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满婚姻
倪徵的蜜月旅行是独特而有特别意味的。早在张凤桢完成博士学业、两人筹备婚礼时，就商定好了尽快回国。那个时候，像他们这样的留学生，思想都很单纯，学成回国，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丝毫没有留在美国的杂念。婚礼结束，归心似箭的他俩立即启程。由于买到的回国船票是由美国西岸的西雅图开航的，所以蜜月旅行就被设计成按照倪徵当年从西岸到东岸的方式，乘坐“灰狗”，一路走一路看地从东岸到了西岸。这种方式对倪徵来说，是熟悉的，但对张凤桢来说，则是新鲜的，因而也觉有趣。但是，由于事先订好的船票时间限制，他们不得不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完成旅行，赶到了西雅图。
坐在回国的日本“三岛丸”号邮船上，倪徵和张凤桢的心情都很复杂。就新婚而言，他俩是怡然的。但是，想到回国后如何立业，他俩又不免有些犯愁。学法律的，又有律师执照的倪徵自然以律师职业为最佳，但这个职业不是稳定可靠的，没有固定收入，业务量除了坐等当事人上门，就是需要利用一定的社会关系去“拉”。而倪徵不是个左右逢源、善于拉关系的人，他的学者之风，对此也不适应。就他内向而不喜争、不善夺的性格而言，他似乎也不适合从事需要激情、需要激烈对抗的律师职业。
第三章回沪岁月张凤桢的工作问题，倒是有些眉目。在他们回国之前，到美国开会的东吴大学的杨永清校长曾请张凤桢去苏州的东吴大学担任政治、外交史课程。这虽是个好工作，但苏州离上海毕竟还有一段距离，依当时的交通状况，也还是不太方便。倪徵和张凤桢都有在上海立足的打算，这不仅因为他俩都是从上海出去的，回到上海是必然，而且张凤桢本就是上海人，她的家特别是她的父亲还在上海。所以，她有些犹豫，倪徵也不是很乐意。
尽管倪徵和张凤桢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踏实而不浮躁，真诚而不虚伪，又喜读书爱研究，所以他们与混乱的世俗的社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很不情愿融合进去。这样的为人处世原则，适合他们的也只有在学校教书这样的工作了，因为比较单纯。
回到上海后，倪徵一方面接受好朋友鄂森的邀请，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兼任律师，一方面又受他在东吴的老师吴经熊和何世桢、新成立的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中国公学教务长朱经农（校长胡适）之邀，到东吴法学院、持志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兼课，负责教授国际法、英美法、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此同时，张凤桢辞谢了东吴大学杨永清的邀请，转而接受欧元怀之邀，到大夏大学教授政治学。
那个时候，北京的大学和上海的大学不一样。北京的教授是固定月薪，每月完成多少课时就行了。而在上海，教授们都是兼职的。他们戏称为“跑钟点”。也就是说，跑得越多（即兼课越多），薪水就越多。
上大学时，倪徵边读书边兼课，雇个黄包车，一天也就跑三个地方。如今，他又恢复了这种生活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几所大学，除了靠近西郊的大夏大学距离他和张凤桢位于沪西愚园路愚园坊的家比较近之外，其他的几所，真正的是南辕北辙。然而，体力上的辛苦，对于新婚后的倪徵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原先的奔波，他是孤独的；现在的劳顿，身边有妻子相伴，他是幸福的。
随着生活的延续和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对妻子张凤桢，倪徵除了一个丈夫应有的爱意之外，更多的是尊敬。这不仅是因为妻子的卓越才华和对家庭的全心付出，对他的无私支持，更是缘于她不同于一般女人的谦和的为人及善良的、正直的、独特的个性。
