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对这场战争的细节有很多描述。比如，《泰晤士报》从亲身经历了“高升号”事件的德国军官冯·汉纳根（Colonel Von Hanneky）那里了解到下面这些情况：
1894年7月25日，在“松岛号”（Matsushima）巡洋舰上的日本舰队司令及其两位下属看见了“高升号”正搭载着2600名中国军人去朝鲜。当时，“高升号”正位于距离仁川40英里的朝鲜海面上。他示意这艘船“停在原地，否则后果自负”。
日本巡洋舰“浪速号”（Naniwa）靠近“高升号”，并派人详细搜查船上的文件。而后，对于在当时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日本方面的指挥官有些犹豫。最终，他蛮横地命令“高升号”跟着他的战舰走。“高升号”甲板上的中国军人立即激动起来，他们对“高升号”的英国军官说，他们不会投降。他们说：“我们拒绝成为战俘，我们宁愿速死于此。如果你驾船而不驶返中国，我们会杀了你。”然后，一名中国士兵站在锚链旁，不许任何人靠近。
“高升号”的军官们要求“浪速号”再派一名军官坐船前来。船到了后，冯·汉纳根将情况向日本军官作了解释。他说，“高升号”是在和平时期离开中国；现在并没有宣战；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然后，他说不可能执行“浪速号”的命令。汉纳根还说，英国国旗应受到尊重，他们应护送“高升号”返回中国沿海。
登陆高升号的日本兵返回了“浪速号”。过了一会儿，日本巡洋舰示意“高升号”尽快弃船。“高升号”回应说不可能弃船。于是，“浪速号”快速驶近，在距离“高升号”200米的地方列队，然后立即向高升号发射一颗鱼雷，然后又用船身两侧的火炮向“高升号”开炮。这些火炮包括两门25吨的火炮，以及四门10吨的火炮。
“浪速号”发射鱼雷时，“高升号”士兵开始装备多门小型山炮。鱼雷击中了一个煤炭燃料舱，打爆了一个锅炉，爆炸威力很大，但不足以让这艘船下沉。中国士兵用步枪和小型炮向“浪速号”开火，展示出了最伟大的勇气。
“浪速号”继续用10吨的火炮开火。很快，“高升号”陷入糟糕的瘫痪状态。很多中国士兵跳入海中，“浪速号”的机关枪向他们扫射。“高升号”逐渐开始下沉。日本巡洋舰大炮连续发射15发炮弹之后，船迅速下沉。
船上的中国士兵继续作战。他们的子弹有些瞄准了往外游的自己人。他们决定所有人要死在一起。悬挂红色中国军旗的船尾先下沉。在重装甲船上的日军对准水里的中国军人开火。他们没有任何救人的尝试。所有“高升号上”的军人都被杀尽。
“浪速号”向英国公使或海军军官报告说，有7名英国人被杀。很多士兵游抵一块岩石然后被获救。冯·汉纳上校不可思议地逃跑了，乘坐一艘朝鲜渔船于7月28日抵达仁川。他在英国公使面前发誓，上面所说全部属实。他见证了中国军队的伟大行为。他说，中国军人死得很壮烈，他们战斗到了最后。
《泰晤士报》的编辑称赞“高升号”上中国军人的“像英雄一样死去”。然而，遗憾的是，大局往往并不取决于具体战役中的军人们的英勇表现，战场之外的因素对大局的影响通常更加重要。我们将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发现，除了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原因，导致日本胜利、中国战败的因素还有很多。
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官员威德尔曾评论说，日本资金短缺，如果打持久战的话，中国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但他低估了日本人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因为他发表评论的时候，尚未看到1894年8月19日发自华盛顿的一条消息：“日本政府将发行5000万美元国债，高涨的爱国热情已经被唤起，全国各地的人们渴望认购国债。”
根据《旧金山早报》发自9月26日的一篇报道，日本政府的战争费用大约是每日15万美元。换句话说，5000万美元的国债能支持日本打一年。
当日本人的爱国热情被唤起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农民因为难以忍受饥荒而起义。而无能的清朝政府当时竟然还在执行粮食禁运的政策。1894年9月24日的《梅斯维尔晚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山东昌山（属青岛）爆发起义，势力庞大到打败前去镇压的征服军队。尚无迹象表明这场起义有任何政治影响……饥荒使不止一处出现无序现象。
华北担心大米的供应将会不足。不仅是普通百姓，陆军和海军也面临食物短缺。从南方的鱼米之乡通往华北的大运河的镇江以北河段已经封冻，对海运粮食的可操作性的怀疑也已经出现。
