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那天的场合不容许字斟句酌，杨宪益的回答委实有些轻率。毛泽东所言并非一般询问，而是有所指的疑问；也并不是问两种以上语言能否相互转换，而是对翻译究竟能否将中国古籍经典的精髓准确地转达表示怀疑。
这原来不止是学术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就有人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钱钟书的侄子、翻译家钱佼汝却又认为诗歌可以翻译，难以翻译的是散文等等。事实上毛泽东抛给杨宪益的，是一个难题，而杨宪益当时未能“深刻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所以只从一般技术的层面上作了简单的回答。
杨宪益的回答自然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他听了杨宪益的话后，“笑了笑，想了想，没有再说话”。给杨宪益的感觉是毛泽东好像想跟他“辩论一下”。
杨宪益的回答，虽然在当时是脱口而出，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实际上，却也是他对翻译看法的真实反映。换句话说，在中外翻译问题上，具体到《楚辞》，毛泽东认为译不了，杨宪益认为能译，反映了两种“翻译观”。
虽然事后杨宪益对毛泽东的问题有所思考，也觉得毛泽东的话“有他一定的道理”，即“你可以说这个东西，谁也翻不好，没法儿翻”。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也可以说没有东西不能翻。”他认为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两种都可以说”。
杨宪益不大接受人们将翻译当做一门科学，他只将它视为一种艺术，或是一技巧。
对于翻译，杨宪益还有“模仿说”：如果把原著比做一件艺术品，那么译作就是一件仿品。仿品水平有高低之分，当然永远不可能与被仿品完全一样。
杨宪益之所以用简单的方式回答毛泽东，并不完全是当时仓促，实乃杨宪益本即不愿将译事复杂化，而主张简单地看问题。在他见毛泽东半个世纪后，他的这一观点仍然未有改变，说到翻译，他认为“无非是把一部作品从某一个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回事。”
杨宪益如此看待翻译，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翻译是件可以马虎从事的事情，而只是不愿把它说得过重。在这方面，梁实秋似乎比他走得更远。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给杨宪益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并没有把学术工作当成一回事。他翻译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只要十天工夫，译成后对手稿再也不重新读一遍。”即使这样，可能也不能说梁实秋马虎，所以杨宪益给他的评语是八个字：“才华横溢，非常机敏。”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一点他与杨宪益身上共同的东西，诸如聪明过人、思维敏捷、才子气，还有一点点恃才傲物。
1955年，外文出版社改为外文出版局，《中国文学》杂志也归属外文局，杨宪益夫妇到杂志社工作。外文局在百万庄新建了专家楼，杨宪益一家人由东城区的南河沿迁到西城区的百万庄。百万庄当时地处西郊，那一带多是荒地，坟很多，并无确定的地名，顺口就叫百万坟，后来逃荒的人在坟岗上搭建窝棚，形成小村庄，被城里人称为百庄子。随着城市建设，定下地名叫百万庄。
4.狂译之季
上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是杨宪益译作大量涌出的时期。当然大部分作品都是他与妻子合作的——在译者一栏，在看到Xianyi Yang（杨宪益）的同时，往往也可以看到用夫姓的Gladys Yang（杨格乃迭丝，戴乃迭）的字样。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杨宪益与夫人的翻译自然离不开左翼、解放区及解放后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小说有鲁迅的《阿Q正传》（1952）、《故事新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3），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诗歌有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戏剧有大型歌剧《白毛女》、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以及冯雪峰的《雪峰寓言》，1956—1959年陆续出版的四卷本《鲁迅作品选》，广西歌舞团演出的民间歌舞剧《刘三姐》（1962）。
那时期，娱乐方式相对单调，看戏是人们主要娱乐之一，因此也就成为用来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1961年，杨宪益在《剧本》上发表过观看昆曲《李慧娘》的观后感；还写过川剧《拉郎配》的故事来源等文章。当然他也翻译了许多我国传统戏曲剧本。古代戏剧有明代洪昇的《长生殿》（1955），元代的《关汉卿杂剧选》（1958）；现当代各剧种有京剧《打渔杀家》、《白蛇传》、《望江亭》，川剧《柳阴记》、《拉郎配》，昆剧《十五贯》，评剧《秦香莲》，晋剧《打金枝》，闽剧《炼印》，粤剧《搜书院》，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1956）等。
杨宪益还翻译了大量古今小说、诗歌、文论及史论等作品。1953年，英译《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龙女：唐代传奇十种》、《中国古代寓言选》（1957）、《儒林外史》（1957）、《宋明评话小说选》、《汉魏六朝小说选》（1958）、《不怕鬼的故事》（六朝至清代志怪小说）；1957年，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英译出版；1959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问世；1962年，英文版《中国文学》第八期刊载了杨戴合译的节选《文心雕龙》（《神思》、《风骨》、《情采》、《夸饰》和《知音》）。
1952年，杨宪益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苏联人研究中亚古代帝国花剌子模的文章《关于古代花剌子模的十二年考古研究》；50年代后期还译有金克木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著作《中印人民友谊史话》，大约同期，还译过中国第一个陆路到达印度而留下记载的东晋名僧法显的《佛国记》。
这时期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有很多。1954年，所译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在《人民文学》发表（1958由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同年，杨宪益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阿里斯托芬和希腊喜剧》一文，其中有对《鸟》的评介，《鸟》之外，还译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和平》初译稿在“文革”中散失，后来出版的，是他重新翻译的。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萧伯纳戏剧集》，其中《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匹克梅梁》两部剧是杨宪益翻译的。
