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的某些地区几乎都受到这样的破坏。成吉思汗进入今天中国甘肃省地区的时候，将领们就让他毁掉耕地，他们说耕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放牧，对他们没好处，还不如在东伊朗那样，杀光农民，退耕还草，用来放牧。我们都知道这种做法很可笑，但他们也是出于方便放牧的考虑，无可厚非。由于耶律楚材的反对，这件事情就此作罢。我们不能责怪蒙古人的做法，就像不能指责美洲红种人那样，他们在占领村落后也只是懂得毁掉，让这些地区变成森林。蒙古人不懂得耕种，只能摧毁农耕文明，对于商业经济就更是这样了。成吉思汗则比较开明，他有着高超的政治才能，对于耶律楚材的建议能够认真听取，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生存空间。《秘史》里面也记载了成吉思汗认真听取牙剌洼赤关于城市管理的报告。
忽必烈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尤为感兴趣。忽必烈比他的祖父更懂得珍惜那些游牧民族看来没有用的东西。成吉思汗的后裔伊儿汗合赞也听取了这样的建议，在拉施特的帮助下恢复了伊朗地区被毁坏的土地。拉施特负责纂修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触目惊心的情景。在他的记载中，波斯的农业已经无药可救。塔吉克农民被驱逐、被蒙古领主压迫，他们背井离乡。每一次州长的更迭，都会搜刮光他们的财物。拉施特希望帮助合赞吸引农民回归，可是一个世纪后，帖木儿的到来，所做出的惨无人道的事情比蒙古黄金家族还要过分。即使到了今天，也能看见波斯乡间有着这段历史的伤痕。
4世纪，匈奴人在中原北方已经恶贯满盈。伤风败俗、父兄相残、毫无诚信，那里基本成了一个众恶的修罗场。当然，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记述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原比那个黑暗时代好了很多。可是除了忽必烈之外，元朝实际上的功绩远不如其他的几个朝代。忽必烈的继承人到了最后在中原统治的几代人都是酒色过度，甚至有精神问题。他们对藏传佛教几乎达到痴迷程度，中国的史书对这些行为都加以了批判。他们之间还不断倾轧，使得忽必烈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被摧残殆尽。
总而言之，分居于中原、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波斯的蒙古人，都没有了解中原文化和波斯文化中的国家概念是什么。波斯和中原文化所谓的国家是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蒙古人却为了抢地盘，兄弟相残，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草原上打来打去抢占草原。他们觉得无论中原还是波斯，都应该是部落家族共同的财产，稍有不均就互相倾轧。最后蒙古人在短暂统治中原后被赶走。旭烈兀的子孙建立的王朝在波斯也没能持续下去。
游牧民族的统治让农耕民族为主的国家的发展停滞。汉族政权在重新夺得中原的领导权之后，已经没有能力恢复汉唐时代的荣光。明朝的力量虽然依然领先于世界，但已经没有了向上发展的势头，显得有点畏畏缩缩，对于已有的文化成果也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俄国则被蒙古统治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沙皇制度，到1914年都还有着痼疾。
第七节蒙古人的业绩
蒙古人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蒙古人在战争中把亚洲整合起来，开辟了洲际通道，联结了中原、波斯和基督教世界。中原和波斯的艺术开始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马可·波罗了解了佛教，北京也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通过侵略，让各地打破樊篱，让各地的文化在异地播种。蒙古与罗马都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可以与发现好望角和美洲相提并论。
蒙古人虽然制造了废墟，也开辟了道路。
可惜的是，帖木儿的出现让交流再次受阻，这与旭烈兀和忽必烈这样的人截然不同。
第八节迁移？入侵？
这个问题似乎意义不大，但还是需要做一些区分的。从上亚细亚开始的迁移次数其实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多。4世纪，匈奴人入侵中原，没有让那里的语言和人种发生变化，毕竟这样的入侵只是在边境的一些小部落的行为，他们人很少，没有办法影响数量庞大的中原汉人。另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虽然征服了鄂尔多斯以及察哈尔，还把蒙古人迁移到这些地方生活，却没有影响这里的文化。蒙古人所占领的地域太过辽阔，没有办法持久性地或者至少能辨别地对人种产生一些影响。蒙古的人口本来就不多，还要补充到中原、波斯、突厥斯坦、罗斯等地区参与管理，这样一来就被稀释得相当稀少。拉施特说，蒙古人所占领的钦察汗国中，实际上只有四千蒙古人，拔都和别儿哥的军队都是突厥人。察合台汗国本来是哈剌契丹人的领地，主要的种族还是突厥人。
