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到狼的毛茸茸的嘴，冰凉冰凉的，触到了他的喉部（醉酒后，喉部发热，充血，特别地敏感）。当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浑身是劲，他用两只手扼住狼的颈部，死死地扼着。他跟狼眼对眼瞪着。人们说，狼的眼睛是绿的，不对，他说：。狼的眼睛是血红的。”狼的爪子穿透他厚厚的皮袄，把他的胸脯撕得血淋淋的，但是，他扼着狼脖子的两只手不橙，狼活活地被他扼死了，是一只很瘦的正带仔的母狼。他当时并不晓得狼被他扼死了。他在雪地上昏厥了过去，一是因为酒劲没过；二是他跟狼搏斗时受了惊吓。他所以没在雪地里冻死，是因为他的受伤的胸膛紧贴著狼又厚又茸的皮毛，死去的狼全身还像篝火般燥热。他醒过来一会儿，只渴得要命，手摸到狼的奶子，想挤点儿出来解渴，但奶子已冻得岩石一样硬了。过了不知多久，天亮了，人们发现了他，把他用马驮回硝皮作坊，手已经完全冻坏了，两只脚因为穿着毡靴，才得以保住。冻坏的两只手，医治不好，只能剁下来，否则会烂到胳膊，伤及生命。他不愿扔掉他的两只手，用被他扼死的母狼皮包扎好，托人捎回家。只有捎回家，埋进祖坟，他才觉得自己的手还在。
我自小比别的孩子瞌睡少。冬天，天不亮我就醒了。隐约听见村里什么地方有人在悠悠地唱，听不清词儿，但知道唱的都是西口谓，比我们家多的秧歌要粗犷、高亢。这个时候，公鸡正此起彼落地打鸣，还有小栽根儿吆喝着卖黄酒的声音，他人小，声宏，音调暖呼呼的，我常常躺在炕上跟着哼唱。祖母说：。不要在炕上唱，你要唱，就出去跟你秃手伯去干嚷。“我才知道天天早上唱西口调的人是秃手伯。唉，他一定根寂闷。
秃手伯把水挑到我家时，我对他说：“我跟你一块去。”他说：“你跟我做甚？”我说：“井口一定冻得快封口了，我带个镐头替你敲敲冰。”秃手伯说：“今天的井口已经敲大了，你要想帮我，赶明儿起个太早。”我问他：“什么时候在井口跟你会面？”
他说：“我一出家门，就唱，你会听见，如果你睡得死，听不见，你奶奶总会听见。”第二天天刚明，我真的听见秃手伯在唱，我第一次听清了他唱的词儿：“阳婆上来照山红，担上担子就起身……”（我们家乡把太阳叫阳婆，太阳是女性，我觉得叫阳婆比叫太阳亲切。）赶到井边时，秃手伯已经在那里，他正用嘴啥着他的秃手，对我笑笑，说：“我知道你不会失信。”果然，井口几乎封死了，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像喘气似的袅袅地吐出一缕雪白的水气。我挥动镐头用尽力气才把井口刨开。我问秃手伯：“前几天，你怎样把井口的冰砸开的？”他说：“是阁儿（村口的一个门楼）里的老汉帮我砸的。你来，他就不来了。”我来的目的本是想悄悄地看看他究竟怎样打水。我发现秃手伯的井绳上绾着五六个套环，就如套鸟的扣子一样，我全明白了。秃手伯把秃手伸进套环里面，三下两下就把水提了上来。他的手臂早已勒得像树皮一样粗糙。也许他想在我面前表现熟练的技巧，有一回（我每天来帮他砸井口的冰），我看见他的手臂没有伸进套环里，结果，水橘扑通一声掉下去了。我问他：。怎么啦？”
他难为情地笑笑说：“我迷糊了一下，我常常以为手还在，能抓住绳子。真的，我清清楚楚看见了我的手。”后来，他告诉我，早几年，他还在草地，有多少次看见自己的手还在，他用一只“手”去抓另一只“手”，扑了空，才清醒过来。掌柜的认为他快疯了，就把他打发回老家了。因为冬天天天来井口，我跟着秃手伯学了不少西口调，现在全淡忘了。秃手伯有手时，拉一手好马头琴，手没了，当然就拉不成了。每年冬闲时节，村里的“自乐班”聚在一起吹吹打打，秃手伯总在，他不是听众，他用他的秃手当鼓槌敲鼓，敲得十分灵活，而且带有特别的膻味，他不仅凭听觉确定音的轻重，还凭着他秃手的触觉。我父亲说秃手伯鼓敲得有味道，“水上飘”戏班子的鼓手比不上他。父亲是“自乐班”的班主，样样响器都能来，除去吹笙，还吹难度更大的管子。我也总混在中间，十岁之后，笙吹得已经很好了，成为。自乐班”的成员，当然这是后话。我看见秃手伯用秃手敲鼓的神情最为专注，眼睛微微闭着，头不住地晃动着。他们一直吹吹打打到后半夜，多半是我父亲请大家吃小栽根儿的黄酒。