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是以翻译工作立身于世的，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也是翻译，所以在任何地方、出自任何人之口的对他的介绍，排在第一位的，就永远是翻译家，著名的翻译家，其次才是学者、诗人等等别的身份。
杨宪益虽然译作等身，但他并不愿意把译事看得过重，晚年接受采访时他还说：“翻译没有什么，翻译就跟做木匠一样”。甚至于拒绝翻译家的称号，说，也许有人是翻译家，反正我不是翻译家。谁要做翻译家——有人愿意当，闹得很热闹——让他去做好了。杨宪益如此，固然是谦虚，但也并非完全是虚言。如果当时生活道路的选择可以随心所欲，如果生活可以重来，他不会选择将翻译作为一生的主业，这就是他“谦虚”的真正原因。
1.与卢冀野的友情
杨宪益翻译生涯的正式开始，大概要从他被梁实秋请到国立编译馆去算起。
杨宪益入编译馆，介绍人是学者、诗人、江南才子卢冀野。那年戴乃迭不被中大分校续聘，杨宪益很生气，当然他也不可能再愿意接受该校的续聘。他们的一位姓张的邻居，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先生，新创办的贵阳师范学院本来要聘他去做英文系主任，可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不想再跑远劳力费神，就来问杨宪益愿不愿意代替他去做那个系主任。杨宪益想了一下，同意了。
杨宪益与贵阳师范学院一接触，就像遇到一个一见如故的人，简直无处不满意：中央大学分校地处农村，他妹婿陶醉的田园风光，在他却觉得踏着泥泞的道路上下课实在讨厌，而贵阳师范是在城里的；中大分校的政治气氛太浓，贵阳师范浓的是学术气氛；在他看来中大分校只有一些好教师，但没有优秀的学者，而贵阳师范却有一些学识渊博、很有教养的教授。总而言之，他说：“从重庆来到贵阳，我似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政治阴谋，没有流言蜚语。”
在那些与杨宪益颇为相得的教授中，中文系主任尹石公与他特别要好。他与杨宪益一样，也十分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他还定期与校外当地的一些学者举行诗歌聚会，杨宪益后来也加入进去，偶然与卢冀野相识。卢冀野年长杨宪益十岁，对他很赏识。
当时在重庆北碚，还有一个国立礼乐馆，可以说是国立编译馆的兄弟文化单位，卢冀野在那里做顾问。杨宪益到国立编译馆任编纂，住的宿舍是礼乐馆的一个小楼，也是卢冀野给他安排的，与两位音乐理论家杨荫浏、杨仲子合住。三人既都姓杨，杨仲子取古语“三阳开泰”之意，笑称这座小楼为“三杨楼”、“三阳楼”。杨宪益说那几年是他一生中除了牛津大学留学以外最愉快的时光，工作环境也舒心，与生活在周围的朋友相处也很好。
著名物理学家冯端妻子陈廉方曾经做过杨宪益儿子的书法老师，她家住在北碚附近的小镇天生桥，当时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回忆了最初见到杨宪益夫妇的印象：
“在靠近北碚的那段公路上，我经常会遇到一对在散步的异国伉俪，他们边走边谈，总是面带微笑。男的穿长衫，女的是外国人，穿的却是布旗袍，十分朴素。因为她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由此也可见杨宪益夫妇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清苦，毕竟还是安逸的，心情不错。
杨宪益与卢冀野的友情一直持续到卢冀野逝世。他们在北碚，经常来往，读书，喝酒，吟诗。那时，杨宪益翻译之余，常将他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产生的感想及考证分析而写成的文章投给报刊发表，卢冀野的鼓励使他写得更有劲。
后来文章多了，他把它们合成一集，1947年就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零墨新笺》还是由他的卢兄给取的。
卢冀野还给杨宪益的一本翻译苗族的创世史诗取名为《苗本事谣》。他俩还合作翻译过印度古代剧作家迦黎达沙的《沙恭达罗》，那是一本英译本，卢翼野不通英文，但对此书很有兴趣，于是即由杨宪益口述，卢冀野执笔整理，译成中国传统式传奇。工作进展速度很快，只几天便完成了，由卢冀野取名为《孔雀女重合金环记》。
1951年春，卢冀野因病逝世于丁家桥铁路医学院，年仅46岁，杨宪益曾前往悼唁。1996年，卢冀野家人为他印选集，女儿特地从南京到北京，请杨宪益作序。杨宪益欣然应允，在序言中深情回忆了他与卢冀野的友情，称卢冀野为他“半个世纪前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2.在国立编译馆
杨宪益到了编译馆，梁实秋问他，想译些什么？他的回答凸显他的个性，令梁实秋不禁莞尔，竟是：“随便。”梁实秋想了想说，《资治通鉴》至今还没有英译本，你是否就来译它？杨宪益答应下来。
杨宪益与夫人合作，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的部分，翻译了《老残游记》，翻译了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呐喊》与《彷徨》，翻译了当代诗人艾青、田间等人的诗，翻译了当代戏剧家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戏剧作品；汉译作品有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的代表作《伊利亚随笔》中的两篇，爱尔兰剧作家约翰·米林顿·辛格的几部独幕剧，英国骑士派诗人罗伯特·赫里克以及其他英国近代诗人作品。
工作之外，杨宪益还翻译了陶渊明、李贺等人的诗、温庭筠的词、唐代说唱佛经的底本（变文）、从佛经典籍《法苑珠林》里选出的梁武帝时代沈约、范缜等人有关“神灭论”的辩论、苗族神话叙事创世诗等古籍。
杨宪益的小妹杨苡后来回忆起杨宪益夫妇翻译时的情景，非常生动：
“他们是一个人对着书不停地打着字，一个人不停地念着，有时两人各自坐在书桌前埋头写着，有时他们又拿着书本在严肃地讨论，我早在40年代就曾看见我哥左手捧着一卷线装的古书，右手用手指顺行一行行地往下溜，嘴里用英语飞快地口述，我嫂嫂不停地打着字，好像他们在比赛速度，有时停顿一下，但很快地又在埋头‘比赛’。这样就完成了他们的初稿。我也见过杨宪益独自坐在书桌前，眼睛看着左手旁边一本中文书，
右手一只手指在打字，这样就打出译稿的初稿。初稿出来后，两人反复研究推敲，修改，辩论，往往反复多次，最后由乃迭打出定稿。”
1947年，杨宪益的英译本《老残游记》由南京独立出版社出版，翌年，又由伦敦Allen and Unwin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近代英国诗抄》。总是因为战乱，杨宪益又与他人译了《资治通鉴》的南北朝部分，就未能继续下去，后来也未见出版。
抗战胜利后，国立编译馆回迁，杨宪益偕妻子来到南京。在此他们一直待到解放。
1950年，出于对外文化交流的考虑，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建议创办一个外文版杂志，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也极表支持，即由刚刚从英国回来的作家叶君健负责筹备。
