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诗家：
你好！前天黄昏接到你的信，深深地感动了我，直到此刻还没有平静下来。我看了几遍，有些像当学生时读老师在作文本上写的评语那种心情。你的信的措词那么庄严，那么肯定，使我不由得也相信了，我的散文写得竟如你赞许的那么好。这本小书，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但在我心目之中，她其实应当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近乎原始的创作，她比我后来的诗生成的年代要早。她一直在我的生命之中活着，我有感觉。如果不是近三四年来人活得过于寂闷和松宽，使我从世俗的“人格面具”中解脱出来，这些潜隐在生命深处的篇页（画满了插图），可能永远也打不开，更不可能变成为有形的文字。这本小书，是作为一套丛书（霜叶小丛书）的一种，编者限定五六万字，我只好从已写好的散文（大半是写童年的）中选出一部分。有十几篇已经写好没有收入，还有几篇正准备写（是回忆母亲的）。还想写一些童年时经历过的小故事。举一个例子：县城墙的高处有一窝刚刚诞生的八哥，谁都想掏，那八哥的窝正好筑在人们无法达到的地段。小八哥开始鸣叫，声音好听极了。我当时下决心想把它掏下来。我自小并不是个会养鸟的人，但却有探险和猎取神秘事物的野性。小八哥有五六只，绯红的小嘴张得圆圆的，如一束绽开的喇叭花。梯子够不上鸟窝，我又不敢从城垛上用绳索缒下来。于是，我天天练攀登，古老的城墙布满了朽坏的砖，用小手抠，脚尖蹬踏，居然能一步步地攀登到陡立的墙上。有一天，真的要攀到鸟窝那里，只差几尺了，已经闻到茸茸的羽毛发出的奇异的腥味。再练两天一定可以掏到了。但是还没有掏到，八哥全家已悄悄地移居到了远方。有人看见这一家八哥，在黎明时刻如一朵浮动的黑亮黑亮的云，飞到了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我在附近的村子里觅寻了好多天，再没有听见小八哥清嫩的鸣叫声。这窝小鸟如何在大鸟的扶托下逃亡到远方，一直是个谜。我哭了好几次。这一生都记得这个故事，梦一般美妙的故事。类似的失望，一生还遇到过不少回。这些小小的故事，一九五五年被拘捕后，令我交代一切一切，但这些在心里闪亮的（如小八哥）故事，却安然地隐藏到了今天。真高兴。有关童年的小散文，可以写十五六万字，已写得差不多了。写完童年，还想写一九三八年到了陇山深处的青年时代的经历。
你问我这些散文是如何写的？有的是我独自伏案静静地写的，大约有一筐以上，改的地方极少，如《秃手伯》、《一斗绿豆》等，它们生成就很完美，不容我改动一点。有些就难以定稿，改了多次。改的原因是，总觉得写出来的文字与内心哺育一生的那些生命（我把这些童年的梦境，看做是具有生命感的，血肉般地感到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不大一样，希望改的尽量能显现出那种原生的状态与声息，极难。常常因想得急促，写不出来，只能潦潦草草地写，字迹很难辨认（当天认得，过几天连我都难以索解），这些字迹如小鸟飞过天空时留下的似有似无的痕迹。我请我的老伴誊写清楚，我不敢由自己誊写。如由我誊写又要不断地控制不住地乱改，可能“誊”得比原先的稿本还要乱。这些散文真是“散”文，它们散得无形无迹，无始无终。我只能拼命抓取到了永远飞动着的一部分。常常有这种情况，心里激动极了，那个已成形想出世的生命（一个故事，一个意象，一种情绪），撕裂着我，可是落笔到纸上，那些有声有色的小生命却死在文字的囹圄中。现成的文字很难与心里冲荡不已的还未成形的生命，成为互相依存的“天作之合”，太难写成文字。每个字、词语，都是由我生的，不是从传统的辞典中取来的。我的散文和诗，没有取来的文字，都是我生成的，属于这个即将诞生的（艺术）生命所应有的。我在《牛汉抒情诗选》的后记中说我创作时有一种“母性的虔诚”，就是这种写作的体验。有一些散文，如《高粱情》、《心灵的呼吸》等，我不敢轻易把心中的东西转变成文字，我求老伴为我做记录（她记得十分准确），我静坐在椅子里，闭起眼（为了避开现实的世界），一句句地自白（心灵的吐诉），几乎是自言自语，只有我的老伴能听明白，如做梦一般展开了那些久封的生命的篇页。在记录上，我还一改再改，直到把那个正在萌芽显形的生命，从心里活活地接生出来。我的这种写作方法（方式）十分地奇特，十分地隐秘，很可笑，我不希望谁看见，也不想让谁知道。总之，我的这些散文（诗也如此），不是制作出来的，而是我生出来的，包括它的语言，都是只属于这篇散文（或诗）的。如何把心灵里的那个要出世的活生命，转变为可读的生命形态的文字（汉字），是极难以说明白的。我深深懂得语言的生命感，它的神圣和神秘，没有它（语言）就无法显现出有形的艺术生命，如灵与肉那种关系。形而上学地可以说，语言文字是活的，有生命感，但这些语言文字，只有与只属于它的那个灵魂相合成，才能显出语言文字的生命。我写了多半辈子诗，又写这么一些散文，深深晓得这创作的难度。通过文字，可能得到提高、升华、凝炼，成为独立的生命，但也能被那些规范文字所扼死，把活的变为死的。有不少作家只能以规范的文字制作死亡的很完美的“作品”，因为死的文字，可以由人随便捏弄。如果是活的，你要欺侮了它，它会反抗的。