由于在判断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错误，北京政府已经将大米列入禁运商品。这种情况对欧洲船只也十分不利，他们并没有收到中立船只所载粮食一定不会被视为违禁品的通知。因此，在这个命令之下，弄到载粮船的难度很大，而穿越北直隶湾将粮食运给在朝鲜的中国军队的路线已被日本巡洋舰切断……北京政府曾在8月中旬确认，华北谷仓储存的粮食仅足以满足6周的日常需要。
当日本政府想通过战争解决国内冲突、团结各派的时候，清朝政府各派之间的争斗因战事失利而愈演愈烈。
1894年9月17日的《奥马哈每日蜜蜂报》刊登的一条电讯写道：“中国军队打仗的方式遭到国内官民的严词谴责。他们尤其谴责李鸿章。他们说，李鸿章使中国丢了脸。他们还说，中国海军仍然无用，陆军也不好。”
9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则援引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间出现矛盾，“前不久有传言说，张之洞伙同其他官员要弹劾李鸿章，但没有结果”，之所以没有结果，是因为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因缺乏资金而有瘫痪的危险，他需要李鸿章的资金支持。消息还说，光绪帝已经不再信任李鸿章，他原本考虑削减总理衙门的权力，但是，因为担心此举会“使李鸿章与外国大使们结盟，可能对国家造成无限的伤害”，因此，他转而考虑任命一名御史对李鸿章进行监管。
即便是在战时，清朝官员欺上瞒下的哲学仍在大行其道。我们可以看看9月17日的《圣保罗每日全球报》，这份报纸引述来自上海的消息说：
就当下时局，试图通过中国媒体或中国的消息源获得任何可靠情报的尝试都是全然无用的，因此，我们被迫等到日本媒体印刷了日本官方对中日战争进展的说法，然后在这里（指上海）通过电报获得这些消息。……中国拒绝提供任何让自己不光彩的电报，他们误导公众，不让公众有任何机会了解真相。
事实上，不了解真相的远不止公众，还包括最应该了解全局的中国皇室。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比如1894年9月24日的《梅斯维尔晚报》——刊登了一篇特别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8月26日（七月庚子）发布的一道上谕的翻译。通过这道上谕，西方人了解到了清朝皇室收到的军情谬误到了何种程度。这道下发给内阁的上谕原文如下：
前因叶志超一军与倭人接仗获胜，仰荷慈恩，颁赏银二万两，以示鼓励。嗣据电奏，该军欲移公州，而倭兵二万余人突来围袭，我军奋勇对敌，鏖战六时之久，倭兵死者千七百余人，我军伤亡三百余人。该提督等以众寡势殊，设伏退敌，遂率兵东渡汉江，暂驻平康，自请严议，并请将出力及阵亡将弁勇丁，分别奖恤等语。
叶志超一军，本为朝鲜定乱，兵数不多，此次途遇倭军，数倍于我，四合攻仆，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所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
这道上谕是对叶志超在朝鲜牙山一役的褒奖。朝鲜战事开始之后，叶志超以直隶提督官职入朝。8月25日，即下发这道上谕的前一天，他因为“战功夙着、坚忍耐劳”而被擢升为“驻平壤诸军总统”，也就是驻朝中国军队统帅。
事实上，叶志超在牙山一役非但没有得胜，而且是惨败，他还极度夸张了日军兵力。这场战役发生在1894年7月30日。叶志超部兵力约3500人，大岛义正（Oshima Yoshimasa）率领的日军为4000人。经过16个半小时的战斗后，叶志超率部败逃平壤。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士兵死伤500，日军死伤者82人。根据《泰晤士报》发布的一条电讯，“自牙山一役之后，朝鲜国王和朝鲜人民就已经友好地对待日本人”。
隐瞒军情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因为虚报战功而被擢升为驻朝中国军队统帅的叶志超终究难以服众，导致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连连败退。9月15日，平壤失守，2万守城将士战死伤和被俘者达到1.6万。叶志超再次率部溃逃。在狂奔6天、败退500里之后，跨过鸭绿江回国。9月30日，皇帝下发上谕，“所有叶志超总统，着即撤销”。
10月9日，皇帝下发上谕说：
直隶提督叶志超自牙山退军，一路本无战功，捏称倭兵突来围袭，奋勇鏖战，设伏退敌。及奉命统率诸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此次败北，有谓其身先士卒而奔者（意指败逃），情形狼狈，不复成军。失律之咎，恐亦难辞。卫汝贵此次驻军平壤，恣意冶游，士卒亦皆占据民房，奸淫抢掠，无所不至……
叶志超的最终命运是：在11月26日被撤掉所有职务；12月17日被逮捕治罪；次年2月18日被处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