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们并没有动心，Sky开始把摊在桌子上的钻石一一收起来。收着收着，他突然紧张了起来，问我们那颗绿钻哪儿去了。我没留意，只记得把它还给了Sky。博文说Sky明明自己把它包在纸里了。Sky将桌上的每个纸包一一摊开，都没有那颗绿钻的影子，而且眉头一挑，脸上一副“你们有什么可交代”的表情。我心里“咯噔”一下，和博文对视了一眼，她眼里流露出的神情分明和我想的一样：莫非遇上了碰瓷儿的想敲诈我们？想到这里，我不自觉地回头看了一眼坐在身后沙发上的两个大块头，他们都伸长了脖子向这边张望，双手放在膝盖上，大有随时走过来，一手按在我们肩头的可能。我开始努力回忆，Sky给这颗绿钻的报价大概多少万美元。
Sky这张巨大的办公桌上摆着计算器、台灯、烟灰缸、各种水晶、蛋白石、一根象牙和一个超级夸张大的假钻石戒指，还有各种散放的文件、单据、票证，与“井井有条”这四个字毫无瓜葛，倒是很符合他不羁的气质。Sky又在桌子上摸了一遍，终于想起装错袋这种可能性，他把已经放进自封袋的纸包也打开，发现小米粒绿钻正和那颗微黄的裸钻静静地躺在一起。我吁了一口气。
Sky耸耸肩膀，一脸轻松地说，我就知道是自己放错了地方，像您二位如此美丽的女士一定不会是贼。哼，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我们脸上带着勉强的笑意被Sky和两个黑人保镖送出门。
再次走在科诺的大街上，发现很多钻石店铺外墙都涂着鹰的标志和Sky Kay的字样，我心里嘀咕，莫非这是家钻石连锁店？后来在Facebook上，我竟然无意中遇到了Sky，于是搜索了一下关于他的信息。原来这个黎巴嫩家族不仅做钻石生意，还涉足超市、进出口贸易领域，是个十足的塞拉利昂地头蛇。而我们遇到的这位Sky先生，正是目前Sky家族企业的掌门人，难怪他对自己家族的财产那么紧张。
卫生巾的英文怎么说？
从科诺市回到矿区后，我发现自己“大姨妈”来了。从国内出发前，往行李箱里塞了不少卫生巾。根据我算的日子，距离“大姨妈”驾到的时间还有十天之久，那时肯定早已回到了弗里敦，所以来科诺时，一个卫生巾也没带。
在热带生活的这段日子，水喝得明显比原来多了，排尿却减少了，身体内代谢的废水都以汗的形式排泄了出来。每天即使没走太多路，肚子也会饿上四次，饭量也跟着噌噌猛涨，没几天就轻而易举地迈入了水桶和饭桶的行列。万万没想到，炎热的天气让新陈代谢变快的同时，连“大姨妈”都提前驾到。
为了买卫生巾，下午不得不让司机又载我去了一趟科诺。
进入市区后，直奔杂货铺。杂货铺十分狭小，只留了一扇窗户，上面还覆盖了一层密密的铁丝网。铺子里除了一位大爷坐着的地方，到处堆满了小零食，连门都找不到。大爷问我要买什么时，我顿时变成了哑巴。才发现，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几年英语，竟然连卫生巾都不会说。还好该铺商品单一，只卖吃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有卫生巾。
回到车里，我用手机里的词典查了一下，翻译出来的词是sanitary towel。我念给Gallo听，问他哪里卖这玩意儿。他一头雾水，连连摇头，我以为是自己发音不准，干脆给他看手机。他看了之后，依然不知道我想买什么。我顾不上难为情，启发他，女性每个月都要用的东西，他立刻明白了，但是他也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
Gallo把车停在另一家稍微大一点儿的铺子门前。这家铺子比刚才那间强了不少，空间大到可以容一个客人走进店里购物。面对店铺老板的热心询问，我依然哑口无言，只好一边用手撑着柜台，一边自顾自地用眼睛四处搜寻。遍寻无果，甚为失望。就在我要离开时，一眼瞥见，刚刚我用手撑的玻璃柜台里，满满一柜子全是卫生巾。我欣喜若狂地指了指柜台，老板随即拿出一包。我上下左右翻看了半天，发现上面既没标长度，也没标有没有护翼。再仔细打量柜中的卫生巾，只有这一种。算了，有总比没有强。
付完钱后，我问老板管这东西叫什么。老板说了一个我做梦也想不到的词——pad。好吧，我估计一辈子也忘不掉这词了。
问：怎样才能最快速地学好英语？
答：放在情景里学，想不会都难！
回到矿区时，该吃晚饭了。我和博文会合后，把自己的包放在宿舍里，锁好门后，向飘着久违的中国美食之香的食堂奔去。
一个小时后，我和博文挺着肚子返回宿舍。门锁依然完好，可是一进屋，我却发现门旁的纱窗开着，我明明记得纱窗一直是关着的，而窗前的椅子上就放着我的背包。我赶紧看了它一眼，双头拉锁的位置变了（好吧，我承认我有强迫症，每次都要将两个锁头拉到中间的位置）。我迅速检查了一遍我的背包，还好，相机、电脑、美元和利昂都在。
