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弟者大人之胚胎，秀才者士夫之胚胎。此时若火力不到，陶铸不纯，他日涉世立朝，终难成个令器。
“译文”
小孩就是大人的前身，学生就是官吏的前身。假如在这个阶段磨炼不够，也就是教养学习的不好，那将来踏入社会做事时，就很难成为一个有用人才。
“解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个人的学习锻炼是从年少时开始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这个阶段，年轻人要接受各种艰苦的磨炼，既要长知识、学技术，也要长身体、学处世，要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德，培养他们创造的精神和对传统的尊重。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和经受的锻炼之好坏，将决定一个人一生之成败。
“例解”
乡村农家子 苦学成泰斗
在当代中国有数的几位“学界泰斗”中，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可算是佼佼者。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有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基，又具欧洲文化的素养，特别是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几种少有人能识的文字上的权威地位，使其成为“国宝级”人物。治学，他有“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大师气派。他立论之高超，往往能将一代人引向新的思绪。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他常常是代表着中国、甚至东方高水平的引人注目的人物。
现在，季羡林已是一位耄耋老人，却依然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每天清晨四时，他已经开始工作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所完成的工作量，令人难以置信。1997年，他编完了 24卷《季羡林文集》，已交付出版社；写了 21万字的学术回忆录，80 篇散文、序言等作品；接待各种来访2700人次；参加了70多个会议，还不断到外地大学去讲学。一个已是功成名就年事已高的大学者，为何还如此执着追求？他说：“我现在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
第一次见到季羡林的人，都不免会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竟是令人景仰已久、誉满中外的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季羡林。因为，在外表上，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他中等个子，清癯的面孔，满头银发，永远都是那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这完全是一个普通北方农民的形象。
他在辛亥革命那年出生在山东一所破落的农民家庭，终年以高粱煎饼充饥。六岁时，被父亲送到省城济南去投靠叔父。叔父是个自学成才的人，非常喜欢他，决心要好好培养季家的这根独苗，诗书传家，要求极严。上初中后，叔父亲自为他讲课，还出钱让他下课后去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读《左传》、《战国策》、《史记》？？晚饭后还要去一个学社学英语。叔父认为，《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都是“闲书”，禁止他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小羡林却偷偷把这类中国旧小说，包括“儿童不宜”的《金瓶梅》，通通看个遍。放学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甚至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总之，在叔父栽培下的这一段学习，毫无疑问为季羡林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一个早期的基础，尤其是从小培养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对于他的这个可尊敬的叔父，季羡林永远怀着无限感激之情。
上高中时，季羡林很幸运遇上的各科教师大都是出类拔萃的，在课堂上讲的“现代文艺”对他日后的发展颇有影响。同时，他对古典文学也产生了极大兴趣，自学唐宋时代几个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这时候，他已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翻译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在报纸上发表。他承认：“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由于当时山东还处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他在此期间也开始学了点德语。
这时正值中国十分动荡不定的时期，封建王朝虽被推翻，接踵而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北伐革命军一度占领了济南，日本军国主义者趁火打劫，出兵酿成了有名的“五三惨案”。在日本人占领济南期间，学校不能开学，季羡林过了一段“临时亡国奴生活”。这在年轻的季羡林的心灵上注入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同时考上了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决定入清华的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然而，大学四年，他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正课，而是旁听许多名家的讲课中学到不少宝贵的知识。其中，朱光潜教授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教授的“佛教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实际上确定了季羡林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陆续见诸报端。这时，正值国难当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已经踏上我东三省，蒋介石却还在拼命先“安内”。爱国青年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抗日，季羡林曾经参加过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同学中的左派对他有过影响，但他自称只能“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
1935年，季羡林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留学生，入哥廷根大学深造，从此开始了对他影响极深的留学生涯。他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导师瓦尔特施密特（E。WALDSCHMIDT）教授，是当时世界知名的梵文和佛教文献专家。1941 年，季羡林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正炽，交通断绝，回国已不可能。于是，他只身滞留，一面在校担任汉语教师，一面进行对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好几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在此期间，与国内的邮政亦已断绝，他无限怀念祖国、怀念家庭，以至导致失眠成疾。然而，留德十年中，季羡林在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至今他的一些论文仍作为重要文献被人引用。直到战争结束以后，他才经过辗转长途跋涉于1946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时年35岁。