倪徵说：“凤桢平时待人彬彬有礼，即使同自己家人，亦经常不乏礼仪，抱歉道谢，几成为口头禅。”
然而，最为他欣赏的还是“她秉性耿直，爱憎分明，正义感强，疾恶如仇，有时爱打抱不平，不惜出头露面，仗义执言”。
因沪西交通不便，倪徵夫妇迁居市中心的观森里。有一阵子，他们经常听到后面夹弄对面楼上一个女人凄厉的惨哭声。起先他们以为那只是普通的夫妻口角而已，未多在意。后来，女人几乎日日哭泣，而且伴有男人的咒骂和殴打声。一打听，才知道那家的丈夫是个印度人，娶了个中国女人，时加虐待。得知实情后，张凤桢气愤难平，一直说要寻机去痛斥那个印度人。
终于，在一个严寒刺骨的深夜，哭叫声又一次清晰地传来时，张凤桢竟不顾外面嗖嗖冷风，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披上外衣就往外冲，跑到那家人家门口，“啪啪啪”地用力拍门，并大声叫门。拍门声、叫门声以及伴随其中明显的愤怒和激动，在寂静的深夜里尤为刺耳。倪徵不放心，也披衣下床，跟了出去。
印度男子拉开门后，就冲着张凤桢叫嚷：“干什么？这是我的家务事，外人不能干涉。”张凤桢毫不畏惧，大声斥责他的恶劣行为，不依不饶地痛责：“殴打妇女、侵扰邻居是不法行为。”印度男子反过来指责张凤桢他们夜闯民宅，骚扰他家的私生活，甚至威胁说：“你有你的枪支，我也有我的枪支。”意即要动武。倪徵见状，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张有律师头衔的名片，硬拉他去了巡捕房。因为倪徵知道，按照英美侵权法，印度男人的这句话很明显地带有恐吓性质，涉嫌构成恐吓罪。所以在巡捕房，他向西籍警长强调了这句话。果然，印度男人被斥为有犯法嫌疑。到这时，印度男子的嚣张气焰才被灭了下去，不得不低头向倪徵夫妇认错。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听到那妇人的哭声。
张凤桢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和勇敢，令倪徵佩服。在当时那个年代，有博士头衔的女子已属罕有，像张凤桢这样同情弱者而不屈服蛮横的知识女性，就更加少见了。
20世纪60年代，已经定居北京的倪徵有一天读到了一本书——《我的一家》，作者是被称作“革命妈妈”的陶承，她的儿子欧阳稚鹤和女儿本纹在30年代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书中有一段描写，强烈吸引了倪徵的目光：一场骚乱过去了，死一般的沉寂，我忽然想起本纹……楼上空无一人，桌椅床铺全部打烂，窗玻璃碎了一地……机关破坏了，一时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到哪儿去呢？身上只剩下几个铜板，现在无论到哪里，都会连累人。我领着孩子，穿小巷走着，转过一个路口，忽然听见后面有个妇女在喊：“林太太！”这是叫谁？不管，还是往前走。“稚鹤！稚鹤！”不能不回头了。原来是住秘书处时的邻居、女教授张凤真（实为桢）……倪徵赶紧将书拿给张凤桢看。“‘林太太’就是陶承？”张凤桢几乎不敢相信，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1933年，倪徵一家已迁到观森里居住。不久，隔壁搬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自称姓林，携有一子一女。按照上海当时的风俗，新搬来的人家会给邻居送一些糕点。倪徵家也收到了“林太太”送来的十几个元宝点心。当时，在倪氏夫妇眼里，操湖南口音的“林太太”态度安详，举止大方，只是比较神秘。她不太与人接触，只偶尔与张凤桢来往，但她从不透露她的家庭和职业。其实，张凤桢也不是个爱串门探听别人隐私的人，她是个知识女性，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尽管她对“林太太”有些好奇，但也不多打听。不久，“林太太”家先搬走了。随后，倪徵家也搬走了。
