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寒晖对党的工作总是考虑得十分细密周到。党内每次开会，白天一般都在村外田野里找个适当的地方，遇到情况，便于隐蔽。有时就在浇地的井台旁的树下，装着过路人中途休息的样子，商量完工作就分头走散。晚上开会一般是在室内。张寒晖对会场总要前后左右仔细侦察，检查是否便于疏散。
定县北门里皮昌庙街二号小院，那是张寒晖和其他党员经常开会的地点。这里街道偏僻，不易被人发觉。二号小院内的三间小北房，是陈质斋赁居的住地。房东是位剃头匠，也比较可靠。当张寒晖他们在屋内开党的会议时，陈质斋的爱人，弟弟就在外面放哨。会议结束后，便从不同的方向相继离开这里。
由于张寒晖谨慎细密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在参加领导定县县委工作的两年间，党的组织没有受到意外的损失，整顿、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已初见成效。在这一期间，一批进步青年由张寒晖介绍加入了党的队伍，后来都为革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例如，陈质斋就是在一九三六年由张寒晖介绍入党的。张寒晖父亲的好友，年已五十六岁的康清波，也是这一年在张寒晖的介绍下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东街康清波的家里，成了地下党存放书籍、文件和武器的地方。
叶德光同志回忆说：“张寒晖同志，不仅是一位艺术上有成就，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对革命有贡献的党的活动家……在革命处于艰难阶段，他对革命忠诚，艰苦奋斗，呕心沥血，重新点燃了他的家乡——冀中定县的革命烈火。”这是对张寒晖在恢复定县党组织工作方面的准确的评价。
22音乐创作的萌芽
在张寒晖参加编写《平民识字课本》的同时，平教会的“农民戏剧，活动也正在实践和试验之中。张寒晖的老师熊佛西、陈治策等人，自一九三二年元旦开始都搬到定县来了，他们在平教会的名义下，开展着农民戏剧的实验工作。
身在文学部工作的张寒晖，也经常关心着他们的活动。前清定县科举的考棚，现在成了平教会戏剧研究委员会的剧场，在这里经常上演适应农民群众需要的戏剧，如《屠户》、《过渡》、《四个乞丐》、《三头牛》、《月亮上升》、《锄头健儿》、《狐仙庙》等。他们尽量深入到民间去，观察体验农民的生活，编写出使农民感到亲切和能够欣赏的剧本。
通过反复的演出实践，他们也在戏剧的表演形式上找到一些便于群众接受的方式。例如，他们在演出《三头牛》和《月亮上升》时，就采用了民歌曲调和民间音乐来作插曲，在演出《过渡》时，还根据民间打夯号子创作了《造桥歌》、这些剧本在各村演出之后，“大流河上造座桥哟，用力砸呀……”（《造桥歌》）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丧权失地数也数不完……”（《月亮上升》插曲）的歌声，就在农民中间传唱开了。陈治策编写的大型话剧《鸟国》上演时也配了插曲，但那时用的是外国的调子，农民们不容易接受。《鸟国》的演出采用了露天剧场的“打破幕线法”，使演员和观众交融在一起，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戏剧大众化的实践，都使张寒晖受到启发。
张寒晖利用平教会收集秧歌、民谣的机会，经常到偏僻的乡村去，借此了解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诉说生括的艰难。那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很不容易的。从城里下来的平教会的先生们都很难解除农民的疑虑。贫苦农民饱经忧惠，久受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兵匪劫掠等种种危害，他们天天在惶恐中度日。对于城里来的陌生人要想调查一村里、家里的事情，往往不肯告诉真实的情况。但张寒晖有一套接近农民的办法，他那亲近的乡音，朴实的穿着，平易的作风，能很快赢得农民的信任。他也能热心帮助穷苦农民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贫苦的农民说：“张先生是好人，一点一滴的事都为俺们打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人了……”
张寒晖的瘦弱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定县的各个穷困的村庄。
在定县南部的小召村，张寒晖看到：去年冬天仅饿死，冻死的，就有十四人，这个苦碱滩里仅十余户的小村子，家家屋里都供着新写的牌位。
在城南的寨西店，张寒晖了解到：被生活逼得离乡背井的，去年就有二十多户，这在定县来讲还不能算是最多的。
而全县被迫出外讨饭的人数，在华北各县中也是居首位的。就连张寒晖所尊敬的他们村的田大叔，去年冬天也带着他的孩子逃荒谋生去了。农民纷纷离开“中原宝地”而到别的地方去求生，这个残酷的现实，是对反动政府“建国方针”的有力讽刺，也足以证明“新定县主义”实际上的失败！
这些调查，使张寒晖对于中国社会和农民生活状况的了解都加深了一步，他因此更加强了自己的信念：农民必须翻身，要翻身必须起来斗争，否则没有别的活路。