从这时候起，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新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执教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教学与科研中，他总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终于在广阔学术领域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他曾任北大副校长五年、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推选为许多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包括东方文化研究会、亚非学会、外国文学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民族文字学会、语言学会，还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还是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竟成为中国的“学界泰斗”，其奥秘何在？每当遇到这类问题，季羡林总喜欢给人复述鲁迅先生文章里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也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最足以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例就是：即使在“文革”中他被惩罚去传达室看门，他也没有浪费一分一秒，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衔那》，长达7卷8册。
如今，季羡林这个名字，连一般中学生都知道，因为他的散文已被选入中学教材。但是，要问季羡林究竟是研究什么学问的？是个什么“家”？却难以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他的研究范围太广泛了。一定要问，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如欲知详，只请翻一翻即将出版的24卷800万字的《季羡林文集》的“卷目”，就会为其涉及领域之广、之杂所叹服。然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集中在“中西之间”，也就是对从中国、中亚以及南亚这一辽阔地带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敢于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的人不多，因为必须首先具备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还需要深厚的国学、佛学及中亚历史的功底。季羡林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研究东西方文化的权威，他近年来频频发表发人深思的见解。例如，他说：“从人类全部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论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人们知道，只有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才有资格提出这样重大的预见，而他只是在言之有据、论之有理的前提下才会作出这样的科学论断。
为祝贺季羡林的85岁寿辰，著名的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她说，她之所以对季教授如此敬爱，不仅是因为他的博学，也不仅是因为他的睿智，更因为他的人格。“他毫不追求权力、财富，或者是被人颂扬。他全身心地献身于他的国家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有他的不动摇的忠诚，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榜样。”这短短的几句评语，实际上反映了所有敬重季先生者的共同心声。先生门下弟子何止三千，无不以有此恩师为荣。在他们心目中，恩师不仅教他们如何治学，而且教他们怎样做人。
为了让季羡林身上所有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两年前，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集《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在这本书里，五十多位诗人、学者、教授、学生、邻居、友人、记者，写下了他们心目中的季羡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自肺腑之言的文章，着重写的大都是他的为人、他的风格、他的品德。
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女教授耿引曾，永远忘不了“文革”中季羡林对中国通史的错误陈列所表示的“无言的抗议”，那是1972年，在“革命大批判”声中，中国通史陈列打破一向的王朝体系，不顾历史事实，一改而为“农民起义打头”。为了取得专家的“认可”，特别请了一批有关学者来参与“审查”。当时，季羡林虽已成为“批斗对象”，但鉴于他的学术地位也被请了去，希望以此“礼遇”来换得他的一张“赞成票”。谁知，他除了对中外关系的某些事实错误发表一些意见外，对“农民起义打头”的“革命口号”却有意只字不提，以沉默来表达他对歪曲历史的不满。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的这一位女教授说，她和她的同事们对季羡林这种坚持真理、不赶潮流、不畏权势的精神敬佩不已。
季羡林的33年老邻居、北大前副校长张学书，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生活之俭朴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季先生“住的几间屋子除了书还是书，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这两年才买了两个小沙发。房间一直没有装修，墙壁也好久没有粉刷了。（直到北大百年校庆前夕，由于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季教授发现太不象话，学校才赶忙给装修了那间接待客人的屋子，也仅仅是这一间。———作者）说到吃就更简单了，总是粗茶淡饭。但是，他却把节约下来的钱，设立了“季羡林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以各种形式捐助了文化教育事业。张学书还注意到，季先生家里虽简陋，但却摆满了各种盆花，主人最喜欢君子兰，窗外还栽种了玫瑰、月季、白玉兰。楼前湖里的一池荷花，也东北大学的教授彭定安，从季羡林优美散文中领略其文章风采，因而“一向私心以先生为师，自许为‘私淑弟子’”。在他心目中，季羡林真正是个散文家。他的文字“都贯串着一种文如其人的平实素朴的风格韵味，有真挚之情，丰厚深沉，委婉细腻，然而却又深蕴浅露。”他认为，先生的散文“像日常言谈那样平易，然而思想情感与评议又是融会中西思想文化的，语言是经过加工锤炼的，而且，总是透着一种深沉不露的幽默感，这是文章的吸引力源泉之一。这也是他对人间世事、人情世态参透彻悟后产生的一种思想的曲折而自然的表露。”
但是，季羡林绝不是一个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从不姑息迁就，有时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他的表现充分地说明了他性格中嫉恶如仇的一面。运动初期，他仅仅是被认列为“反动学术权威”，受批判，靠边站，本可以过一阵子逍遥日子。但是，当北大的“造反派”以“红色恐怖”统治学校，抄家、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侮辱人，甚至用武器杀人。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季羡林再也沉不住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自己跳出来”反对这种倒行逆施。结果，可想而知，他自己也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侮辱和迫害。尽管如此，他并不后悔当年由于“自己跳出来”而引来这场灾难。相反他认为能被关进牛棚目睹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种种丑恶现象，是他“三生有幸”。他有意识地注意观察、思考，并且尽可能把它记下来，记在脑子里或者白纸上。近年来，他吃惊地发现，“文革”过去才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遗忘了！同今天的青年谈“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怀疑你是在讲“天方夜谭”。这样下去，新的一代没有思想准备，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如果有人发疯，历史以新的形式重演，不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忧心忡忡。
发人深思的是，季羡林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并非学术著作，而是他的《牛棚杂记》。这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对“文革”所作的记录，自始至终句句都是真话。字里行间，激情喷发，但不是为了泄愤，而是希望读者通过回顾真实的往事从中真正吸取教训。在书的扉页上，他用秀丽的小楷书写下了他满怀深情的《祝词》：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在庆祝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时，季羡林在《北大与北大人》一文中，更充分而深情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这种赤诚：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真正才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