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宝大娘见了我，说：“有人在夜里偷你们家了。”我问偷的什么，宝大娘说，“东房神桌上的供器。”我家的供器有香炉、蜡台和香筒，都是锡制的，每年腊月二十几。由我把它们——擦净，那是我家祖传的宝物。我同：“一点没发觉吗？”祖母听见我们说话，走过来高声说：“一点没发觉。”话说的一点不动气。我很觉奇怪，祖母本来最珍贵那几件供器，怎么一点不难过呢？但很快我从祖母不断的叹气以及和宝大娘低声交谈时的神情，察觉到她们还没有说出内情，她们似乎晓得是谁偷的。
过了十天八天，有一天清晨，丢的供器悄然搁在我家东房的门口。我祖母还是不说什么，她似乎早已晓得，供器迟早会还回来。她流着泪把供器一件件送进东房，仍摆在原处。祖母为什么现在才伤心？丢失供器后不哭，偷主还回来倒哭得如此恸心，真有点蹊跷。
过不久，我便弄清楚供器失而复回的经过。不是祖母透露出来的，自从供器回来后，我没有听见祖母再提过一句供器的事。仿佛丢失供器，给我们家丢了人似的。也许是宝大娘说的，也许是母亲说的，反正内幕我全明白了。
丢失供器的那夜，有大月亮，祖母听见东房有点动静，透过一小扇玻璃窗朝外望望，她看见一个人影，从东房闪出来，身后跟着我家老狗，狗没叫唤一声，还摇着尾巴。那人影不用细看细想就晓得是谁，连狗都跟他那么的熟。那人手里拎着一个布包，祖母以为是偷了点粮食，也不过十斤八斤的，心想：来要，也能给你几升。总是因为开不了口再来借粮，才悄悄拿，一定又揭不开锅盖了。那人一走，祖母立即下炕（她患有寒腿，就是夏天睡觉也须穿衣裳），走到院子里，东房的门大开着。她压着脚步走进去，生怕刚走的邪人听见，看看粮食，一点没少，又看看墙角的南瓜，只少了一个，祖母哭了，哭得十分伤心，为了一个南瓜，还值得摸黑悄悄来拿，她回屋睡了。天亮之后，心里不踏实，又进东房察看，才突然地觉得供桌空了……她跪在地上，请神灵们原谅她，也原谅那个偷供器的人。
村里人一直都不知道我家丢过供器。我们家的老少三代人也绝口不谈此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记得祖母当年的话，“千万不要说出偷家是谁，他还得活在人世上呀！”何况供器已经回来了。
到现在，我仍想不通偷供器的人为什么把供器归还回来，他当时想了些什么，他一定非常的痛苦。贫穷的人最懂得羞耻，难道不是吗？
小张老师
我上山西定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时，有两位张老师。一位是老张老师，一位是小张老师t大家都这么叫。我得先说说老张老师，然后集中忆述小张老师，这篇回忆主要是写后者的。
老张老师本名张梦九，是我祖父的同窗好友，就因为这点关系，他待我特别的亲切。生我那年父已死了六年。老张老师教书法和国语，国语只承担一部分任务，他教我们学普通话。正式课文由小张老师讲。现在还记得老张老师教普通话时专注的神态和洪亮的音调，有一段普通话他宣读得异常有韵味：“盆儿呀，罐儿呀。我的老婆伴儿呀。”每当他抖动着胡子念到这一段，学生们就哄堂大笑。我是班上最顽皮的学生之一，老张老师有一只手有六个指头，家乡人叫他“六指”，在大拇指的一侧，多出一个小型的指头。他在黑板写字时，“六指”总是颤颤摇摇的，十分活泼。有一次，老张老师在教室里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他的“六指”。老张老师回过头来，我已装作没事人似地端坐着。但老张老师看看身后几个学生，断定是我干的恶作剧。他对着我说：“史焕文的孙子，站起来！你又在胡日鬼。”我乖乖地站起来，低头默认了。老张老师让我说说为什么对他的“六指”发生兴趣，我说：“我以为它没有知觉。”“没有知觉就该作弄它？”我说：“我常常摸我奶奶的脖子后面的两个瘊子，奶奶说没知觉。”引得同学们又笑了一阵。老张老师让我坐下。他回到讲台上，对大家说；“记住，嘲笑人的生理缺陷最没出息。”父亲后来听说我干的恶作剧，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领着我到老张老师家当面赔罪。老张老师让我临颜体字，说；“你祖父喜欢颜真卿的字。他说写颜体字，能使人的性子稳重点。”老张老师一眼看出了我缺乏这种气质。
现在我来说说小张老师。小张老师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他的面孔仿佛是琉璃的，挂不住任何表情，也刻不出皱纹。人瘦小，但很精干，走路不出一点声音。他立在人的背后，好半天，你都觉察不到。穿着一身家做的布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他讲语文课，要求每个学生绝对会背，每天早自习期间，全班学生轮流到他的住处背课文，每天有十来个学生。小张老师头朝外躺在被窝里，谁都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真睡着。他仰面朝天，两只耳朵支楞着，让人感到他即使沉入梦乡，耳朵也是醒着的。过早谢顶的发光的头颅冲着学生，像一个没有五官的脸，油亮油亮的，比他那有五官的面孔还要可怖。