1951年10月，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创刊，受叶君健之邀，杨宪益夫妇开始为该杂志提供译作。杂志虽然名叫“中国文学”，但实际内容却是“中国文艺”。文学之外，还有古今绘画，只不过文学的内容更多，除了译载新中国看重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还有译自《诗经》以来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些译自国内报刊书籍的文艺评论。
这年，杨宪益自称给他一生留下美好印象的国立编译馆被撤销了。
3.独特的翻译观
杨宪益的翻译生涯自国立编译馆正式开始，“非正式”则始于他的中学时代。那时他一度非常喜欢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因喜欢而读，因喜欢而译。最初是把一些外国诗歌译成中国旧体诗，有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弥尔顿的诗，有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的朗费罗的诗，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的片断。
杨宪益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是在留学牛津后期。他在女友戴乃迭的帮助下，把屈原的《离骚》译成英语，而且译成在18世纪英国诗坛占主导地位的“英雄偶句诗体”，并且特别模仿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的诗风。
英雄偶句诗体又称“英雄双韵体”，与中国讲究对偶的古典诗歌形式相近，特点是每行由十个轻重相间的音节组成，每两行押韵，隔行换韵。这种押韵方式不但使形式整齐美观，而且音调抑扬和谐。
杨宪益这样做虽属别出心裁，但也并不奇怪。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有独钟，自然容易接受和喜欢英雄偶句诗体。虽然不奇怪，但是译者仍然显得大胆，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初，杨宪益的《离骚》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读到后，幽默地说杨宪益的译文在精神上与原著的相似程度，可以用一只巧克力做的复活节鸡蛋与一只煎蛋卷来相比。
杨宪益听了，哈哈一笑，并不以为忤，但后来他在翻译中也就不再采用英国格律诗体，而改用自由体了。原因却也不是他认为不好，而是觉得“吃力不讨好”。
除了《离骚》，杨宪益在这期间还翻译过屈原的《九歌》、《招魂》，翻译过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他翻译的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发表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杂志上，还翻译过鲁迅的《野草》、《阿Q正传》。
1952年，杨宪益到北京参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此期间见到了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刘尊棋。当时，该社刚刚从中国文学出版社手上收容了《中国文学》杂志，刘尊棋便当面向杨宪益发出了邀请，请他去做外文社的专家，一来支撑《中国文学》，二来计划系统地翻译中外文学名著。
随后，杨宪益夫妇从南京迁至北京。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的家，安在了东城区的南河沿十一号。河沿，北方话是河边的意思。南河沿的意思并不是南河边，而是河的南端的岸边。河即原来的御河，是元朝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的故道。北京到处是古迹，这对于喜爱中国历史文化的杨宪益夫妇来说，可谓适得其所。
1952年《中国文学》只出了一辑，上面有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鲁迅的《阿Q正传》；在1953年的《中国文学》上，载有戴乃迭翻译的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年年底，杨宪益和文艺界、科技界人士应邀会见毛泽东主席。
杨宪益是一位生活态度相当恬淡的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将这种恬淡表现得相当彻底。即使在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也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因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付之于某件事情，就把那件事情的价值看得过重，说得过重。
1993年，香港大学同时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特里莎修女、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杨宪益三人名誉博士学位，称赞杨宪益“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在文学和历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
应该说，社会对于杨宪益的成就有目共睹，也有口皆碑，但当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主持人就此询问他如何评价自己一生的成就时，他的回答可以说是极其轻描淡写，他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什么事都做了一点，但都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
主持人显然不肯接受他如此简单的回答，认为他过于自谦，于是进一步点明他英译了很多中国古典作品，并且高调赞为“可以说这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情”。换了个人，也许会欣然笑纳，会微微颔首。可杨宪益却仍然不肯有一点点顺然，说：“我在翻译方面做的事情也很少。比如说国家外文局希望我翻译一百种古典名著，我大概也就翻译了三四种。”故意避重就轻，用数量来冲抵主持人所说的价值。
杨宪益如此，并非故作谦虚，因为这与他平时的一贯为人相合。
那天毛泽东接见他们，跟每个人握手。轮到杨宪益时，周恩来给毛泽东介绍说，杨宪益同志译过《楚辞》。毛泽东于是问他：
“《楚辞》能翻译吗？”
“主席，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楚辞》也不例外。”杨宪益不假思索地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