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让我们看看柳亚子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以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吧。柳认为，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就“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是由于“我有科学的预见”，并且“自信……不在毛先生之下”，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柳亚子选集》，591页）这话是一年前在上述《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中讲的，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到北平，柳亚子肯定会感到不满，感到压抑，以致会处处碰壁。因此他所谓请不要把他当做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云云，完全是一种牢骚。
在这种情况下，柳亚子的言行不仅令人侧目，也引起了亲人的忧虑。无奈之下，他的夫人郑佩宜女士只好与医生商量，以血压升高为理由，劝他请假休息，谢绝一切活动。这一着果然灵验，宋云彬在日记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红尘冷眼》，118页）柳亚子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柳亚子选集》，1197页）看到柳亚子真要休息，宋不仅称赞“柳夫人之计善哉”，而且还与叶圣陶开怀畅饮，表示自己“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叶圣陶也“大表同意”。（《红尘冷眼》，118页）
五、牢骚之三：遭遇官僚主义
柳亚子称病后，住进颐和园休养。据说他因为要吃黄瓜，打过管理员一个耳光；相比之下，人们还不知道他和警卫人员也发生过激烈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
柳亚子搬走以后，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也离开六国饭店，住进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尽管这里是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叶是该委员会主任，宋、傅是其成员），但是门口却有持枪警卫。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这里拜访宋云彬。当时宋正在睡午觉，二人被警卫人员拦住，要他们登记之后才能进去。柳亚子对这种官僚主义的衙门作风非常反感，便径自往里去，大概是进入办公室以后，警卫员拔出枪来进行恐吓，这下子更惹恼了柳亚子，他拿起桌子上的墨水瓶扔了过去，却溅了柳夫人一身。这时傅彬然和金灿然闻讯赶到，才连忙向柳亚子道歉，并把警卫员申斥一顿。事情过后，宋云彬与叶圣陶、金灿然谈论此事，叶认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同上，131页）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到北平颐和园益寿堂看望柳亚子。
由发牢骚到发脾气，在柳亚子来说并非偶然，这反映了他对新的政治环境很不适应。类似的感觉在宋云彬日记中随处可见。比如毛泽东抵达北平时，统战部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发出通知，到会后才知道是要组织他们赴机场迎迓。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座谈会”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座谈会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宋云彬在日记中说：
——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同上，119页）
——教育座谈会今日第二次开会，不去出席，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同上，121页）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同上，125页）
——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同上，128页）
尽管如此，参加座谈会毕竟是一种政治待遇。因此宋云彬对此也比较在意。有一天他和叶圣陶、傅彬然同时接到通知，说下午五时要开座谈会，后来又通知会议改期，他便和傅彬然去游天坛，没想到他们一走，叶圣陶就被接去开会。类似的不信任时有发生，使他深感“北平非久居之地”。（同上，116页）此外，他对有些人来到北平之后，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同上，126页）非常反感，与此同时叶圣陶也有“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同上，125页）之意。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从沈阳到北平”一章中，也写了许多“意外的烦恼事”。这些“被误解”、“受屈辱”的事情和宋云彬的感觉、遭遇，可以作为柳亚子牢骚满腹的旁证。
六、牢骚之四：经济无方、干部无能……
柳亚子“因病”休息后，还做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一是他以南社和新南社的名义，于4月16日在中山公园举行联合雅集，二是由他筹备组织的文研会于6月26日在中山公园成立。关于前者，尽管有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参加，但是当局并不支持这种活动；至于后者，从宋云彬于第二天写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文研会成立也是柳大发牢骚的一个例证。由于这是一封鲜为人知的信件，有必要将它摘录如下：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9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红尘冷眼》，136页）
宋云彬（1897—1979）
宋云彬在日记中录下此信之后还继续写道：“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但是，由于亚老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特别是“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此外，宋还对柳亚子屡发牢骚的后果做了分析。他认为这不仅容易使朋友们因为怕受牵连离他远去，还会让经常收到他的抗议书或介绍信的领袖们疏远他。这样一来，又会使他牢骚更大，心情更坏。（同上，136～137页）
信写好后，宋云彬征求叶圣陶的意见，叶“连称好极了”之后，才以挂号信寄出去。
需要注意的是，大概在1946年下半年，宋云彬为《人物杂志》写过一篇题为《柳亚子》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柳亚子从事文化活动的用意。文章说：“我们中国，历来有许多尚名节的士大夫，每值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的时候，他们就用言论行动来伸张正义，辨别是非。例如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就和‘口合天宪，手握王爵’的宦官作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斗争。……明朝末年，士大夫们为和阉宦奸党斗争，纷纷立社，其中以复社为最著名。”到了清朝末年，情况比明末更坏，一部分士大夫又组织南社与恶势力做斗争。从表面上看，南社是文人的集会，事实上却是一个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人物杂志三年选集》，77页）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那样一个时代，文研会无疾而终，中山公园的雅集成为绝唱，就在所难免了。
七、牢骚复牢骚
四天以后，也就是1949年7月1日，宋云彬收到柳亚子的回信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接柳亚老复函，谓‘辱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7月4日，宋又收到柳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据柳亚子《北行日记》，周恩来与他长谈，是在6月28日下午。晚上周在听鹂馆设宴，张友渔、徐冰等人作陪，柳“颇有醉意”（《柳亚子选集》，1207页）。7月8日，宋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末附有一诗：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
7月21日，宋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和诗，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首《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体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
尽管如此，柳亚子的牢骚并没有结束。三天后，宋云彬去颐和园看望柳亚子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口斗口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这种状况对于快人快语的柳亚子来说也许比较痛苦，但宋云彬却说：“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红尘冷眼》，143页）
此后，虽然宋在日记中很少谈到柳亚子了，但还是能看到柳的一些情况。比如1950年7月23日有“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同上，201页）的说法，到11月19日又有“亚老近来又大兴奋，喜管闲事”（同上，211页）的记录。
有意思的是，无论柳亚子怎样发牢骚，他的境遇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比之下，柳亚子发牢骚时往往进行劝阻的宋云彬，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显然是1958年柳亚子逝世时，宋云彬在日记中没有记录的原因。
200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