吃完黄酒各自回家。我家炕头上说话的几个女人听见男人们的唱声、喊叫声，说：“他们散场了，我们也该回家。”这时，夜真正安静了下来。不，还有官道上过路的一串骆驼的铃铛声在飘响，沉沉的，闷闷的，并不扰人心灵。祖母说，后半夜全村只有一个人唱，就是秃手伯。他常常领着过路的运监骆驼队到井边去饮水。骆驼围成圈儿卧着，他与拉骆驼的老汉们坐在中间，既可避风。又有骆驼的热气熏着，他们哼哼哟哟唱一阵子草地上的牧歌。之后分手。我敢说，他们——这些纯朴的人，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的深秋，父亲和我匆忙离开了家乡，半个世纪悠悠地过去，我再没有回过家乡，当然，也不可能见到秃手伯了。我和秃手伯相处了六七年，比起秃手伯和那些拉骆驼的老汉们夜里欢聚的时间要长得多，秃手伯给我留下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友情。五十年代初，母亲来看我，提到秃手伯，秃手伯听说我是“写书”的人，他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手如果不冻掉，也能写书。”我绝对相信。听母亲说，秃手伯晚年懊恼地说，当年真不该掐死那只带仔的母狼，几只狼仔于一定都饿死了，而他活下来也不过多受些罪而已。秃手伯有手时，他是草原上套马的好汉，硝皮子的能手，能吹（笛）会拉（琴），手掉了之后，他还像有手似的顽强地活着。他比我父亲大三五岁，如果活着的话，是年过九十的人了。我默默地祝福他。不管他现在活着，还是已经死去，我清楚，当他回到大地时，埋进了西古城，他将与他的手欢聚成一个完美的人。
我深深地垂下了头颅——秃手伯用手抚摸过的那一颗好做梦的头颅！
活着的伤疤
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身上多半带着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疤。如果伤在手上脸上，谁都看得见，而有些伤是很难看见的；首先，他就不愿让谁看见，而有些伤，即使让你看，你也看不见。这些伤，痛在骨头里，深深地藏在倔强而沉默的心灵里，只能从他们艰难的步态（并非由于衰老，他们大都不过三十几岁的人）和深重的哮喘声中，猜想到他们曾经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病痛，小灾小病难不倒他们。
秃手伯失去双手，一目了然，他无法瞒过谁，但是他那满胸脯的伤，却从来不让人看。
我也只见过一回。
有一年夏天，他一个人在河里洗身子，我悄悄地游到他身边，想帮他擦擦后背，才第一次窥见他胸脯的伤疤（只听说狼差点把他的胸脯子撕开），不见则已，一见真让我吓得目瞪口果。这哪里是伤疤？
我心想，他回来已有两三年，再重的伤也早该结疤，但现在看见的却是血淋淋的一个胸脯，我觉得血还不住地在流，映着夕阳的光辉，秃手伯的胸脯，像多年之后我见到的红珊瑚，从形象到颜色，都十分相像。
我惊奇地对秃手伯说：“伤口还在流血，可不能见水！”
秃手伯很平静地说：“不碍事，早已不见血了，这叫红疤，很不吉利。”
“为什么不吉利？”
秃手伯用手抚摩着自己多难的胸口，叹了口气，说：“红疤，就是说这伤还没有死。”
“还没死？”伤还有不死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的，没有死，伤还活着，天阴下雨时它不让我安生。整个心口还像那只狼在咬我撕我。”
我禁不住去摸摸秃手伯痛苦的血红的胸脯，他没有阻拦我，我不敢用手多摸，生怕血冒了出来。
“愿意摸就摸摸，不碍事。”
“疼吗？”
“不疼。”
是的，伤疤显然没有死。我觉得它还在折磨他，哪有不疼的伤？尤其这红疤，还活着的伤疤，更不能轻信它。
几乎没有摸到一点光滑的好皮肤，蚯蚓似的隆起的密密的伤痕，仿佛在蠕动着，它们比好皮肤还要硬得多。
一条条隆起的弯曲的伤痕里，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的筋骨，自己的血管，自己的神经，自己的记忆，难怪它不死！
