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后行”出自于《论语。公冶长篇第五》，原文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孔子的话究竟有何含义？这里有两种解读：一是孔子主张何必要三思而后行，其实再思就完全可以了。一是孔子是认为“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做得还不够，需要“再思考一次才可以。”很明显，其实后一种解读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三思而后行”当中的“三”字是再三、多次的意思，而并不是实指三次。同“三人行，必有我师”中的“三人”，并非实指三个人是一样的道理。
季文子本姓季孙，名行父，谥文，是当时鲁国的大夫。他在做事情的时候过于小心，也过分的仔细。一件事情，他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可是还会常常出错。于是当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便说：“再，斯可矣！”。
其实以孔子看来，凡事只要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的考虑之后，权衡利弊，斟酌左右，便可付诸行动，无须乎“三思”。所以说《论语》当中的这一段话，其实并不是在表扬季文子办事的谨慎，而恰恰是在批评他做事过于谨小慎微、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风格。
原本一句带有贬意的话，反而却成了中国人遵循了几千年的处世原则。假如孔夫子若死后有知，岂不是要晕死？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孔子的话怎样解读，而是“三思而后行”到底好不好？这就要我们依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孔子的话也仅仅是针对季文子而发，并非泛指一切。
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何“三思而后行”这个古训能够一直流行到现在呢？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针对复杂的问题，必须得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付诸于行动，谋定而后动。假如我们做那种冲动，轻率，凡事不经过脑子，鲁莽从事的人一定会吃大亏的。
然而“过犹不及”，有时候办事谨慎也是对的，可是过分谨慎就会变成小气。那么“三思而后行”应该“思”些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判断是非和利弊、得失和后果。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是非、利弊以及得失其实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因此，相对就会出现矛盾，比如有利有弊，是利大还是弊大？多方利益博弈，谁又得益最多？其实这些都有一个权衡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发展的一个循环，假如一思为肯定，从正面进行思考；再思为否定，从反面进行思考；三思为否定之否定，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就永远也下不了结论。
历史上，因谋而不决，优柔寡断而误事的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对袁绍的评价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非英雄也”。袁绍确实多次因为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而延误战机，最后袁绍在官渡决战中，惨败于曹操绝不是偶然的。
在战场上也没有事实上的常胜将军，一定要在自己有六、七分把握时敢于“亮剑”，假如非要等到十成把握时才开打，就没有仗可打。林彪曾经在辽沈战役指挥战斗中一度谨小慎微、犹豫不决，这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要是思虑过多，则会容易贻误战机，假如当时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一再督促，战局就很难说了。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商场如战场，若是稍一犹豫，商机会则会在转瞬间错失。所以这就需要当机立断，根本容不得你“三思而后行”。真正打仗的时候讲知己知彼，同样在商战中也必须掌握各种信息。信息不能过少，因为风险太大，更不好决策；信息过于充分了，而你的对手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样你就不免要出局。所以只要掌握了四成到七成的信息，就必须马上果断出手，虽然有些冒险，总比出局要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再，斯可矣。”还真是有些道理呢。
汉代韩婴曾说过“慎于言者不哗，慎于行者不伐。”这其中的“不伐”，则是指不自夸自大，不自骄自纵，不独断专行。唐代《贞观政要》中也说过：“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及，志不可满。”又说：“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只有始终如履如临，戒骄戒躁，凡事三思，方能后行。
记得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假如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慎行，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今时代不同了，那些看起来貌似君子的，说不定就是十足的小人。而一些表面看上去像是小人的人，保不准还真是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其实判断，来自实际，更来自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