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平壤失守、黄海海战失败之后，中国海陆军兵败如山倒。1894年10月下旬，战火已经越过鸭绿江，燃烧到辽宁的丹东九连城。11月下旬，日军攻陷旅顺。1895年2月，日军攻下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两个月后，清朝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下关签署和约。
最迟在1894年11月，有识之士已预见到中国的失败。1894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帝国的崩溃》的社论写道：
战争的过程不仅让所有外国观察家感到惊讶，也出乎两个参战国本身的意料……任何一位日本有识之士都不可能相信，清廷将被如此轻易地打败，4亿人在面对只有其十分之一的人口时会如此的无助……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英国政府的审慎判断是，是清国而非日本强大到足以被当做令人担心的敌人，或被当做值得怀柔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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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经常被称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它应该更准确地被称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尽管日本的文明源自中国，它在日本得到了发展……然而事情不进则退，哪里没有进步，我们就能确定，哪里在退步。在中国的旅行者和外国居民一直在反复说——自外国人旅行和居住在中国得到允许以来——清政府是绝对的、无处不在的腐败，其行政制度是说谎和偷窃的制度。甚至其竞争制度（指科举制度）也是闹剧（farce），无能而有钱行贿的候选人被录用并晋升，排斥有能力的候选人。
清廷的整个公务员系统被纽约警察局刚刚暴露出来的那种制度渗透。这种制度由低薪者管理，因而会通过敲诈勒索弥补实际收入与合适收入之间的差别，弥补他们为得到其官位而支付的贿赂。纽约警察局的例子可以说明，没有有效的反对制度，没有忠实的改革尝试，那种政治腐败不会在整个国家盛行如此之久而不腐蚀所有的人。
这场战争已经“突显”（writlarge）了这样的事实，即清朝政府是一个谎言、偷窃和勒索的系统。本应为国而战的军队并不存在，他们存在于纸面上，而某些官员则能从中渔利。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腐败都同样存在。这场战争还向我们展示，人们已经变得如此腐败，以至于爱国主义和荣誉在中国毫无意义；以至于将领们能在战斗前夕逃走，留下他们的军队让敌人屠杀；以至于高官们对其人民的困难漠不关心，而他们又对无助的囚犯实施野蛮而恐怖的酷刑……基于人道和文明的理由，现在要对这个致命的、腐败的社会国家做的事情是，把它打碎，让这个国家的4亿人沐浴文明之光。
从1894年11月开始，欧美外交圈已在讨论中国求和的可能性。11月10日，一条发自华盛顿的电讯写道，美国很快要应邀在让中日两国都满意的基础上调停中日关系，以期实现永久和平。“日本理所当然地坚持中国应该在寻求重启和平的任何谈判中采取主动，但是，它无疑将十分乐于接受任何合理的提议。在10月25日的九连城战役中，中国军队大败。此役之后，中国人彻底慌了，开始相信必须做些事情以结束战争”。但是，“他们无法低下其骄傲的头，直接向日本诉求和平”，而是希望美国能基于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予以斡旋。这个条约的第一款的大意是，万一中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压迫或不公正对待，美国将动用其影响力去处理这个难题。
根据这条报道，清朝政府向美国驻华公使田贝（1885年至1898年在任）提出了这个请求，而后田贝将此事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总统考虑了一周或更长的时间”。这天的报道还提到美国国务院两位官员的评论。一位被称为“熟悉中国的态度”的官员说，中国不再隐藏它没有能力再继续打下去的事实。它承认自己被打得措手不及。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局面下，用最小的代价获得和平，对它而言是比较明智的。他说：
日本打这场仗的目的，如它自己所说，是为了朝鲜的完全独立。中国对此会完全让步。中国也可能会支付相当的赔偿。但是，赔偿将是以现金形式而非领土形式。我认为，如果日本非要中国赔上部分领土，那么，任何和平协议都不能达成。
另一位熟悉日本的态度的美国官员则说，日本了解中国的诡计，它不可能被中国开出的任何支票所误导，这种和平条款看上去似乎大有意味，实则空无一物。朝鲜主权就是空头支票之一。中国已经被赶出朝鲜，在朝鲜没什么可以让步的了。“日本不会要中国的任何领土。毫无疑问，日本希望的是足够弥补其战争支出的现金赔偿。这些赔偿再加上日军获得的威望以及对中国的羞辱，就是日本的胜利果实”。
11月13日，发自华盛顿的一条电讯说，中国已经通知美国国务卿格雷萨姆，表示将会向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并将支付现金赔款。
这条电讯分析了美国与欧洲国家在亚洲事务上的利益分歧：“如果日本和中国接受美国作为调停者，并因此而结束自普法战争以来最大的战争，那么，美国将第一次在决定亚洲的事务上发号施令。但是，欧洲列强完全不会同意美国所作的义务调停，不会同意在朝鲜独立问题上获利并实现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其他设计——比如，与朝鲜签订一些条约，获得一些港口甚至是领土——之前让战争结束。”