过了九月九，便是十月朔。送走夏日的骄阳，迎来了萧瑟的秋风。已经到“送寒衣”的时节了。按照定县百姓的传统习惯，每到农历十月初一，妇女们都要剪纸作衣，到坟前焚烧，聊表对故去的亲人的怀念，给阴间仍在受苦挨冻的亲人送几件衣服去御寒，这就叫“送寒衣”。
这天，张寒晖正在城南刘家庄组织青年农民开会。太阳西斜了，他起程赶路回城。一路上，只见妇女们络绎不绝地在荒郊坟地上烧纸，凄惨的哭声盈野，使乍起的西北风更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定县妇女哭坟是很有特点的，他们拉长着声调，满怀着悲痛，连嚎带说，往往把在生活中长年遭受的委屈和不幸，毫无保留地倾诉给已死去的亲人。人间的灾难太深了，生活中的痛苦太多了，连诉说的地方都没有！到这荒郊野地里来痛快地哭一哭，诉一诉，也是一种发泄。否则，她们真要憋屈死了。在这凄绝的哭声中，又数孤苦零丁的老大娘哭儿子最为催人泪下了。
走了一路，哭声一路。临近南关时，太阳西沉了，天黑下来了。就在路西不远的新坟旁，跪坐着一个年轻妇女，那是个寡妇，在哭她死去不久的丈夫。烧过的纸灰早已让风刮走，她在这里哭了不知多长时间了，还在忘情地哭诉着。不知为什么，她那悲痛欲绝的哭声，也包括这一路上不绝于耳的哭声，就象在张寒晖的心上刻了一刀，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张寒晖在平教会工作了前后近两年时间，这两年间，他深入学习民间的秧歌、民谣，收集了为数众多的定县民歌。
著名的民歌《小白菜》、《摘黄瓜》、《寡妇上坟》、《扁豆角儿》、《井里的花》、《浇花歌》、《星星》等都深深印在张寒晖的脑子里。张寒晖在生活中不断开掘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宝库。这些民间艺术，后来成为他艺术创造的重要鉴借，成为他表现生活的艺术积累。
张寒晖学习定县民歌的体会，后来集中在他写的长篇论文《歌谣概观》中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定县的二百余首民间歌谣进行了分类分析，从而指出：“惟有歌谣，在人生中，在教育上，在一切文艺教育（从口头文艺教育到纸头文艺教育）之演变史上，具有口头文艺的最高价值。”他认为，“歌谣是一地方人民或一民族之共同的心音，集合生活中最强烈的群众性的感情的表现。”他在论文中还指出，“倘若我们肯下番整理和修正的功夫，再使它反回民间，或用在教育儿童上，我相信从民众的口头上或笔下，很有产生新歌谣与民间新诗歌的可能，这诗歌一定会给予如今文坛上的新诗一个新生命，奠定了新诗的基础。”
在三十年代初期，象张寒晖这样对一个地区的民间音乐作了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的，从全国音乐界来说还是不多的。他从民间音乐中吸收了营养，这些营养孕育着他此后音乐创作的独特风格。他并不是为了音乐创作而去学习民歌的，而是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无意间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丰富的民间音乐的仓库，为他的音乐创作打下了基础。
九层之台，起子垒土。对于一个音乐工作者来说，民间音乐的积累无疑于盖房之前打地基的工作。
具备了广泛的民间文学的素养，储备了丰富的民间音乐的库藏，张寒晖的音乐创作开始萌芽了。
一九三五年春节期间，张寒晖照例到陈质斋家来串门，正逢陈质斋的五、六岁的小侄子也在这里。他见孩子穿着新衣，活泼地蹦跳着，引起了他的兴致。张寒晖历来和儿童有着不解之缘，他平时喜欢逗孩子们玩，孩子们也都喜爱听他讲故事，跟他学歌谣。这一回，张寒晖现编现教，唱出了一首《新年歌》。他做着欢快的表演动作教孩子唱，不一会儿，不但小侄子学会了，连陈质斋一家也都随着唱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陈质斋正在定县女师当会计，张寒晖每星期从东朱谷村进城时，就借住在女师陈质斋的会计室里。这年春天某个星期一的上午，张寒晖正打算离开女师返回东朱谷村，忽然校园里响起了女学生们整齐、优美的歌声，原来学生们已经开始上音乐课了。在悠扬的歌声中，张寒晖停下了脚步，陷入了沉思。他重新坐到桌前，望着窗外校园内开得正盛的桃花，进入了音乐的意境。他哼着，唱着，随便拿来一张纸，边唱边写着：
下面还写下了几行谱子，但是还没有填进歌词。时间不早了，张寒晖放下未写完的歌谱返回东朱谷村去了。
上面这些即兴所致、信笔写来的曲谱，还不能算是完整的音乐作品，但它们说明，张寒晖的音乐创作已经萌芽了。
既然已经萌芽，就有可能抽枝，长叶，就有可能长成大树，开出鲜花。
张寒晖心中响往着陕北。一九三六年初夏，红军东渡黄河走上抗日前线的消息传来时，定县有好多同志去了延安。
张寒晖也向组织上提出了想从西安转去陕北的要求。李德仲通过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他转了去陕西的关系。这年盛夏时节，张寒晖再次离开定县去西北。他告别了养育他的故乡，告别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去追求新的革命理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确，此后一直到他在延安去世，他再也没回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