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八不共的内容，其实是为大乘菩萨思想行为设置的标尺、规范的理想品格，在一般大乘经中都有不同角度的说明，所以内容并不新鲜，唯一的特点是把它们永恒化并加到佛的身上而已。此中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所谓“意业智导”。“云何如来一切意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答曰：夫如来者，心、意与识皆不可说……夫如来者，应以智求；智增上故，说名如来。此如来智，随至一切众生之心，随入一切众生之意，不离一切众生之识；焚荡诸法、诸三摩地，不从他缘，超过一切所缘境界，远离缘生，灭三有趣，超诸慢种，解脱魔业，离诸谄诳，舍我我所，除灭无明痴暗之膜，善修道支，与虚空等，无有分别，与诸法界而无差别……如来证入如是意业，为如是相智为前导，随众生心而为说法，令彼证入如来意故。此处的“如来智”，与“菩提”的内涵是相等的；此智亦名“如来意”。“如来智”追随并进入一切众生的心意识（意即一直存在于众生的心意识之内，但又不为众生普通的心意识所知，所以需要如来令彼证入），那么所谓“如来”又存在在哪里，又怎样为众生说法？经文本身没有解释。原因是，菩提、如来以及如来智、如来意，实指同一个为一切众生本有的清净“心性”；就其心性本体而说为“空”，为“无分别”；就心体功用而说为“智”，为“意”。从其不可言说看，它是了知的客观对象；从其可以了知诸法性空看，它又是能够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主体。所以菩提与佛智的统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能够证入如来智的“如来”，其实就是“如来智”的拟人化。换句话说，是众生本有而未被证知的菩提，去证知自己本有而尚未证知的菩提——菩提既是被证知的客观对象，同时也是能够证知的主体；客体与主体统一在同一个“众生”中。这一思想，非常贴近旧译瑜伽行派的主张。
六、 关于菩萨道的新概括
综上所述，重点刻画的是佛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性能。以下则是如来为立志成佛的菩萨们确定的行为规范，所谓“菩萨道”即“菩萨行”。
早期大乘哲学，特别是般若经类确定的菩萨实践，主要是六波罗密。至此，则增添了“四无量”和“四摄法”，与“六度”一起，成了此后大乘佛教的共识。一般认为，菩萨道的这一新结构，也是《菩萨藏经》最重要的奉献。
1. 所谓“四无量”
“四无量”即“慈、悲、喜、舍”，本是早期佛教就提倡的一种禅观，大乘佛教把它吸收过来，变成为一种菩萨精神，一种完全为了善待众生、利益众生的为他主义精神；同时扩大它的功能，提升为菩萨修习，获得菩提、成就佛果的基本内涵，故又名“四波罗蜜”，并各冠以“大”字，所谓“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以示与早期佛教“四无量定”的区别。区别的要点，是不再将“慈、悲、喜、舍”停留在个人独自观想的范围，而是深入现实的众生之中，切实履行“菩萨道”。“云何名为菩萨道耶？所谓菩萨摩诃萨于诸有情精勤修习四无量心”（同上，卷四一，下同）。
（1） 关于“大慈”：云何菩萨“于诸众生精勤修学大慈无量波罗蜜？所谓菩萨摩诃萨行菩萨道，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尽众生界，慈心遍满”。这里强调，菩萨的“慈心”必须遍及一切众生，一个也不许遗漏。譬如“虚空界无所不遍”，菩萨“大慈无量，亦复如是，无有众生含识类而不充满”；“空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慈亦无边”。此“众生无边”还特别包括“众生性”无边——意谓众生之差别性无边，“慈心”必须适应不同众生的不同需要，因此“修慈善根，遍众世界为无限量”。
“大慈之相”有二：一是“此慈无量，能护自身”；二是“此慈如是，发起他利”。所谓“能护自身”，在于“慈能除断忿恚根栽”，“于无争论”中最为第一；“以慈严身，所有威德”，受人称赞。所谓“发起他利”，在于“此能令彼多瞋、暴恶、不忍众生发清净信”，“将导一切众生趣于解脱”。
