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伦哲型文化系统，莫许是祖述周礼的尊尊亲亲的早熟的孔学及其遗传基因的顽固性使然？它之所以亘古数千年延绵不绝，是因为养育这种文化的土壤的特别。这种典型的东方政伦哲型文化，从中国的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中生成。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血缘氏族的宗法制度，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这种文化生生不息，长久独立于世，自成一个文化系统。首先，从地理环境看，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南部，它有广漠的包括较肥沃平原在内的温带地域，其东南是辽阔的海洋，西南是亘延的高山，北部是游牧民族散居的草原及寒漠，它天然地是一种半封闭隔绝的大陆河谷型地理环境。这种半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得建立在小农式的“丰衣足食”基础上的独立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可能有发达的信息交流工具，因而缺少强大的开拓能力。况且，与中国比邻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一般较之中国落后。其次，从经济性质看，中国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这是古代人们聚族而居的先决条件，它形成父系家长制的宗族宗法社会，并从中衍生出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结构。这种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政治结构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得以生存的温床，它决定古代中国人政伦哲型文化的主要心理特质，如敬天法祖，克己复礼，乐道安贫，知足求稳，务实际、重经验、尚中庸，等等。其三，从外部环境看，汉族长期承受着北部地区的地理政治压力。正是抗击北部游牧民族入侵的需要，便使这种政伦哲型文化长久地成为汉民族大团结的精神旗帜。与此同时，当汉族内部历史上时常爆发的农民起义和阶级战争，转化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时候，以重血统、重皇位正统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成为历代逐鹿者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思想武器。从秦朝前后，用亿万块砖石筑成，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维修的万里长城，既是汉族为抗拒外来军事、政治压力而团结在一起的象征，也是汉族这种群一致性的政伦哲型文化代复一代的外在化和物化的凝结。
中国古代文化虽然从主体上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其中也包含有进步、民主、开化的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局部地反映了广大被统治阶级的要求。例如，在孔孟仁学中，孔子的与苛政对立的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反映了对那时的未来社会政治结构的美好设想；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和求实、索取的精神；墨子的“尚贤”、“兼相爱、交相利”，代表了农工肆人的“平等”主张；孙子的“知己知彼”、“爱卒”、“善俘”，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水平的高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司马迁《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客观上为农民起义者树碑立传，宣传了抗暴虐、争自由、非正统的革命思想；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士大夫的爱国爱民思想；而《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作品，更是显露了被压迫人民群众向往公正、平等的社会生活的愿望；《红楼梦》及《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小说和戏曲，则是对压抑人性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抗议、鞭笞和对自由人性的神往和赞扬。总之，这些富有民主性的文化，也同样代复一代地承传和发展，虽然它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但却不可分割地隶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开放系统。尽管小农经济社会无法提供先进的信息交流工具，但中国文化曾多次竭力外求，以尝试着与外文化系统取得沟通。汉武帝时代，中国文化系统强盛起来，它已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自身的封闭状态，具体表现为张骞屡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这使中国文化第一次主动自觉地面向世界，从而开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唐代中国又辟海上“丝绸之路”，并把印度的佛教、数学、天文学、医学、逻辑学、哲学、东罗马的建筑技术，中亚和西亚的音乐、舞蹈、绘画、服饰等主动引入中国。同时，印度也接受了中国的数学、医学、天文学及哲学（玄奘不仅从梵文译佛经，也把《老子》译成梵文），波斯从中国传入了造纸术、缫丝法等。自唐代以来，中国文化更多地影响了比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系统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从而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
中国古代文化不仅凭藉广袤的“儒家文化圈”极大地影响着东方世界，而且早在17、18世纪就被传播到那遥远的欧洲、有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尤其是影响了德、法、英等国家。1867年，儒家经典著作传至欧洲并被译成拉丁文在巴黎出版后，便为欧洲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使道德与宗教分家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给启蒙思想家借助中国文化鞭笞欧洲传统文化以引经据典之便。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者莱布尼茨率先研究了中国哲学，他在《中国近事》的导论中称赞，“东方的中国”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后，他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莱布尼茨不仅褒扬中国文化，而且他自己的思想还较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他的单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宋儒哲学的精华，他的二进位数学思想的形成亦是受到中国古代《易经》的重大启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更是把中国古代文明视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并用以作为“巨杖”来“鞭挞旧欧洲”。