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扑到母亲床前，七尺男儿硬汉，双膝跪下，悲恸大哭。他为自己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而深悔自责。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于洋一直为《戴手铐的旅客》奔忙，杨静和静江正在各自的摄制组担任副导演，晓阳正在摄影棚为一部纪录片工作。母亲弥留之际，为电影忙碌的于家两代人，竟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这更让于洋心中悲痛万分。
想起一个月前送母亲住院时，匆忙中竟忘记给母亲服用早已准备好的“安宫牛黄丸”，后悔的于洋更觉对不起母亲，竟悲痛至极，晕倒昏厥。医院的大夫赶忙过来抢救于洋，清醒过来的于洋仍然陷在悲痛中不能自拔。
从未见过父亲的于洋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坚强的母亲独自用双手把于洋抚养长大。母亲在于洋的心目中刚强、善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于洋忘不了母子俩闯关东的艰难岁月，忘不了母亲为了生计摆小摊遭到伪满警察的毒打……
母亲也是革命队伍中大家的“于娘”，当年在东北解放区兴山曾经吃过“于奶奶”做的香喷喷饭菜的保育院的孩子们，后来大都成为新中国电影战线的一员，他们在百忙的工作之余，都忘不了看望于奶奶。而当年从满映撤退到解放区的日本进步电影人士的小孩，也一直未曾忘记解放区兴山保育院的“于奶奶”。新中国成立后，几名日本电影代表团的人士来到于洋家采访。他们就是当年兴山保育院的日本孩子，几十年了，已经成为日本电影界知名人士的他们仍然忘不了那个热情善良的于奶奶，忘不了她做的一手可口饭菜……
长春解放了，母亲又被委派到长春东北电影院担任小卖部负责人。每当于洋带着东影演员科的同志去看电影时，母亲总是拿出糖果招待大家，演员们更喜爱热情的“于娘”。后来，不放心老家的母亲又回到了山东。光荣的革命经历，让能干的母亲又被山东黄县新嘉乡人民政府委派做发动妇女的工作。
曾经和母亲共同住在北影筒子楼宿舍的老北影人更难忘母亲，特别是在北影人都去干校的日子里，筒子楼里上上下下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母亲主动站出来，不管谁家有事，一概热情相助。屋子里挂着好几家的房门钥匙，谁家的孩子吃不上饭了，母亲就把他们叫到家里吃，或是干脆把吃的送到孩子家。平日里给谁家的炉子压块煤，添添火，或是送水送饭，母亲更是随手就干。
母亲的热情和淳朴待人，让她成了筒子楼里最受人尊敬的大管家，也是北影厂最有人缘儿，威信最高的“于奶奶”。
母亲去世后，北影厂特意为母亲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老街坊、老职工坐满了北影厂派出的3辆大轿子车。老朋友们有的抚摸着母亲的手，有的敬礼致意，有的往母亲的手里塞钱，祝福她一路走好。老演员张平更是紧贴着母亲已经冰冷的脸颊，热泪流淌地哭喊着：“于奶奶，您可不该走啊！那困难的日子，我们多亏了有您老人家呀……”
母亲永远地走了，于洋为自己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而深深自责。母亲在世时，于洋的每一部电影都要看，可这一次，母亲没有等到看《戴手铐的旅客》的一天。
“就让我用这部电影给您老送终了。”憾别母亲的于洋在心里默默为母亲送行。
5.成功与波澜
《戴手铐的旅客》还急待送审，怀着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于洋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1981年初，《戴手铐的旅客》开始公映，于洋在一天下午特意戴上口罩来到北京西四胜利电影院，他要和观众共同感受自己的影片。
于洋看到观众的反应非常强烈，尤其是银幕中再现出“文革”中人们熟悉的场景和语言时，掌声和呼喊声就响成一片。当影片结尾刘杰被带走，灯光亮起时，许多观众已是热泪盈眶。更多的人还在关心男主人公刘杰的命运，他们一边走一边说：“下边怎么了？刘杰被带回中央干什么去了？”
《戴手铐的旅客》获得的巨大成功，是于洋辛勤付出的回报，他把自己对人生、对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感情和渴望都倾注到影片的创作中，发挥了自己动情和激情表演的优势，塑造了一个成熟和近乎完美的英雄硬汉的形象。
