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的真正输入则在于中国人后来的主动寻求，虽然这期间走了不少弯路。随着中国洋务派的出现，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成立，人们开始了译书、讲学和留学等引进外邦文化的活动，但主要范围限于宗教、应用科学及少数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而到了19世纪末叶，中国社会不仅有西学丛书出现，而且留学风潮大起。这一时期，输入西学的范围已扩充到社会科学和哲学，被誉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从1894年至1914年的20年间，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先后翻译了众多的近代西方名著，其内容广涉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当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被较为完整的介绍到中国来之后，更新了先进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改造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武器，加快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这就发生了西方侵略者始未料及的结果：他们授给了自己的“学生”以反击自己的思想武器。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既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军事、政治形势恶化、民族危机加深的产物，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觉醒后，为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走上历史舞台的直接表现。
中国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跃迁，其间并不存在真空地带，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环境孤立生长，而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中影响整个文化的进步。新旧文化的转换机制十分微妙，也许这需要两种对立的、不同质的文化的协同作用才能使得其转换逐渐完成：中华民族中先进人物的思想更新的第一推动力，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的因素。这种积极的进步因素使得中华民族的精英，能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被动局面中终于站稳脚跟，并择取外来进步文化予以加工制作，以作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求进步的精神武器。从1840年起至1919年止这段时间内，中国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反映这一运动过程的文化浪潮也时时起伏。虽然这种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创新。基督教传教士的通俗小册子《劝世良言》，到洪秀全手中则变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并促成洪秀全形成“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以与封建的孔孟正统思想对峙，从而导致发生了前兆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农民革命风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严复等人手中被改造成保种自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并开始产生一套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及哲学理论，这套理论在康有为那里又被装在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的套子里，形成了康有为式的历史进化观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更是充斥了孙中山的进化论哲学学说。“生元”论既显示了唯物主义倾向，使近代中国哲学有超出古典范围的姿态，又含藏着夸大心力作用的传统唯心主义哲学色彩。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构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基础。从三民主义学说的“五权宪法”中可以深深领略到西方政治理论的内容，从其“平均地权”中则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的一定影响。总的说来，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一种奇特的综合、融会和改制中发展的。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的三民主义，则标志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初步成形的阶段，也标明了中国文化在全体上已从古典形态脱出而进入了近代形态。
从这里明显可见，具有多种成分的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仅有拒斥的一面，更有选择接受、改造和利用的一面。这首先取决于中国社会自身生存和发展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实际需要，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能引进输入多少，取决于它能容纳消化多少。但是由于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开始就是“单向”而不是“对流”，是一方“侵略”和另-方“挨打”，因而就不能在中国综合形成全球性的新的世界文化，而只能形成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文化，它旨在反帝反封、在主体上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西方（欧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在历史容器中反应的凝结物，其产生为后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准备了前提条件，为西方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输入和中国人对它的选择、接受和创新提供了经验。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毛泽东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中产生的。从其创立、形成过程看，它是这个社会中有教养的学者辛勤脑力劳动的结果。从其现实社会条件看，它又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为摆脱资本的奴役以求得生存和解放的社会革命运动相联系，与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改造和建立适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相联系。这也就决定了19世纪的封建中国不可能产生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文化，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甚至连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也远不具备。若不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诞生以后，中国人为什么对它视而不见而只是先选择了几乎与之同时诞生的进化论和有关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改良理论呢？但到了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文化却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这种迅速传播，除了因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较迅速的增长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为迎接更加新质的文化作了铺垫外，还取决于两个诱因：一、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大战爆发，使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弊端和丑恶，而不愿步其后尘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二、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使处于为彻底挣脱封建桎梏和殖民压迫过程中的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20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好了直接准备，尽管这个运动为时短暂（只有3年零7个月），范围欠宽（只在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深度也不够（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文化及建构起更完备的资本主义新文化），但是，这个新文化运动最后以“五四”运动为标界，毕竟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之火引燃到中国社会革命的草场。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任党的总书记。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开初称《青年》），并聚集了一些后来名传遐迩的青年知识分子，以此为阵地展开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借来西方（美国）资产者的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极力鞭挞封建专制统治，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治；极力攻击封建礼教、道德和封建迷信思想等等，提倡尊重科学；并极力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提倡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开展文学革命。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和新人辈出的时代，自然涌现出了不少的思想勇士。在这些思想勇士的勇猛冲击和无情批判下，在这场文化上的短兵相接的格斗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孔孟之道终于在受到重创后而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这就使得任何新思想、新学说都乘机在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四处弘扬。特别是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使各种理论、学说、主义在社会下层中也能广为传播。既然前鉴于中国社会政治改良的通路走不通和资产阶级的中华民国名存实亡，要除去“军阀”、“官僚”和“政客”这政治上的“三害”，以及要驱逐侵略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者，就不能不寻求新的道路和采用新的方法。恰在此时，在北方俄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这一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便转而以俄为师。于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就不可遏制地变成了这个新文化运动必然的思想归宿。这样，“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又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并且直接启蒙和初步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从《新青年》等书刊报章中得到马克思主义初步知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