几十年过后，我才知道伤痕也是一种生命。看得见的伤痕，有许多一直活着，看不见的伤痕，有的也一直不死。
记得过了好多天，我问秃手伯：“你胸脯上的那些伤痕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看见？”
他皱着眉头说：“伤痕千万不能露给别人看，不能让人为自己承当痛苦，更不愿让谁可怜。”
以后我再不向他提伤痕的事。我跟他常常一起吼唱西口调。
有关伤痕的道理，半个多世纪之前，秃手伯就对我讲过，当时我并不理解；直到我的身上心灵上，也带上了许多伤痕，也很大也很深，而且有的到我死后，可能仍然活着不死，我才真正地悟知了伤痕这个活东西。
小栽根儿和我
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寒冬腊月，尤其除夕前几个夜里，不管当时我处于何种境况，总要油然地回忆起故乡那个叫卖黄酒的小栽根儿，他的吆喝声，令童稚的我异常着迷。如今我年届七十，小栽根儿死了已有五十多年之久，但我一生不会忘记他，他那叫卖黄酒的温甜的声音已成为我心中不朽的乡曲。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学着他吆喝，只是声音已苍老不堪了。
小栽根儿姓什么早已忘记，栽根是他的名。祖母说，他爹娘拨溜打练地生的娃娃全是女的，最后才生下他这个后生。取名“栽根”是企望他为他们家族栽根立后。他戴着油腻腻的毡耳帽，系一条很宽的黑布腰带，吆喝时高高地仰起尖瘦的面孔，眼睛眯成一条缝，脖颈胀得又粗又红，鼓起的青筋不停地跳动着。
他在小巷里边走边吆喝：“黄酒噢，黄酒噢啊……”寒冷的夜和寒冷的心需要他的酒和他温甜的声音。
让祖母惊愕不已的是，即使早已睡得如死猪一般，只要小栽根儿的吆喝声远远地随风飘来，祖母还没有听到，我就突然地醒过来。并且随着小栽根儿的声音，忽高忽低地也吆喝了起来，我的声音与小栽根儿的声音融成了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河。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学小栽根儿吆喝，但只有我学得最像，几乎让人分不清真假。小栽根儿当年少说已有三十多岁，个子小得出奇，佩珍伯伯（全村个子最高）说他“比炕沿高一点比躺柜低一点”，可他的吆喝声却是那么地洪亮而清脆；真的，就凭他这口好听的腔调，谁都会相信他的黄酒一定是甜而浓的。叫卖黄酒赚的钱，养活一家人很难。村里有句谚语；“人小声洪，一辈子受穷。”指的就是他。他的吆喝声，大人无法学，也耻于学，说是女声女气的。只有童音才学得像。小栽根儿知道我学他学得像，经过我家墙外，总有意多喝几声。我家从不买他的黄酒。我祖母每年冬天酿一瓮干黄酒，酿得极醇，能当药引子，村里人都来我家讨要。
有一年，我得了副伤寒，在炕上躺了八个月，病好了之后，每天清晨，用粪叉在肩头挑一只柳条筐，到官（大）道上去拾牲口粪。我一整个冬天，能拾一大车粪。天麻麻亮，在小巷里我常常碰见小栽根儿，把粪筐搁在墙根儿，我与他一条声地吆喝。有几回，他抽烟，我替他吆喝。有人问他：“今早晨，你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大？”小栽根儿说：“成汉替我吆喝的。”谁都不信。我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我怕粪筐臭，熏了他的黄酒，把粪筐搁得远远的。小栽根儿说：“不碍事，吃草的牲口粪不臭，只有猫狗的粪臭。”我问：
“为什么？”他说：“它们跟人吃一样的，人要只吃草，人屎也不臭。”这是我第一回晓得小栽根儿很聪明。也就是在炕上生病养病的那一年，我天天学画。我画的小栽根儿很像，而且是一边学他吆喝一边画，长长地吆喝一声，画也就与吆喝一气呵成了。我画到他那豪放的大嘴巴时，正是吆喝到最大音量的一瞬间，因而嘴巴画得特别有神。我这些年由于怀念他，常常画他。还是一边吆喝一边画，当年我没有把画给小栽根儿，觉得画得太丑，现在真有点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