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创作中的哲学、美学内涵
从巴比特和凯奇的理论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受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而根本的体现是他们的世界观、艺术观、价值观。“唯理主义”和“反理主义”这两大西方哲学思潮，多少世纪以来互为高低、牵动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每一条神经，也左右着文化艺术的繁衍序进。
“唯理主义”的鼻祖—古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强调理性的西方学者。他把形而上学的“唯理性”归结为数。一切都是数的外化，数是万物的本源。他的数的观念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人的不断发扬，到现在以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为标志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并且伴随着这种思潮促进着艺术总体的更新。这在巴比特的理论创作中得以证实。
“反理主义”，是以叔本华为先驱，以他的生活意志论，悲观主义为开端，历经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强大的唯心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特点是：由否定理性对本能意志、直觉的制约开始，进而否定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否定一切社会公理和法则。这种反理性哲学思潮，强烈地刺激了现代艺术的发展。许多艺术流派在这一思潮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基。因此人们要求对于传统的观念，约定俗成的公理、模式重新估价。
1.巴比特理论创作的学科基础与哲学思考
作为一位长期在院校从事教学研究的数学家、音乐家，巴比特的哲学意识是很明显的。他在描述当代“唯理性”音乐创作时说：“怎样才能使作曲家和他的音乐得以生存呢？回答是这种不受干扰的生活是高等院校提供给学者和科学家的。这是高等院校固有的。尤为重要的是，给如此众多的当代作曲家们提供了深造和展现的机会，当然也为‘多杂的’和‘有问题的’音乐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做一个简单的替换：把‘研究’换成‘音乐创作’，把‘古典的’换成‘院校的’；‘物理学’换成‘音乐’；‘数学家’换成‘作曲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当前现状的精确画面”。他进而阐述道：我的音乐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理智生活，对我仅此而已。它意味着分析哲学、科学及其它艺术领城的发展。我是大学中的一员，再没有比我们这个时代那具有理智倾向的音乐更有说服力的了。几乎所有美国作曲家都受到了高等教育，或者是在高等院校任教。那就是我所反映的“理智生活”——恰如其分的“理智生活”。巴比特的这些描述和看法，实际上是他的音乐哲学观的表白在他看来，时代这个概念已非时空所限，而是科学进步的一种既成事实。在这个既成事实中，“理智生活”、“院校生活”所反映出的音乐创作，是哲学、科学和艺术综合发展所产生的一个“混血儿”。它具有哲学的“神经”，又有科学的“血液”。加之“理性”的作曲家们精心“监护”、“照料”，使它在初出襁褓时就与众不同，并且能持续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这样一种现状的维系和发展，每一位“院校的”作曲家都负有艰巨的责任。这也是因为哲学、科学对于新音乐的影响和形成新音乐的特色起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巴比特在其理性创作中格外强调了“院校生活”、“理性生活”这样一个对他来说必不可少的“环境”的重要性。
2.巴比特理论创作的审美取向
巴比特认为音乐的美，在于反映音乐自身规律中的逻辑关系和严谨的条理性。就是“音乐形态的元素，体现在由音高、音城、持续时间、力度和音色决定的5个三维的音乐部分中。这5个部分不仅同时给独立的音乐形态做了限定，而且在每一部作品、在每一形态连续不断的组成中，创造了一个独特而严谨的结构。并且常与相应的、其它的组成部分相联系。正是这种高程度‘限定’，把这种音乐与其它音乐（如流行音乐）区别开来……音乐作品具有高程度的前后联系和独立性，互相关联的规则取决于规则中的逻辑关系。”因此，体现当代“唯理主义”精神的“先进音乐，达到了反映知识和见多识广的作曲家的独创力这样一个程度。”
其次，承上之意他肯定了这样一个标准：音乐就是音乐，而不是其它，也不表现和反映其它。因此，音乐无“好”、“坏”之标准的区别“根本不存在‘严肃的’和‘流行的’音乐，而只是有以字母‘X’为标题的和没有标题的音乐”。音乐美的标准是以其自身价值确定。这种价值是一种蕴含数理逻辑规律的结构价值。
在判定音乐美的标准后，他认为对于音乐审美（欣赏）可分为两个基本的层次：即“大众的”和“内行的”层次，与“专家的”和“外行的”层次。“大众有其无所不在的音乐，饮食的音乐，读书的音乐，跳舞的音乐及表达的音乐……大众所欣赏的音乐讲演，是一块难以理解而又词义混乱的领地，是所有那些口头的和形式的谬论以及那些由理性讲演中淘汰出来的灰色的二元论的最终休息场所。”“大众的”音乐审美是以传统的审美习惯和模式为必备之条件，并与音乐以外“附加物”的连带作用区别于后一层次。对音乐的审美（欣赏）多与音乐之外因素的修饰和图解有关。
作为“专家的”、“外行的”的审美（欣赏）层次，则肯定音乐的价值是其自身规律的逻辑化体现和科学的组织结构所表明，它不受公共舆论之褒贬和商品化趋势之左右。他们理性地把握音乐这个最原始，而又最神秘的领域中许多新关系，指在发现音乐与自然科学内在契机所启示的美。他们是种新音乐的实验者欣赏者，同样他们的做法对新音乐的生命力持一种肯定和维系的态度。
这两种（实际上并非这两种）音乐审美（欣赏）层次的划分，就是巴比特所认定的两种审美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前者将音乐庸俗化。泛欲化，而后者才真正实现了遵循音乐规律的审美价值。这两种层次分明的价值取向向人们这样证实：新音乐，与一部分听众不相适应，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暂时，而是音乐思潮历经半个多世纪变革的结果。所以，传统音乐观念已不足限定和解释20世纪以来音乐领域内一系列的新变化。因此，现实向人们提出了欣赏新音乐除了必需的音乐修养的条件外，还需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自然科学功底。特别是多音源、电子工学及其它科技手段冲击传统的音响领域时，势必要求人们能够正视并解决好如何接受的问题。
这一取向与其哲学意识和理性创作研究相辅相成，构成了巴比特“唯理性”表现的综合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