在波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这里也多次被突厥人侵占，但是在文化上并没有被异化，因为征服他们的突厥人人数很少。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甚至被当地的居民同化了。阿塞拜疆曾经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主要因为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有着适合游牧民族生存的草地。这里后来也成了蒙古人最后的栖息之地。另外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地方，突厥－蒙古建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要少于那些迟缓的、不为人知的氏族渗入，这些氏族十分神秘，只是带着黑色帐幕迁移，到了今天，还是能看见他们从设拉子往蔑拉德移牧。
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是牢固的，却没有同化这个地区的人，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盘踞着阿拉伯人。与此相反，希腊的安娜托尼亚几乎都变成了突厥人，只有伊朗的桥梁除外。这就能够看出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了。不过也许突厥人要殖民到安纳托利亚只是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大草原。
游牧民族的入侵，没有改变侵入地的种族和语言，因此这不能说是上亚细亚的真正迁移，只是两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如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迁移向河中；4世纪，厌哒的匈奴人迁往河中；17世纪，准噶尔的卡尔梅克迁移到伏尔加河，18世纪又回到准噶尔。突厥与蒙古的情形也类似，他们经常在历史上互相转化。例如7世纪，突厥人在蒙古横行无忌，而属于蒙古人的厌哒人和阿瓦尔人却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草原称霸。
第九节统治与迁移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典型事例。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表面上是突厥人的国家，可是中间夹杂了很多蒙古人种。欧洲的阿提拉的匈奴人帝国，也包括了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5世纪的蠕蠕（柔然）是原始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但这个国家里面大多是突厥民族。6世纪至8世纪的“突厥”帝国，8世纪至9世纪的回纥帝国，实际上都是突厥人的统治控制着大量的原始蒙古人部族。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也有四分之三是突厥、突厥蛮、通古斯人。
政权的更迭并不能代表人口也相应地发生了流动。所谓的政权更迭只是说哪个民族占有优势，占领了皇气毕聚的鄂尔浑地区，匈奴、突厥、回纥等政权都喜欢把这里作为大本营。
到了1120年，哈剌契丹人从中原北方出走，来到突厥斯坦。这次轰轰烈烈的迁移行为实际上只是耶律大石领着百多人的出走，并没有带来人口迁移。这只是个人的一次冒险行动而已。
第十节重建
这是不是说中原、突厥斯坦、西亚细亚等地的人口情况没有受到上亚细亚的政治波动而产生变化？并不是这样的。德库朗热认为，高卢－罗马的历史进程没有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遭到改变，可是日耳曼人的却在5世纪开始逐渐渗透进高卢地区的东北部。中原政权为了在内战的时候或者国家强大的时候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也曾经在北方各省如陕西、河北等地区屯田，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进行耕种。到了五六世纪则很普遍。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在这个地方盘踞，从最初的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他们在这里长期生活，最终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经历与法兰克人相似。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也融合了高卢－罗马人以及法兰克人。唐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中国贵阀的姓氏知道他是否来自蒙古或者鲜卑族。例如说如果一个人姓慕容，那他应该是鞑靼人后裔。
西方在4世纪的纷争中，语言的界线产生了改变，可是在中原地区却没有这样的情况。说汉语或者阿尔泰语的情形还没有任何变化，与汉朝时候没有区别，以长城为分界线，泾渭分明。在体形上，中原人则受到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影响。纽斯特里亚人有着同样的经历，现在法语系的民众中也能够看到北方移民对他们的影响。
