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对中国的现状、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全面的深刻研究，以求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为了准备革命的人才，毛泽东于1921年秋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将一大批进取心强，有志于革命的志士聚集、组织起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为了使这种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研究工作得到落实和加强，并使革命的道理能得到广泛宣传，毛泽东还在自修大学创办了校刊《新时代》。《新时代》创刊号发刊词曾这样向人们宣告：“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藉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从这篇发刊词中提出的问题来看，毛泽东此时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反帝反封问题已在作整性的思考、研究和设想。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新时代》创刊号上著有《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对当时国内各派现实社会政治力量作了分析，并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结局作了富有远见的估计。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其主体是国民党并包括新兴的共产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嫡派是研究系，新兴知识阶级派和新兴商人派亦属其中；反动派，它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军阀。反动派由于有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便于其统治，因此它的力量最强大，故“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但各民主派为了推倒共同的敌人反动军阀，必然会合作起来，并且力量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以最终战胜军阀派完成“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后来由于党务工作和革命工作的繁重，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共合作发起的“大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之为毛泽东所倡导而展开的这种理论研究工作就不得不中断。
正是由于毛泽东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无暇顾及纯理论的研究，以致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政治路线的完整、精确的文字表述，最早才见之于1925年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毛泽东当时在调查表中这样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应当注意的是，毛译东写下这段文字时，正值“大革命”中期。当时不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和各政治力量斗争激烈，而且共产党内部如何对待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也日益暴露出来。处于革命斗争漩涡中的毛泽东已形成这一完整思想，足以表明他对中国革命及其发展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足以表明毛泽东哲学的杰出智慧。正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来建构自己的哲学、建构《资本论》的逻辑一样，毛泽东通过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体设想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这一哲学凝结了那一时代智慧的精华，体现了自身具有特别的求实性、灵活性和辩证性，即它能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历史道路中，切合实际地找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实际矛盾中理出主要矛盾，能在众多的社会阶级中把握主要的敌对阶级，用通过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这种阶级斗争形式，去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怒潮。“大革命”中期以后毛泽东所写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著作，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现实展开和具体化。这两篇著作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把正确区分敌、我、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告诫人们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方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农民尤其是雇农、贫农、半自耕农的革命积极性，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对革命的贡献，指出只有把全国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正因为毛泽东哲学此时已具备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息主义的活的灵魂，所以，当“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被叛卖和被绞杀的不利条件下，它能引导共产党迅速地转入“土地革命”，点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火，并在这种革命烈火中使哲学自身被完全锻炼成熟。
通过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方面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6），毛泽东哲学已变得完全成熟了。这种完全成熟，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此时已摸索到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中。
“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为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所窃有，这种戏剧性的可悲结局使毛泽东十分清醒地认识到，陈独秀的思想和理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被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认清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促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目的、前途及其具体发展阶段。在1927年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与大多数与会者一样，在发言中激烈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评这条路线导致共产党人只是“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国民党这座“空房子”里面去，而不是自觉、主动地加入国民党内去当“主人翁”，去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大权；批评这条路线既不懂得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更不知道做军事运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已开始确认：中国革命的实质是武装的农民战争，共产党只有掌握枪杆子，掌握独立的武装才能进行革命，并在革命中取得和保持领导权。但是，共产党究竟如何使革命在自己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如何掌握军队以武装反抗那背叛革命之后反过来绞杀革命的国民党，则经过了毛泽东的一番独立摸索。“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湖南“秋收起义”，后把起义部队拉到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因为此类地区反革命力量最为薄弱，易于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易于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斗争。这样，毛译东就开创了一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井冈山道路。正是在这条崭新的革命道路上，使得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获得了崭新的发展。当然，无论在实践上和在理论认识上，这两者都不是一蹴即成的，它尤其需要人作出百倍努力，但这也正好给了毛泽东以唤醒和发挥沉睡于自己躯体内部的智慧和才能的极好机会，也为毛泽东的精神之舟上下遨游提供了广阔无际的自由天地。
在开拓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道路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出生入死的紧张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和那种注重调査研究的思想风格愈益得到陶铸，他对客观形势的思虑愈益变得冷静、敏捷、精密、深邃。毛泽东以惊人的创造力，先后创立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红色政权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农村环境中建党的理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理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这些理论学说，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的理论体系，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已经系统地解决了维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并使之有序化，即他在揭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基础上，指出革命首先发生和发展在反动统治阶级势力不易达到的边远农村地区，然后波浪式地扩向四周；只要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上不犯错误，在军事上善于运用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建立在农村地区的红色政权必定能够一天天扩大，直至最后接近和夺取全国政权，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以具体的“实物形态”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结构；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揭示，充分表明毛泽东哲学的创立者对矛盾学说特别是矛盾特殊性学说已经运用自如。由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在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摸索这一阶段中成熟的，所以，毛泽东那精深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全部潜藏和包括在他这一时期所撰写的许多有关军事、政治等重要著作中，这些著作主要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调查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这些著作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在“十年土地革命”期间，已巧妙地、自如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进入了成熟时期。
在延安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毛泽东哲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之所以说它的发展达到鼎盛期，是因为这一哲学创始人的基本哲学思想已从社会现实实践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或工作方法等具体理论形态中分化、独立出来，自成一个系统并以纯哲学形态展现于世——这就是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为给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作哲学演讲而编写成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就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状况而言，这一讲授提纲在总体上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水平，因为它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去另外构造或创立什么新的哲学体系，它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它对唯物论、辩证法内容的阐发，诸如对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的阐发，以及对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的阐发，仍未脱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甚至更多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哲学教科书的系统研究、理解、掌握和发挥，只不过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使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标记，具有方法论的特征。当然，尽管毛泽东本人也曾发出肺腑之言，自认“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但决不能低估这本讲授提纲的哲学意义，因为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摹仿或抄袭，它至少体现了哲学演讲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解及自己的哲学智慧，凝聚了他在那戎马倥偬构岁月抽空钻研哲学的心血，尤其在某些专门领域，表现出了他许多深刻的见解和特别的发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譬如该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便是典型：《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轴心，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它揭示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还可贵地揭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人自身认识能力的关系。《矛盾论》则通过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精辟分析，揭示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即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一“精髓”问题，并把矛盾辩证法与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熔为一炉。可以说，“两论”代表了毛泽东哲学发展的时代水平，是毛泽东哲学的精华。
从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行程看，更可证实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发展的鼎盛期。因为当毛泽东哲学在此时期以成熟的哲学理论形态见之于世时，整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亦正处于任何其他时期都不能比拟的高峰阶段。在延安时期，仅延安一地，除毛泽东的成熟理论著作外，还有不少其他较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撰写出的哲学、史学等方面的著作诞生，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及今后的任务》，吴黎平、艾思奇的《唯物史观》，艾思奇的《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郭沫若的《军事辩证法之一斑》，刘泽如的《行为研究举例》，葛名中的《科学的哲学》，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及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等等。这批著作的产生从广度和深度上衬托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已达到熟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