总之，“大慈无量，捐舍自乐，能与一切众生安隐快乐”，而菩萨“由成就是大慈无量故，观诸众生常怀慈善”，“毕竟度脱一切众生”。故云：“慈为大乘，最具前导”。此外，从认识层次和所缘对象上还可以分“慈”为三种，所谓“众生缘慈”、“法缘之慈”、“无缘之慈”等。
（2） 关于“大悲”：云何菩萨“大悲无量波罗蜜”？菩萨“为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应以大悲而为导首，如人命根，出息入息而为上首……所有一切诸佛正法，皆以大悲而为导首”。因为菩萨“度诸众生，行于大悲，毕竟不舍一切众生”。于是“大悲”就成了大乘的“命根”。它的具体体现，首先反映在对众生现状的看法以及采取应对的态度上，譬如“观诸众生，虚伪身见之所束缚，为主恶见之所藏隐”，如此观已，乃“发起大悲：我当为彼说微妙法，令其永断虚伪身见种种缠缚、诸恶见等”。如此类推，“观诸众生安住不实颠倒”，“愚痴颠倒、耽嗜爱欲”等等，共计十类生死烦恼，菩萨依次发起大悲，令彼永断，趋向涅槃，总名“观众生性，发起十种大悲无量”。
继之说明“大悲”产生的原因，亦有十种，通名“十种大悲转相”，例如“如是大悲，由于不谄而得生起”，如是不诳、不曲、不诈妄以及“由护彼故”、“由舍自乐”、“为欲荷负众生”等而发生，着重论述菩萨大悲应该具有的品质。菩萨成就如是大悲波罗蜜，即能“作自所作，善作所作，不变异作，为诸众生作所应作”，令一切众生“如意满足”。
（3） 关于“大喜”：云何菩萨“大喜无量波罗蜜”？“为众生故，求阿耨三藐三菩提时修行大喜”。此喜“有无量相”，略谓：于“诸善法，忆念欢悦，清净妙喜”，“远离一切乐世间性”，“能令内以欢悦，身力勇锐”，“乐于如来之身”，以至于诸菩萨、于正法所、于如来所、于尊重师、于诸众生等“起爱乐心”，由此外现欢悦之相貌、内存爱乐的仪容心地，喜爱“三宝”和一切众生，喜爱修习正法并引导众生修习而不厌倦。
（4） 关于“大舍”：云何菩萨“大舍无量波罗蜜”？此“舍”有舍离、不追求、不在意等义。共分三种：
其一名“舍烦恼舍”，对于善恶、是非、高下、誉谤、讥称、怨亲、苦乐、自他等差别烦恼事，不生执著，平等称量，其心无二，如是“于身命所，情无顾恋；于下中上诸众生所，起平等照；于隐、现法起平等性；于谛、非谛自体清净”。总之，于所有差别烦恼事，“若能自然起胜对治”，即是“舍烦恼舍”。
其二名“护自他舍”。此有二义：其一，即使身受他人肢解，“其内心唯住于舍，无所希望及以追求；纵于身语起诸变异，具能堪忍”。同时，“被他所损，不加报故，于自于他，俱能忍受”。其二，不随世俗认识、不受主客观左右而生损害心：“所谓不由眼相及以色相，乃是不由意相及以法相心生损害”。
其三名“时非时舍”，知何时该舍离，何时不该舍离，具体谓：非法器诸众生所，应起于舍；不恭敬所，应起于舍；于无利益讥毁苦恼，应起于舍；于声闻乘趣正决定，应起于舍。此中将“非法器众生”和“声闻乘趋正决定”者同“不恭敬所”、“无利益”等并列作应该舍离的对象，与前述之“大慈大悲”相抵牾，而与本经之倾向种姓说一致。
由此看本经对“慈、悲、喜、舍”四无量波罗蜜的诠释，有异于他说处，主要有二点：第一，将四无量的无条件为他主义，充实以大乘教义为内容，并当做为己求得“无上菩提”的手段；第二，将“舍”之“平等”义，增补以“舍离”义，从而背离了大乘一贯主张“不舍众生”的菩萨精神，使“四无量”普门价值大打折扣——这与后期大乘特别强调选择“法器”可能有关——选择门徒不当，可能蒙受严重后果，尤其是对密宗而言。
2. 所谓“四摄法”
“四摄法”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同上，卷五四，下同）。这也不是《菩萨藏经》的新创。旧说将“四摄”用于法师如何团结他的弟子辈，以顺利完成如法教授的任务，此处则将正确处理师徒关系的原则，扩大到对一切众生上，成了菩萨担任众生导师这一角色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本经在《大自在天受记品》里解释什么是菩萨“随摄法转”时说，菩萨“具足如来四摄之法，由是法故，菩萨摩诃萨恒处长夜，摄诸众生”。所谓“摄诸众生”，就是把众生吸引、团结、争取到“如来”身边。这是菩萨恒处生死长夜的根本任务，也是主要理由。