枕头旁边有一盒印泥，还有一枚用粗石笔刻的“图章”，背完之后，由学生自己在课文题目上面盖上章，谁也看不清上面刻的什么，因此谁也无法仿制。有一次，一个学生只背了课文的头尾，正准备离开，小张老师咳嗽一声，说：“站到一边去！”有时候，他轻轻地打着呼噜，学生以为他睡得很沉，背完后，拿起“图章”多盖了几个章，小张教师突然从被窝中伸出手来，把学生的手抓住，说：“站到一边去！”每天早晨总有两三个“站到一边”的学生，看着小张老师慢腾腾地起床、穿衣服、洗脸、漱口，然后小张老师坐在椅子上抽水烟，一袋、两袋、三袋，一句话不说，之后，他拿起戒尺，让这几个学生伸出手，一个个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他挥起戒尺往下抽打，不过两三下，学生不但手心红肿起来，手背关节处也被打出了血。打完以后，小张老师一句话不说，一挥手让学生离开。我被他这样惩罚过一回，手至少痛一个礼拜。记得我伸出右手，小张老师说：“换成左手。”他知道，挨过打的手几天不能握笔写字。他似乎还有几分人性。每天晚上两节自习中间，老师轮流带领学生在院子里唱《月明之夜》、《麻雀与小孩》等流行歌曲，老师站在大成殿前的祭礼台上跟大家一块唱，一百多个学生清脆细嫩的歌声特别动听，夜深人静，全城（城周只有三里十八步）都能听见。小张老师值班时，从来没有看见他站在大成殿前面一次，他总在学生队列的后面，悄无声息地走着，照例咳嗽几声，发挥他的镇慑作用。有时他根本不到场，叫老拉役点一根香头，放在西厢房的窗台上，让人相信，他正站在这里抽水烟，学生们一看见点着的香头，真觉得香火头旁边有一个憧憧的人影，便规规矩矩，不敢造次。我高小毕业的那年，小张老师到太原兵工厂干事去了。兵工厂厂长张书田是他本家。他们都是神山村（诗人元好同晚年的别墅所在地，神山又名遗山）的人。
想不到1943年，我到陕南城固上西北大学时，又见到了久违的小张老师。阉锡山的兵工厂在城固设了一个分厂，专造轻机枪和步枪，小张老师担任这个厂的代办。我到城固的不几天，由一位小同乡（西北大学学生）带我去叩见这位令人难忘的老师。分别七八年，他的面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琉璃般的面孔闪闪发光，穿着家制的旧白布衫，仿佛还是多年之前穿的那一件。我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瘦小的手仍然是非常的有力，使我痛苦地想起他曾经抽打我手板时的狠劲儿。
我在城固那三年，每逢春节，照例跟几个小同乡一块去看望他。他管辖的办公室里有一位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小老乡，人非常厚道，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他就住在狭窄的办公室。兵工厂这个主要办公处所原是个旧式的戏台，隔成许多小房子，我们常常来这位当职员的小同乡的房子里聊天。
1946年二月，西北大学掀起了学生运动，进入四月，面临失败的局面，国民党的青年军和特务把小小的城固城控制了起来，校方把我看作是幕后策划者之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我，夜里不要回自己的宿舍住，最好找个安全地方躲一躲。
这天黄昏，我去找那个西北工学院毕业的小同乡，委婉地说明我的处境，想在他的住房内借住一夜。我对他说，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城固。他说当然可以，不过先得向张代办打个招呼。过了不一会，他回来，皱着眉头，对我说，张代办希望我另找地方，说：“这是军事要地，从来不留宿外人。”这个忠厚的同乡对我说；“他张代办的为人还不清楚吗？只怪我们太冒失。”他问我缺不缺路费，我说不需要。但他还是硬塞给我一点钱。当我走下戏台时，小张老师似乎特意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在门口，像是跟我打招呼，又像不是，眼神冷冷的。我打他面前走过时，没有看他。我知道，他要亲眼看着我离开才放心。
第二天中午，城固全城戒严，我不幸被捕。国民党的一伙军警特务押着我从兵工厂的门口经过，我因拒捕，额头被枪托砸得血淋淋的。兵工厂门口哑静地立着一群人，有一个西大外文系一年级的女学生，看到我的脸血糊糊的，哇地哭起来，从人群中冲出来朝我招手，几天前她在集会上朗诵过高尔基的《海燕颂》。我看见小张老师正站在大门口，他当然看到了我。听到女同学的哭声，我止不住地哭喊了一声：“再见！”我望见小张老师憎厌地皱着眉头。我不知道小张老师当时心里想些什么是后悔没有留我住一宿呢，还是庆幸授有跟我这个“暴徒”发生干系……而我，真正地悔恨自己，昨天竟然那么糊涂！
几个月以后，听说小张老师升任这个厂的厂长。从此，我没有再见到过小张老师。但总觉得他仍悄无声息地立在我的身后，我是个决不回头看的人，其希望他咳嗽一声，真的走到我的面前来。他的琉璃面孔上，是不是仍然没有一点儿属于人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