紧接着，博文发现后窗的纱窗也开着，我让她也检查一下自己包里的东西有没有少。她就没那么幸运了，两摞利昂，一摞放在钱包里，一摞直接放在单肩包里，都少了好几张。我开始暗自庆幸自己把现金夹在了电脑里。
我们立刻把这个遭窃的不幸消息告诉了东华。东华说这是典型的当地人偷窃的习惯，不一次性偷完，只拿一点儿，寄希望于被偷者粗心大意，没有发现。这次这个小偷算倒霉，遇上了我这么个强迫症患者。
我在准备这趟西非之旅时，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被绑架。当我被蒙着双眼带到绑匪的老窝时，听到绑匪嫌国际长途话费太贵，又不会说中文，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不够周全的计划，然后把我丢弃在那里，不管死活。最后我觉得自己是被饿醒的。眼前这种情形比起梦里的境遇强过百倍，起码我没丢东西，博文的损失也不大，但是多少有些后怕。若是夜里，有人趁我们睡着了，潜进来，不止偷东西，顺便抹个脖子什么的同样也是很方便的。
冷静了一会儿后，博文突然想起，刚回来的时候，保安队长曾经走过来打听，我们什么时候回弗里敦，她说还没定。也许是因为这样，对方怕夜长梦多，迫不及待地下手了。经过东华和老张的排查，当时在矿上没有事做的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恰好是保安队长，另外两个是保安队的队员，看来又是一起监守自盗型案件。东华让他们三个把钱吐出来，即使不是他们偷的，他们是保安，也推卸不了责任。他们三个倒是挺痛快，虽然嘴上死不承认，但还是把钱交了回来。
东华说，就冲他们能够拿得出这么多现金，就可以断定他们是小偷无疑了。因为距离上一个发工资的日子已经过去两个礼拜了，按照他们花钱的方式，怎么可能手里还有那么多钱。
坐一条漏水的船航行在大西洋上
香蕉群岛是离弗里敦最近的一个度假岛屿。想去香蕉群岛，先要到肯特（Kent）。从弗里敦去肯特的路有东西两条，东边的一条比较平坦，但是有些绕远；西边的那条，更近一些，却很少有人走，因为那条根本不能算是“路”。
我们找到另一个Gallo当司机，此Gallo比带我们去科诺的Gallo发型疯狂很多，但是开车稳了不少，他理智地挑选了较平坦的那条远路。
肯特的沙滩旁有处小小的港湾，停着五六只小船，船的尾部都有一个小型马达，船的宽窄可参照独木舟。我说想去香蕉群岛，当地人指指那些小船。一直到即将出发，我仍然怀疑自己坐着它航行在大西洋上是不是疯了。为了掐断自己对于沉船的各种幻想，我回头跟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白人搭讪，我说这船看起来不怎么安全啊。他拿起面前的一个绿色小盆轻松地说，没事，我可以用这个盆往外舀水，接着又说自己不会游泳，问我会不会。我说我会，如果真掉到海里，我会救你的。然后他放心地大笑了起来，这哥们儿真的不是一般的乐观！整个对话过程我都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到“特别淡定”这一挡，可是谁又知道其实我心里颤得要命。转念一想，既然人家当地人每天坐着船往返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这些船应该还算靠谱吧。于是我一手扶着遮阳帽，一手抓船帮，稳坐在被船工推离浅滩的小船上。
船离岸后不久，船老大开了马达。随着轰隆的声响，船的前进速度大幅提高，还好，船身摇晃得没有想象中厉害。几分钟后，遇到一个大浪，从船的右前方拍来，“呼”的一下，船身几乎侧倾了四十五度，差点儿被掀翻。船老大立即关闭了马达。我吓得帽子也不管了，双手都牢牢抓住船帮，同时脑中迅速过了遍背包里的东西，除了相机比较值钱，其他东西都可以抛掉。万一真掉海里，现金贴身放着，晒干了还能再用，背包整个不要了，只需要心疼相机，勉强可以接受。船上所有人都惊呼过一声，尤其是我身后那个白人，嗷嗷叫的声音最大。我腹黑地想，好歹你还有个盆，抱着它起码能漂在海上啊，我连个盆都没有，你好意思叫得比我声大吗？船老大赶紧指挥坐在最前面的两个人都往后挪，还让那个又高又壮的白人从座位降坐到船板上，这才稳住了脆弱易覆的小船。
开了大概20分钟，前方望不到香蕉岛，回首也找不到肯特了，四周皆是茫茫的大西洋的海水，要是在这里翻船，恐怕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这时，听到身后有哗哗的水声，我回头看到，那个白人正在兑现承诺——拿着刚才向我展示过的小绿盆努力地往船外舀水。再低头看看自己脚下，不知何时，船底渗进的海水已经没过了脚面。我完全无暇欣赏海上美景，除了担心船沉外，同时被船板缝隙间乱窜的几只海虱子搞得几乎精神分裂。