1957年，杨宪益翻译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早期最重要的作品、被誉为拉丁语文学典范的《牧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他又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所译维吉尔的《伊尼依特》片断。
1959年，杨宪益与闻时清合译了法国作家、被誉为“科幻小说鼻祖”凡尔纳的《地心游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所译《古希腊抒情诗选》。
1960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问道：“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荷马史诗》介绍过来呢，宪益？”杨宪益既然在牛津大学修过古希腊文、拉丁文，并且也已翻译过希腊、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当然是翻译荷马史诗的不二人选。于是杨宪益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从外文出版社借调过去，从事荷马史诗的翻译。
1964年，杨宪益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荷马史诗的选译《奥德修记》。其实荷马是杨宪益少年时就喜欢的作家，也早在周扬问话之前，杨宪益就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长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能在那时他就关注甚或着手翻译荷马了。
《伊利亚特》原来的名字叫《关于伊利昂城的史诗》，《奥德赛》的原名是《关于奥德修的史诗》，杨宪益觉得这两部史诗应该译为《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但是《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个译名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不改也可以。但他终于还是改了。
“文革”前杨宪益还译过埃斯基罗斯的《神囚记》、从拉下文译出的普劳图斯的《凶宅》、诞生于中世纪的法兰西英雄史诗《罗兰之歌》。
杨宪益之所以1960年前后没有译荷马史诗，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正忙着译《史记》。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译毕，书稿交到外文出版社，但过了很长时间，书都没有出版。“文革”中期他打听书稿下落，社里的回复令他沮丧：书稿去向不明。后来有香港朋友发现书在香港出版了，原来是早在“文革”前就被人擅自给了香港那边。直到1976年，他所翻译的《史记》才在大陆出版。
《奥德修记》完成后，外文出版社把杨宪益要回去，叫他翻译《红楼梦》。《红楼梦》是四大名著之一，但杨宪益自小喜欢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则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到2000年他85岁的时候，还写出“平生厌读《红楼梦》”的诗句来呢。
可这回是领导分派的任务，他懂得“工作不是凭自己的兴趣”的道理，也有这个觉悟，所以他平然接受了。
虽然杨宪益对《红楼梦》的题材不大喜欢，但毕竟是名著，自有它的魅力。何况里面所描写的贾宝玉，与他小时候的生活有点近似，也是生活在一群女人中间，被她们宠着。所以眼下他读着译着，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钻到书里去。
这次翻译，杨宪益仍是与夫人合作，他译初稿，戴乃迭加工润色。
到1964年，百廿回的原著他们已完成了八成的初稿，国内形势有变，组织上叫他停下来。这一停，就停了七八年，1972年夫妻俩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后，翻译才又得以继续。
最幸运的是杨宪益当初被收监的时候，《红楼梦》的译稿是放在了办公室的，因为他的问题没有定性，所以他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查抄，他的同事、时任外文局英文组组长的熊振儒是个有心人，把杨宪益放在办公桌上的译稿用报纸包包好，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书稿在那个地方放了几年，居然谁也不知道。
杨宪益从狱中出来，重获自由，恍若隔世，心想那《红楼梦》译稿肯定是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毁掉了也完全有可能，真没想到居然一章不少！
1974年，《红楼梦》就全部翻译完成了，可是直到1978年才开始面世，1980年才出齐三卷。杨宪益的那位叫大卫·霍克斯的朋友，也翻译了《红楼梦》，他告诉杨宪益，他的译名取的是《红楼梦》原先的书名“石头记”。杨宪益就与妻子商量说，他既然用了“石头记”，我们总不能与他一样，我们就叫“红楼梦”，戴乃迭同意。他们老老实实译作“ADreamofRedMansions”。
这一时期，虽然从翻译的数量上，可以说是杨宪益的一个高峰，但其中许多原著，都不是出自他的理性选择或兴趣爱好，而是出自领导的旨意、工作的任务、形势的需要，《红楼梦》是工作任务；
《奥德修纪》是领导要求；《打渔杀家》、《白蛇传》、《秦香莲》、《拉郎配》等是为配合中国戏剧出国；《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与《佛国记》是为配合宣传中印两国文化交流与友谊。
杨宪益夫妇当时与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超常的工作热情，拼命要按时完成任务。杨宪益回忆道：“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我们没日没夜地译书，快得像发了疯似的。”他的大妹妹也曾回忆她的哥嫂那时工作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实在太累了，戴乃迭就把笔一搁，走到室外去，拿起绳子，跳绳；杨宪益则点根烟抽起来。两人就这样休息会儿，待会儿就又开始工作了，常常连话都来不及说，也可能是累得没有力气说。
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要求作者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突击生产，否则就会出现瑕疵，难免留下缺憾。
杨宪益也不讳言他们在时代的要求下如此工作，“当然会影响翻译的质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夫妻俩只花了十天工夫就译成了，结果他“一直在为当时未能有充裕的时间把它译得更好些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