这条电讯评论说，欧洲列强认为他们的利益比美国的多得多，因此，他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发言。他们还认为，美国的“大胆而坚决的”行动可能使日本迅速接受调停的条件，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在当前阶段结束战争的话，日本的利益也将交在美国——这个对亚洲事务兴趣不大的国家——的手上。
最迟在11月23日，日本政府已经收到清朝政府的停战报价。这一日，一条发自广岛的电讯写道：“中国已经明示有意支付1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另外，还将付给日本已经支出的所有战争费用。”美联社在当日发布的消息说，日本的战争费用达到1.5亿两白银。因此，中国将支付2.5亿两白银赔款。
无论是美国官员们发表的评论，还是欧美通讯社发表的消息，都与日后发生的事实相去不远。根据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的主要条款，中国同意朝鲜独立，即放弃宗主权，并且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增加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在签订条约的前两天，条约的内容已经被西方媒体获知。4月16日，一条发自伦敦的电讯以《欧洲反对日本》为标题。这条综合了欧洲各国反应的电讯写道：
俄国坚决不允许中国将东亚大陆上的任何领土割让给日本，如果日本的领土愿望不能通过别的形式实现，俄国不会畏缩于和日本发生严重冲突。
法国坚决支持俄国的这个立场。
明日（4月17日）的《伦敦早报》将如此评论：中国和日本之间达成的这些和平条款将是对欧洲的挑衅，并将给世界带来危险。
《世界报》（The Globe）发表评论文章说，欧洲不会允许日本攫取其已征服的领土，攫取辽河以东领土，不会答应中国永久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不会允许日本和中国结盟，因为欧洲不会同意将中国的潜在资源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任何条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商业竞争之中。
《标准报》明天将表示：无论中日条约的具体条款如何，务必清楚的是，这些条款要得到与东亚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许可。只有当这些条款没有不公正地与欧洲人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它们才能被允许生效。任何能够让日本在政治和商业上控制中国的条款都不会被允许通过。
4月16日，柏林的《北德公报》发表评论称，鉴于中日关系正在发展，德国将加强其在东亚水域的军事力量，以保护并维持其商业利益。英国《图片报》在同日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日本化’（Japanization of China）将是在东亚的欧洲人的丧钟，将是西方工业的幻灭。”
4月17日，条约签署之日，巴黎的《论争杂志》发文说，法国、德国和英国不会坐视让日本完全掌控通往中国的贸易路线。
显然，这些报道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东亚新秩序已经形成。在这个新秩序之下，日本占据了一席之地。可是，主宰东亚事务的仍然是欧美列强。1895年10月，在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预下，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但索要了3000万两白银的对价。
无论如何，福泽谕吉的梦想初步实现。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曾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文章写道：“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中国则沦落到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正如《纽约每日论坛报》在签约当日发表的一篇极为坦率的评论文章所写：
清朝政府代表签署了亚洲史上最耻辱的和约……多年以来的一个公开的外交秘密是，预见到大清帝国的最终崩溃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已经非正式地勾勒了瓜分亚洲的广袤领土的各种方案。中国各地区的彩色地图已经被分配给了这三个国家，并被小心地锁在上海和北京的外交官的档案柜里面。圣彼得堡、伦敦和巴黎被认为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某些秘密的谅解。作为当前这场战争以及日本获胜的结果，未来的欧洲问题已经变成了未来的亚洲问题。
至于日本，它已经突然将亚洲的均势（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的新理论变成了现实……带着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威望和资源，实力大增的日本将脱离亚洲的保守主义和惯性，成为一个新兴的进步的国家。
西方人发现，清国皇室的条条框框，让皇帝变成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在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皇帝的祖先们定下的规矩毫无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