突厥－蒙古人由于他们定居在中原，最终被中原文化同化，他们已经不能回到以前的游牧生活了。突厥－畏兀儿人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长期在草原生活，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巴剌哈孙地区为他们的政治中心。可是到了9世纪中叶，他们却被乞儿吉斯人赶走了，来到今日中国的甘肃地区，之后又来到了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契丹人后来打败了乞儿吉斯人，想让畏兀儿人回到故地生活，却遭到了拒绝。畏兀儿人当时已经定居了下来，还能够跟随丝绸商队做生意，不愿意到大草原去继续过游牧生活了。蒙古人被明朝汉族政权从中原赶走之后，也不适应草原的生活，无法恢复祖先的生活方式。到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才能够带领部族在鄂尔多斯和察哈尔地区进行游牧，可是他们的族人还是对中原十分向往。
草原居民会被农耕文明同化变成农人，农人却不会愿意成为流浪的游牧人。这是一个单向转变的过程。
第十一节农耕民族占领草原
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游牧民族经常对农耕民族进行侵略，还让他们的农田荒芜。有时候农耕民族也会去开辟草原，变成耕地，让草原萎缩。汉朝时候，中原政权经常进行军屯，远及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遍布在大草原之中。这种业绩可以与罗马人从莱茵河至阿特拉斯建立军事殖民地相比，甚至比这个功绩更持久，直到现在依然能够看到成效。
大清国也曾击败了蒙古人后，把农耕文明推进到草原，让蒙古的草原地区逐渐萎缩。甚至今天中国东北的森林也让他们砍伐了之后，变成耕地，建起了一些农场。这种入侵并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通过暴力完成，但使得森林狩猎民族以及蒙古游牧民族不得不继续北上。就如同美洲的印第安人被美国农民驱逐到西部一样。
第十二节游牧文明的历史界线
兽形艺术是所有游牧民族的居民共有的特点。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就如同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或者原始蒙古人。伊兰游牧人就如同阿尔泰人。这个问题很奇特，可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启发。
这个问题是：兽形艺术是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这种艺术从克里米亚传播到中原，又从鄂尔多斯传播到匈牙利等地。可是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却没有讲述过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那么这些艺术源自哪里？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来到河中，然后迁移到大夏，在公元元年前后进入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在1世纪和2世纪在这里建立了贵霜王朝，我们有很多关于他们艺术的材料，希腊－佛教派和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占主要部分。在这两派艺术中，我们很难看到草原艺术的影响，人们期待着西徐亚人能把这种兽形艺术带到印度伊兰等地。
与这种期待相反，这里的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希腊、印度和伊兰影响。匈奴人艺术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跟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里亚，河中、阿富汗和旁遮普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在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对这些地方进行统治。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兽形文化传播到这些地方。他们的艺术品，包括货币的图案，都只能够看到印度和伊兰人的影响。
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怎样分析？北方草原的这些艺术风格，只适应于草原。也许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区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那也是因为自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这个地方的形式化和几何学等与之适应的条件已经具备雏形。印度－伊兰地区则已经有了成熟的风格，塑像和人形都达到了相当水准，草原艺术已经无法替代了。
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草原艺术的传播方向，只能是徒劳。从安阳的“象形古墓”中，我们可以看出草原艺术从商朝开始就产生了影响。它在远东和高加索地区的家乡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先按下不表，接下来的一本书将会详细分析中国艺术的一贯形式，这与草原艺术早就产生了交集：战国时代的艺术与鄂尔多斯发现的艺术有着共同之处，又与西徐亚艺术有着相似的地方；汉代的艺术似乎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都有着联系；六朝的艺术与满族入侵时期的艺术相似；唐代的艺术与米努辛斯克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