此“摄法”有四：“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简单说来，就是施他人以财物、佛法，对他人讲说要使用令人爱听的话，满足他人之所意乐和实际利益，与他人共作同一事业。如果作为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法，这“四摄法”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施”“语”“利”“事”的内容往往会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从佛教讲来自有它的含义，而本经所说也有别于早期佛教的解释。譬如说：言布施者，如法求财，常思行舍，拯济贫乏；言爱语者，既施财已，重复安处，令住法义；言利行者，自利利他，平等摄受；言同事者，为欲利益诸众生故，究竟发起一切智心。这里第一，肯定“求财”的必要性，因为“财”是菩萨行使施舍的真正前提；第二，施舍的根本目的，在于令受惠者乐于接受菩萨所说之“法义”。从大乘来说，这一求财、布施、说法的过程，不但利他，也是自利，所以叫做“平等摄受”。这个自利的集中体现，就是在利益众生当中发展“一切智”，提高自己和他人的佛教觉悟。据此，以“四摄法”观察一切宗教布道的基本法则，也可能得到启发。
然而最能体现本经宗旨的，还是下列解释：言布施者，为欲坚固菩提根本；言爱语者，为欲成就菩提萌芽；言利行者，为欲开发菩提妙花；言同事者，为欲成熟菩提胜果。这话集中起来表达一个思想：“菩提”虽为一切众生所有，但要据此成佛，就必须坚固这菩提根本，促成菩提萌芽，开发菩提妙华，成熟菩提胜果，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众生”；布施众生，爱语众生，利行众生，与众生同事，是菩提发自根本到最后结果的唯一条件；因为离开众生，“菩提”等同废物，菩萨即一事无成。糟糕的是在此文之后，还有借某长者子的另一段话：我今者率领眷属将往佛所，为求如是广大佛法，为欲成办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诸佛智慧。为欲种植无上正等菩提善根，汝等若欲成就广大诸佛法者，可共同诣彼如来所，当共种是广大佛法无上善根。若按此文诠释，则“菩提”并非众生所固有清净心性，更不是佛智的主体，而是佛从众生心外种植的“善根”，是佛教自外向内灌输的结果，对众生的“四摄”全然无用了。
“菩提”的实质是佛性，一直是大乘佛教追求的最高目标，但关于它的性能，诠释者虽然不少，而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的不多。从玄奘所译的此段文字看，产生这类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理性思考与偶像信仰的不可调和性。既要坚持理性，又要维护信仰，是贯穿全部大乘佛教内在的基本矛盾。
3. 所谓“六波罗蜜多”
其基本内容与《六度集经》等大同。但某些具体主张，则有自己的特点，尤以“持戒”和“般若”最为显著。
（1） 论“持戒度”：所谓“尸罗波罗蜜多”（同上，卷四二，下同）。
此度以规范行者的“身、口、意”三业为核心，与早期佛教的一般见解无别；又以“诸业”和“尸罗”，“性不可为作”，不应分别，不应执著，由是“正知行，故名持戒者”，以致“不毁尸罗、不取尸罗而行于行”，这与大乘佛教的一般主张也是相同的。但是，在讲到“观身”时，除重复传统上观身是“病”、“不坚”之外，特别强调种植“福田”：“依诸福田，常养慧命，以不坚身贸易坚身”。此所谓“坚身”，是由修“福”而得，相当于世间长寿。这种长寿，是泛指同一身命住于世间的久远，而不限于一生的岁数多寡；寿命的长短，也不限于是“人”还是“天”，所以又有“不顾身命，以不坚身贸易坚身”之说。此外还有所谓“以彼朽烂、坏衰、老无常身，转成于佛身及难思法身”，则不只靠智能成就，而且从修福亦可获得。于是追求坚身长寿，常驻世间，以致获得佛身法身，都可以从修福中实现了。智慧的作用，显然被减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