可以说，《戴手铐的旅客》是一部以惊险侦破片为外壳，以文艺片深沉的思想和饱满的激情为内涵的影片。而于洋则以百倍的信心和无限的豪情出色地完成了一部具有一定探索性的惊险样式的情节片。从而为中国电影创建了一种不以探索破案为唯一目的，着重挖掘人情、人性真谛的新影片样式，可说是对新中国特殊的反特片类型的新突破。而其留下的印象和对电影界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于洋自导自演的《戴手铐的旅客》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相比之下，于洋在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大海在呼唤》的道路则不那么平坦。
1981年6月，历经近两年的艰苦创作，《大海在呼唤》的电影文学剧本终于完成并获得各方的认可。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文革”后新中国海员为了祖国早日强盛，如何加强船队建设以及与外国船员的国际友谊的故事。
《大海在呼唤》是于洋导演的第三部影片。开拍之前，为加强导演组的力量，北影厂特意派已为《红雨》、《山花》及《天平之甍》担任副导演的杨静加盟。这是于洋夫妇的首度合作。于洋同时出任该片男主角、老船长陈海威。这也是一代电影艺术家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大海在呼唤》由于剧本的原因，故事情节略显单薄，艺术处理有一定人为的痕迹。在于洋的所有作品中，虽不是一部上乘之作，但作为“文革”后第一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电影，仍不可否认，影片用胶片真实、客观地记录了香港的繁华和人民的富足，把充满大自然生机的秀丽风景和主人公大段独白结合一体，成功地抒发了感情，也鲜明地突出了主题。
这是于洋延续了《戴手铐的旅客》中“火车”一节的纪实场景的美学追求，是于洋一贯“说真话”的根本信条，即敢于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丰富的真实，也敢于自省自己的不足。这也是于洋环游全球后，“看到人家先进，自己不如人，很想为国出力”的真实思想的自然表现。
受当时客观的历史环境影响，《大海在呼唤》放映后在评论界引起了波澜。无论是头顶建国后第一次“出境”拍片的“桂冠”，还是影片中香港繁华场面的镜头，既让《大海在呼唤》遭到了一些人士的质疑和批判，也受到了一些人士的夸赞。
虽然如此，《大海在呼唤》仍可说题意开阔、情趣脱俗，是一部很好地展现出国际主义精神的影片。就如当年持褒奖观点的人士评论的那样：“……《大海在呼唤》影片演绎了国际海员间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是使人襟怀博大、视野清晰的。……我们支持勇于开拓新的题材领域、采用新的表现手法、继续冲决一些‘禁区’的编导和演员们的革新努力。”
6.导演伉俪的民族情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于洋和杨静即开始联手合作导演影片。在他们共同拍摄了《大海在呼唤》后，又接连拍出《骑士的荣誉》、《驼峰上的爱》及《孤帆远影》等。5年多的合作，夫妇二人携手互助，配合默契，获得了他们导演事业的成功，更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共同的合作成就了他们的导演事业，也演绎了一段中国影坛导演伉俪的民族情。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骑士的荣誉》和《驼峰上的爱》两部以蒙古大草原为背景的影片。
为蒙古族人民拍电影，是于洋和杨静多年的夙愿。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杨静一直和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曾鼓励她“为蒙古民族多做点事。”而“蒙古姑爷”于洋更是喜爱蒙古民族的耿直、豪爽，心中一直有塑造一个蒙古大汉的愿望。
1983年，于洋和杨静终于得到了为蒙古族人民拍电影的机会。这一年，他们第二次携手，积极投入到拍摄《骑士的荣誉》的工作中。这是一部以真实题材编写的蒙古族骑兵的故事：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一批不堪凌辱的蒙古族青年奋起反抗，组建了一支骑兵队伍与日寇作战。抗战胜利后，在共产党的引导下，这支蒙古族的骑兵队伍终于走向辽沈战役大战场的革命道路。
《骑士的荣誉》是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创作于1956年的作品，剧本完成后，当年的著名导演凌子风等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但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几十年后，敖德斯尔把本子交给了于洋夫妇，他们立刻上报北影厂，很快，北影厂下达了生产令。
