才在医院安顿了下来”。（《新闻界人物（十）》，54页）随后，经爱氏夫妇介绍，她还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前往江浙前线采访。采访中，她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并以《东南行》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既为国人激赏，也被外国人称道。一位美国驻华武官说，这是“他所读到的最好报道”（《费正清对华回忆录》，326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943年，杨刚奉命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以《大公报》编辑兼外交记者的身份，往来于驻华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中间，并结识了年轻的费正清博士。当时，费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负责人。为获得更多情报，他开始与“左派人士”交往，杨刚和龚澎就是其中的两位。在费正清的眼里，杨刚身材苗条，容貌秀雅，性格刚烈。她虽然“不具龚澎的魅力，也未公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却喜欢“以更锋利的笔调”，从“更广阔的哲学背景来探索中国的前途问题”。交往中，他们建立了书信联系。费从杨的来信中发现，她不仅是个“非常严肃和虔诚的观察家”，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分析家。费甚至感到，与杨进行“讨论真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得到这么一位朋友是多么幸运”。与此同时，费认为从名字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个“刚”字是表示“钢”的性格，而所谓钢的性格，正是“斯大林的幽灵”！（同上，324～327页）。
这时候，杨刚萌生了去美国留学并考察美国社会的念头。1944年3月，在费正清和包贵思等人的帮助下，她收到哈佛大学女子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并获得为期一年的奖学金。根据当局规定，凡出国人员必须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但杨刚却宁肯不出国也不去受训。后来，经胡政之努力，由蒋介石特批，她才免于受训去了美国。在那里，她又写下了一批精彩的通讯，并结成另外一个集子——《美国札记》。
第二年，为了采访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萧乾从欧洲战场来到美国，与杨刚在旧金山重逢。想当年，由于走得太急，萧在赴英之前都来不及与杨见面，没想到阔别十年之后，竟会在异国他乡相见。对此，传记作家李辉这样写道：“在旧金山，一走下火车，萧乾就听到一声兴奋的喊叫。多么熟悉的女性声音，一下子把萧乾带进一种仿佛喝醉了酒的境界。”（《萧乾传》，22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次采访中，萧乾敏感地发现，尽管联合国的成立和纳粹德国的投降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如果国共两党还要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的话，那就很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为此，他在散步中向杨刚倾吐了心中的忧虑。杨刚告诉他，“共产党是不会打内战的，关键是要看国民党愿不愿意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当时，尽管杨刚非常乐观，非常自信，“她的情绪似乎感染了萧乾，但仍不能完全打消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肃性的忧虑，甚至恐惧”。（同上，238页）在后来的接触中，细心的萧乾又发现：在杨刚的眼里，有一丝不太容易觉察的伤感和忧郁；在她的谈吐中，也夹杂着几声轻微的叹息。萧不知道她究竟是内心有什么矛盾，还是在其他方面遇上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