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及《北京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与太平天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方人的重商主义。
1860年12月16日，英国《雷诺报》刊登了一封美国传教士罗伯茨（Mr.Roberts）写的书信，写信的日期是当年的9月26日。香港的《中国邮报》也刊载了这封书信。它讲述了“忠王”李秀成对外国人的态度。
1823年，李秀成出生于广西藤县。他26岁加入“拜上帝教”，10年之后被封为“忠王”。他与“英王”陈玉成、“翼王”石达开被认为是太平天国最为有勇有谋的将军。作为天京（南京）保卫战的一部分，1860年5月至6月间，李秀成率军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他与罗伯茨在苏州见面时，这座城市才攻克不久。
根据罗伯茨的说法，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前，他已经与李秀成相熟。因此，当他抵达苏州之后，“‘忠王’以极大的善意和谦逊接待了我，并且可能在几天后陪我去南京”。
罗伯茨在书信中向西方人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忠王”想过攻占上海，但他不想和在那里的外国人作战……他没有与外国人作战的部署。正相反，他希望在商业和宗教这两个方面保持最大程度的友好与热诚。他对信仰同一位伟大的上帝的国家——比如西方国家、英国和法国以及太平天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感到十分困惑。他不想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之中。他希望与西方国家的国王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交谈……我受邀向“忠王”和他的幕僚以及差不多一百名高级官员传了一次福音。
但是，李秀成表达的这种“友好与热诚”，并不足以打消西方人对太平天国的疑虑。诚如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在西方人的感觉之中，太平天国似乎更具有破坏和毁灭的倾向，而不是巩固中华帝国的建设，“这是欧洲列强对太平天国的遏制比北京的满族皇帝对它的遏制还要多的原因”。
西方人考虑过中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大清政权与太平天国政权——的可能性。《都柏林大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英国军官林赛·布莱恩的话说，太平天国起义的最终结果将是中国两分天下，太平天国统治着江南地区。“林赛·布莱恩提醒我们，西方人所持的‘中华帝国长久不变地一直处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存在两个皇帝，他们划江而治”。
基于这种划江而治的可能性，英国人起初采取了中立态度。《泰晤士报》的一位编辑写道：“到底是满族人还是明朝后裔坐江山与我们无关。我们从已知的事实中作出的判断是，这与普通百姓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额尔金勋爵给出一个暗示，表明除了曾经反对过他的满族军队，英国人在中国没有别的敌人，并且将在任何内战中保持中立，那么，南京将很快派出另一支部队去征服直隶。只要南京与它的欧洲盟友保持良好关系，已经逃往深山的满族朝廷和满族军队将不会再回来。”
1863年7月6日，理查德·伯克勋爵在英国下院说的一番话，道出了英国坚守中立的深层原因。大意如下：
乍看之下，太平天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似乎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观察将会发现，他们的宗教是纯粹的骗局……而且，他们一点也没有显示出可以创造一个朝代或政府的能力。他们已经统治了中国的大片土地达15年，包括南京和其他大城市，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任何有组织的政府形式。
清政府也不能寄予希望。太平天国的情况虽然糟糕，相对清政府而言却仍然处于强势。太平军实力疲弱、组织混乱、战斗力低下，官兵却一直败北。清政府掌握所有军事、财政和政治资源，却从来没有能够迎头击败过太平军，或者哪怕是在一个省份恢复和平和秩序。
根据英国议会的档案资料，1860年10月签署《北京条约》时，额尔金的胞弟、英国全权公使布鲁斯曾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中立态度。这种中立立场也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认可。
1861年3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塞尔伯爵在下议院作演讲时，阐述了英国政府的原则：
我告诉布鲁斯先生，英国政府完全赞同他的做法。我们无意插手清政府与叛军之间的事情。我们的意思是完全中立。但是，如果英国人或外国商人建立的城镇遭到外国军队（指清军或太平天国军队）的攻击，我们将不会保持中立……关于我们的政策，我们能采取的唯一路线就是完美的中立。与此同时，不允许我们的商人聚集的城镇被摧毁。
同年7月24日，拉塞尔致信布鲁斯，重申英国的中立立场：“我现在命你尽量作出安排，确保所有通商港口对叛军中立。只要叛军不袭击那些港口，北京政府将可能不会使用这些通商口岸作为攻打叛军的基地。叛军可能会认识到，冒险与贸易利益得到条约保护的外国发生冲突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无论如何，你要明白，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政府不愿意动用英军对付叛军，除非为了切实保护英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
同年8月8日，拉塞尔再次致信布鲁斯：“英国政府希望一如既往地在中国对立的两方之间保持中立。如果英国国民被任何一方俘虏，你要尽一切努力使他们免受拷打或罚金。除此之外，你要避免在这场内战中做出任何干涉之事。”
1862年2月1日，布鲁斯在写给英国驻宁波领事哈维（Consul Harvey）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们没有理由与反抗清政府的太平天国发生争执……另一方面，无论谁将统治这个国家，都要受到中国已经与外国签署的条约中规定的所有条款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