在前往香蕉群岛这整整40分钟的时间里，我心里不止一次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坐这条破船了。只不过当时我完全没想起来，回肯特除了坐它，别无选择。
我刚从船上下来，一位热情的向导就走过来招揽生意。我望了一眼不远处的丛林，觉得还是雇个向导比较靠谱。
向导名叫Osmen，脸上总是挂着当地人常见的朴实微笑，胸前挂着一个小手机，屏幕已经裂了。在Osmen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几幢蓝色的度假小屋，走入密林之中。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Osmen身后，周围被浓重的绿色包围着，遮天蔽日，却感觉不到凉爽。热带植物长得很快，有些地方几乎看不到出路，刚走过的路，让我往回走，我都不一定能找到原路。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设计观光游览路线的，也许每次都是随意走吧。
由于前几天，蚊子一直对我十分客气，我就放松了警惕，没有穿长衣长裤，不一会儿就被咬了好几个包。于是顾不得一身混合着防晒霜的汗，又往身上糊了一层军用驱蚊乳，但是没走多远，驱蚊乳又被汗水裹着往下淌。在这么湿热的环境下，我常常用防晒霜和驱蚊乳给自己捂好几层“衣服”，以至于几天前，手上长出了不少湿疹。为了祛湿，我拿出两颗从国内带的姜糖，顺便给了Osmen一颗。他接过糖，撕开糖纸，将糖放进嘴里，把糖纸随手扔到地上。
在密林中，我们找到了稀稀疏疏散布的一些遗迹，有生锈的炮筒、奴隶交易中心和一座1881年建的教堂，它们都是当年的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几个世纪以前，英国殖民者把一批批黑人押运到这座岛上，塞进远赴欧洲的船里。在等待船舶到达的时间里，不够强壮的黑奴如果生病，会直接埋在岛上。Osmen说，也许此刻我们的脚下，就是堆积如山的累累白骨。
岛上唯一的村子叫Dublin。我们刚走到村口，就听见一声清脆的“Daddy”（爸爸）。远处奔来一个小朋友，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脚下趿拉着小拖鞋，直奔向Osmen，一把抱住他的大腿，仰头看着Osmen笑。Osmen像大鸟喂小鸟似的，吐出嘴里已经被含小一圈的姜糖，放进儿子的口中。小鸟咂摸咂摸嘴里的甜味，满足地飞走玩去了。
我八卦地问Osmen娶了几个老婆。Osmen说只娶了一个，然后高举双手做投降状：“我怕吵，女人都是麻烦。”说完一边摇头一边接着往村子里走，丝毫没有意识到，问他这个问题的人也是女人。
村里也到处是树，好一些的房子是夯土建成的，差一点儿的是用瓦楞铁板胡乱拼在一起搭成的。树和房子围起的一块空地是孩子们的游乐场，他们的玩具只有石子、叶子和一张破得没法用的桌子。
当我们的脚下再次踏上厚厚的落叶时，Osmen从地上捡起一个长得很丑的东西，像根没长开的苦瓜一样，表面坑坑洼洼。Osmen剥开它的外壳，将里面一颗颗白色的果实抠下来递给我，示意我尝尝。我咬下一小口，露出里面粉红色的果仁。果实很脆，有一丝甜，更多的是涩，但是越嚼涩味越淡，甜味越浓。我看Osmen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嘴里的果子直嚼到没味了，也咽不下去，实在是渣滓太多了。我趁Osmen不注意的时候，把渣滓吐掉。Osmen又在周围的地上拣了几个果子，说自己的妈妈最喜欢吃可乐果了。原来这就是传说中可乐的原料。
Osmen手捧着四五个可乐果，带我找到他妈妈的家——一间很小的夯土房，房子没有锁，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门。屋里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没人、没家具、没衣服，甚至没被褥，只有最里面的地上铺着一张草席。Osmen将可乐果放在席子上，正巧他妈妈回来了。
趁着Osmen母子俩唠嗑的工夫儿，我跑去斜对面那户人家。那边的树下系着一个大吊床，正好可以歇歇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