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岁高龄的“教学结业式”
一个人的百年，和一个民族的百年，一个国家的百年，息息相关，他的每一步都打满了时代的烙印，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
另一位北大老人钱理群，曾说自己的人生要裁为四截，前21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间18年，在边远地区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再24年，回归大学课堂；退休后，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回归中学和边远地区，放手关注自己的追求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根据时代的行走节奏，划分为若干段。
据张玮瑛介绍，从1936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起到1966年，是侯仁之工作生涯的第一个30年，文革开始后，全部工作戛然而止。
经历这场浩劫后，侯仁之无比珍惜自己生命的第二个30年。
“他本是勤奋之人，人生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的刊物《鲁铎》上，那是他1929年中学时代的习作。自此，除了特殊情况，几乎都有文章作品问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侯仁之一生的写作高峰竟然在70多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他发表的作品有上百篇。
第八章晚年奋蹄：壮心未与年俱老北京城的守望者侯仁之传年逾八十后，他又以“不待扬鞭自奋蹄”铭之座右。
80岁的侯仁之飞身跳越水沟
这种勤奋的精气神，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体现在他生活的每个细节。
侯仁之的习惯，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而起床之前，则把当天必做之事扼要写于特制的小卡片之上，而这些所谓的特制小卡片，无非就是把剪开的厚信封呀，药品包装盒呀——只要背面是浅颜色即可，他的枕头下面总是随时备着这些笔头和纸片。
因此，当中午时分，别人的一天刚开始，他已经“工作八个小时”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远未普及，互联网刚入国门，复印、扫描等技术也远没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种情况下，学者的工作很多时候还处于“手工时代”。
每写完一篇稿件，侯仁之总要缮写誊清一遍，如果有修改，就再抄写一篇。
这样下来，时间往往耽误不少，张玮瑛便“闲不住”了。
一方面，她担负起了“抄写匠”的工作。“以前他自己做，后来我帮他做。”不仅抄写，张玮瑛还要在内容上“把关”，帮丈夫整理保管校对，查找图书馆资料。
另一方面，张玮瑛还是“收发室”的管理员。“处理来信，去邮局邮寄稿子，事情安排得满满的，遇到催稿，就更是早晚赶工。”
在第二个30年，侯仁之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保持这种旺盛的精力延续到90岁。
2.保护莲花池和什刹海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作报告。
这一次，他给北京市领导们抛出了一个新颖的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侯仁之娓娓道来，从北京最初建城为蓟，讲到莲花池的水是蓟城的生命之源，再点出莲花池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长，影响着北京城的成长。
侯仁之连续用了两个加重语气的“殷切希望”，希望能重新“唤醒”莲花池。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后门桥。后门桥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他在叙述北京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它可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的历史见证者”。
然而，后门桥残破凋零的情况，让他觉得悲哀。
后门桥当时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两边的石桥栏已经破损，水面也已经消失了，只有高大的广告牌在招揽着人们的视线。
行人至此，还能设想这里正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初规划设计的起点吗？
“把水引入后门桥，殷切希望能够恢复桥下景观”，又是一个使足力气喊出的“殷切希望”。
作报告之后的两个月，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启动了。
两年后，后门桥的整治修复也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动工了。
如今，莲花池水清幽荡漾，后门桥下碧波涟漪。“我晚年两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侯仁之的笑容清澈如水。
然而，与之同时，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这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
3.首倡“申遗”泽流芳
1980年，侯仁之利用出国开会讲学、学术研究的机会，向国外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期间，他从国外同行那里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于1976年正式成立，而中国当时并未加入这个公约。
1985年，侯仁之回国后，立即为此事四处奔波。他草拟了一个建议，希望中国尽早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当时政协会议举行在即，而他又是当时的全国协议委员，所以就准备在政协会议上以提案的方式提出这个建议。
当时，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郑孝燮要到日本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行前他们对侯仁之讲，“如果在政协会议上提到涉及到文物保护的问题，你就替我们署上名”，侯仁之同意了。
于是，1985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侯仁之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该提案是在征得郑孝燮、罗哲文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阳含熙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后联名提出的。
在介绍了这个于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国际公约之后，侯仁之在这份提案中强调了我国参加该公约的重大意义，指出：由于我国迄今尚未参加该公约，因此不能享受签约国应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有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该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
提案提出后过了几个月，政协的同志告诉侯仁之该提案通过了。
随后，侯仁之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万里长城》一文，表示：“殷切希望我国政府能早日批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并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送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后获得批准，中国成为了公约的缔约国，从1987年起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申报工作。
这对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仅仅是一项伟业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