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书开篇所言，早在马可·波罗那个年代，即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但是，真正系统的研究，是从16世末开始。当时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以澳门圣保罗大学（St.Palu's College）为基地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前文提到过的利玛窦。
西方公认的第一位汉学家是尼古拉·米列司库。1636年，他出生于东欧的摩尔达维亚。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霸期间，这个东欧国家站在了俄国一边。1675年，米列司库作为俄国大使出使北京，并觐见了康熙帝。他在中国停留了三年之久。他写的《游记：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以及上呈俄国外交部的共三卷的《旅行笔记及中国概况》，是西方人研究中国的经典素材。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哲学、道德及法律体系以及美学方面的知识被欧洲汉学家传到了西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是当时西方学者们最热门的议题。在这段时期的欧洲文艺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中国元素。比如，1755年，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就是基于元代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第一家研究中国的机构——马国贤（Matteo Ripa）在1732年创办的中国研究院（Chinese Institute）。这个学院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马国贤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传教士。在1710年至1723年期间，他在中国停留了13年的。在中国，马国贤的名气远不如比他晚五年来中国的郎世宁响亮，但是，在欧洲的汉学界，他却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在从中国返回意大利时，他带了4名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同行。在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批准建立的中国研究院中，这几名中国人教授中文，他们的学生是即将被派往东方的传教士们。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了中文和满文教席。自学中文的巴黎年轻人让·皮埃尔是这个学院的第一位中文教授，同时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中文教授。在俄国，曾在北京居住14年的传教士尼基塔·比丘林于1837年创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
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比法国晚。根据19世纪英国外交家及汉学家戴维斯的说法，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英国人才开始系统地对这个庞大的、独一无二的帝国的语言、文学、制度及习俗进行研究。但是，英国很快就后来居上，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权威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