两年后的一天，张凤桢在路上与“林太太”不期而遇。这也就是陶承在书里记述的那一段。
当时张凤桢路遇“林太太”，自然很兴奋，亲热地问：“林太太，你们什么时候搬家的？我连晓都不晓得。后来我也搬了，就老没看见你，你到哪儿去？”
“买点东西，随便走走……”“林太太”回答的时候，张凤桢发现她面色憔悴，目光闪烁，似乎有满腹心思。就她对“林太太”的了解，她知道就是问，也问不出什么，但她预感到“林太太”遇到了麻烦，此时很需要帮助。她很善解人意，不再追问，只是将她们家的新地址交给了“林太太”，淡淡地说：“有空来坐坐，我们叙叙家常。”
“林太太”果然是遇到了大难：她的女儿本纹因涉嫌共产党被捕了。原本她无依无靠，不知所措，却不想偶遇张凤桢。她在《我的一家》里接着写道：……本纹被抓走了。在狱里押了十几天，死活不知。我蓦地想起了张凤真，她丈夫是个律师。据平时了解，他们夫妻还算开明，同情共产党的事业。于是我找出那天她开的地址，登门去求她保释本纹……对于“林太太”的遭遇，张凤桢深表同情。她不假思索，立刻答应“林太太”一定转请丈夫为她打官司。此时，她无党无派，也不管国共之争，只是出于人道的同情，只想站在法律的角度给予弱者帮助。倪徵虽然此时已不再做律师了，但出于对妻子的尊重和信任，他豪爽地答应帮忙“林太太”。他转请好朋友鄂森律师安排探监及义务出庭辩护，终于以本纹未届刑事责任年龄之由，将本纹保释出狱。
1959年夏，倪徵夫妇与陶承（左四）祖孙三代合影
倪徵一家在接受“林太太”的登门道谢后，在经济上还不时资助他们，后因他们一家赴内地而失去了联系。却不曾想在30年后，“林太太”因《我的一家》又意外地出现了，而且她还记得曾经得到过的帮助。在张凤桢的怂恿下，倪徵立即给连载《我的一家》的《北京晚报》写信索要陶承的联系方式。两家人就这样以极其传奇的方式重逢了，并从此一直保持联系，直到陶承于1986年去世。
张凤桢的性格据说是秉承了她先祖父张椿堂的遗风。也就是说，这是张家的传统。张凤桢虽有兄弟姐妹八人，但孝顺的她坚持将老父亲接在身边生活。她的父亲从来都对凤桢姐夫罗家伦官大又知名不以为然，有时还寻机开个小玩笑。罗家伦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因此常备名烟。有一次，老父亲乘家中无人，偷偷地将烟盒中的名烟换成次烟。当罗家伦又一次盛情款待宾客时，才尴尬地发现这个秘密。
依常理，像张凤桢这样的性格，似乎是不应该甘于做家庭妇女的。但是，为了照顾家庭，为了支持倪徵，她却平然作了牺牲。抗战时期，倪徵独自去了重庆，她在上海上养老父，下育幼女，在艰难的环境中辛苦度日。好不容易盼到胜利，原本以为可以与丈夫团聚，却不想倪徵被派往东京，参加对战犯的审判。这一别，又是两年。解放后，因倪徵奉调北京外交部，她又不得不离开家乡，跟随北上。20世纪80年代，倪徵出任国际法院法官赴海牙上任，她又陪伴在侧，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并且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最终她病逝在海牙。弥留之际，她在已经不能说话的情况下，艰难地用笔写下“……还黄浦江”，意即要返回上海家乡。
眼见相依相伴一生的妻子生命之火慢慢熄灭，倪徵的心坠落下来，碎了一地。他克制着自己，但他的眼泪还是缓缓而下。这个时候，他感觉他亏欠妻子的，实在太多。在之后的几个白天和黑夜，他都伏在桌前，不思寝食，在灯光下，一字一句地写下《张凤桢女士事略》，追忆她的点点滴滴。“我和凤桢相识六十五载，成家以来，亦已历时五十八年，同呼吸，共命运，一旦分手，生离死别，情不自禁，书此以资纪念。”这是《张凤桢女士事略》中的最后一段，他将他的爱和尊敬倾注在他的笔下，作为对亡妻永久的纪念。
2．会审公廨的刺激
在许多场合，倪徵一直喜欢说这样的一句话：我的一生没有离开一个“法”字。
与“法”结缘，最早要追溯到倪徵5岁时。虽然他想学习法律的念头，并非骤然产生，但5岁时的那次所闻，确实对他有相当大的刺激。如果非要确定一个他立志学法的时间，那就应该算是5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