《骑士的荣誉》最艰苦的工作就是选景。为此，于洋和杨静整日奔波在大草原。从最北边境的满洲里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林区雅克什到内蒙古最西部、古丝绸之路上的阿拉善盟额吉纳，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内蒙古土地。
他们边选景，边认真听取当地牧民和各方领导的意见认真改写剧本，最后选定呼伦贝尔、鄂温克旗、五原、乌拉特、巴盟等地拍摄外景。
影片拍摄很顺利，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全片的摄制。这主要得于北京军区骑兵团、当地各级政府以及热情的牧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影片中最热烈宏大的骑兵师作战的场面，由800名骑着骏马、身披蒙古战袍的北京军区骑兵团战士出演。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指示下，骑兵团的战士走出山坳，不仅很好地配合影片的拍摄，更为摄制组省下了一大笔马匹租借费和草料费。而由于当地各级政府的大力工作，即便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拍戏，热情的牧民也会赶来当群众演员。
难忘民族情这些全都离不开于洋和杨静在前期做的大量付出。拍摄前，于洋亲自拜访了秦基伟司令员，向他如实讲述了拍片经费的困难。而当地政府的很多负责人则是杨静在抗大的老同学。
《骑士的荣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时代气氛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在造型、音乐和摄影方面，于洋和杨静都做了努力的探索。如电影的开头，是蒙古军官学校学生暴动，从一座喇嘛庙里冲出一群手持战刀的粗犷汉子，他们举刀跪呼“成吉思汗的后代宣誓”，决心杀尽日本兵。紧接着画面即推出《骑士的荣誉》蒙文片头字幕，继之为汉文，同时配以激昂的管弦乐，使得充分渲染的壮烈气氛形成了影片气势宏大的开篇。此外，演员的表演真实自然，朴素无华。影片的音乐和摄影也比较成功，无论是具有民族特色和宗教色彩的蒙古族“原生态”味道的乐曲，还是白桦林中升腾的炊烟与嘶鸣的战马，都很好地表现出了彪悍、刚毅的民族特点和辽阔的草原气势。
1984年金秋时节影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放映时，获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草原的女儿和蒙古姑爷终于为蒙古族人民献出了一片民族情。
年底，于洋和杨静又迎来了以大草原为背景的《驼峰上的爱》。这是一部通过骆驼的善良来表现人性，代表父母之爱的寓意深刻的作品。该作品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创作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也是于洋拍摄的唯一一部把动物拟人化的影片。
蒙古族人民历来对草原的骆驼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骆驼温顺勤劳，富有感情。因此于洋和杨静认为，骆驼象征了蒙古族人民善良质朴、顽强勤奋的品德和坚忍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而《驼峰上的爱》则以揭示“民族要团结，家庭也要和睦”为主题，力求拍成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散文诗，以通过深刻的寓意阐释生活的哲理，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
《驼峰上的爱》于1985年夏完成，对于这部题材新颖，同样充满民族情调的电影，内蒙古审查后评议说：“内容新鲜，非常感人，写出了蒙古族人与骆驼的特殊感情，反映了蒙族人民的内心情感……”
著名评论家王得后在《北影画报》上的文章《人骆驼狗》中，曾对《驼峰上的爱》做了代表性的评议：影片“并不是单纯写人与动物，它的着眼点还在写人，写人间的爱，夫妻的爱，父母子女的爱，朋友的爱，但确又着意于人与动物之间的爱。那不少美丽的镜头，还有动人的情节就是证明。这是新的眼光，也就是影片的新意。”“写人与动物的友爱，又带着分明的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这又是颇具匠心、有新意地方”。
不难看出，《驼峰上的爱》是成功的，整个影片创作态度严肃、格调高尚，因而清新流畅，给人以美的感受。在情节处理上，则着重加强孩子与动物的感情交流，使动物得到拟人化，在同类题材中显示了新意。
《骑士的荣誉》和《驼峰上的爱》表现了茫茫大草原的风情画意，更浸满了于洋夫妇对中国电影的民族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