我不懂理论，不知上面这些我个人的体验，有没有一点道理？（我声明，即使被判为没有道理，我也要这么写下去，因为我的所有诗文，都不是按照什么美学标准和艺术规范制作出来的。）
写得太潦草，请原谅。我一生连一封合乎尺牍规范的信都写不好。
谢谢你认真地看了我的这本小书。你的赞许，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童蔚也常常关心我的诗文。早已寄了一本《滹沱河和我》给她。我常常读到童蔚的诗。她的诗是纯洁的，有很强的生长能力。
这封信，写好，我不敢重读，一定有可笑的不合乎文法的句子。
祝冬安
牛汉
附：郑敏写给牛汉的信
牛汉先生：
您的信收到了，真是一封关于文字与创作的最珍贵的信，因为它应证了多少理论家在费尽笔墨后，也没有能说得如此真切的关于文学创作与语言关系的深刻理论，您关于文字与每篇作品的内在不可更改的关系，关于您自己如何在创作过程和文字互动的关系，关于文字来自本身的生命等等，都是当今我国文学语言界所忽视的诗学、美学、语言学的理论，因为我们的所谓创作培养，中小学生写作的指导，都还停留在自以为可以任意驾驭语言，凌驾于其上，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驱使语言的可怕的错误道路上，其结果扼杀了许多真正的创作，只产生一些十分平庸，有八股味的文学作业。孩子们为了得高分，不得不扼杀自己的独特的语感，用些粗制的模仿的词藻，来完成作文，你说“你要欺侮了它（语言），它会反抗的”，这真是最尖锐而又确切的立论！您的那些创作过程的艰难，总觉得写出的不如原来未成形的感受，或扭曲了，或抽去了它的原始的活力，这也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因为语言并不完全是工具，它有着自己的习性，和文化历史注入给它的多种情感、色彩，因此要和语言一同完成一次创作，正是艺术对创作者的要求，可惜这个道理很少为人们理解。
我十分羡慕您有那么鲜明的记忆和十分强烈的创作冲动，尤其是充满细节的图像记忆，和至今仍不模糊的原初的感受，这些都是生命赐给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在您的作品，特别自传性的散文中，生命的脉搏是这么有力，而且您对于声音、颜色和气味有着极大的敏感，这也许是您喜欢绘画的原因吧。我的成长太多城市的，学院的成分，因此特别羡慕长在沙漠里的诗人和艺术家，您的一位同乡，韩霞的诗也是近来我常读的，她也保留着自然而新鲜的沙漠的感情，我不喜欢一些为了迎合西方趣味而表达的中国“乡土”的作品，您的红高粱是没有经过出口加工的红高粱，商业主义正在将旅游视角注入我们的文化中，这是很可怕的。关于本世纪的“白话文”与诗创作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社科院）第3期，现在正在写一篇《我们的新诗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您不会爱看的理论文章，在《作家》（长春）第4期有我的一些报道（图片）和一篇短短的自传资料，也许对有些读者是有趣的，在《文艺争鸣》（长春）第3期有我一篇《世纪末印象》，是一篇牢骚话，这些您如遇到就看看，也许能增加彼此的了解。其实，我是一个很不正规的教师，并不喜欢做“学问”，但有不少对知识的好奇，对事物的好奇，我更重视的是东方智慧，这也是我的诗的领域。对于20世纪后半大爆发的拜金潮感到极端的恐怖，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拜金主义，都是人类命运的最大威胁。今天潮头正披头盖脑向我们奔来，不管用什么美好的颂词也不能掩盖其实质。那些已为乌托邦理想献身的先烈们，今天如果能醒来真不知是什么滋味。虽然乌托邦之梦不应当延续下去，但人类总不应当成为金钱的奴隶吧。读您的书，更使我感到真诚的灵魂在今天要保存本色是多么不易。巴金和冰心两位老前辈至今仍能坚持自己的标准，也许中国的知识分子仍在默默中思考吧，灵魂能不麻木，大约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能做到最大的事了。胡乱写些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请原谅。
所附剪报尚未读。您的自传出来时请赠一册。
郑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