伏尔泰推崇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并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统”。号称“西方孔子”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中称赞中国是“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进行统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指出“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亦赞扬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天下。”在英国，启蒙思想家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并把耶稣、圣保罗和孔子的言论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孔子的话，比较合理”。著名哲学家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在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自称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他“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无为”思想的启迪。中国哲学文化不仅给欧洲国家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并且还间接地影响了曾经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其伦理准则甚至渗透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宪法中。法国大革命的著名领袖罗伯斯比尔在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引为实现人的自由的道德界限。另外，中国的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还使当时的欧洲兴起了一阵中国热。直至今天，从外国企业界兴起的“孙子兵法热”和“三国热”中，从西方思想家转向东方“寻求古朴而深邃的新鲜思想血液”，“要把东方人的前科学精神和信念注入到西方的科学中去”，从而借东方思想对“西方进行价值重估”的举动中，也可以看见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历久不衰的魅力及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不仅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且还有着顽强的兼蓄融合力和特别的再生延续力，外来冲击或内部震荡，从未使这种文化中断灭绝，而只是使它增生、更新。例如，印度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引入中国以后，在矛盾和冲突中，最后为中国文化吸收和融合，以至隋唐以后逐渐出现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到了宋代，佛教则全部被融化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而生成出宋明理学即新儒家。再如，当汉族封建国家政权被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所推翻、所取代时，入侵的统治者为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较先进的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汉文化，并很快地被这种文化所同化、融化，进而为这种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历史地看，中国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兴盛之时如繁花盛开，大放异彩。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如政治、伦理、军事，哲学思想等等，直到今天还以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遗存文化潜在地构成任何新质文化的思想意识基底和前提，而高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近代文化，则在清代封建社会开始腐朽衰落，其社会机体已受到资本主义侵蚀的基础上生长而成，并以古代文化直接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和冲击为其机制。
中西异质文化的交汇及其后果
19世纪中叶以后，东方的中国文化圈内，大量汇入了以各条通道大规模东流的西方（欧洲、北美）文化。这是中国亘古以来未有的事。在当时世界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时代里，西方文化的东流与冲击，加速了中国古代文化衰落的进程。当西方文化东来时，中国文化已正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当时，大清封建王朝已腐败至极。在朝君臣还在醉生梦死，鱼肉下民；在野之民，只能因循守旧，在饥寒交迫中聊以度生，那个昏庸没落的时代，按龚自珍的说法，是一个朝廷无才相，社会无才人，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千百个无思想的人会把有思想的人斥为叛逆和异己，千百个庸碌无才者会把即使是有才的人置于死地。这正是整个社会时代已经处于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临于崩溃前夕的一种象征。整个社会瀕于死亡，也就决定了该社会的精神文化也瀕于死亡，这具体表现在中国儒家文化面临西方异质文化的侵逼之时，正统士大夫这些传统儒学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却对之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和顽固，他们只知在精神的闭关自守中紧紧抱着“圣学”的僵尸不放，而最后在比自己高出一个时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面前，负愤含辱埋葬于中国旧的封建文化的坟墓里。
正是由于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参差不齐，以弱者面目出现的中国步入了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历史时代。当年轻力壮的西方殖民强盗一手拿着毛瑟枪，一手拿着（工业）商品来到它的面前，要求它打开门户时，已是风烛残年、体弱不支的大清主朝只是战战兢兢，因为它四肢臃肿，神志不清；而不善的来者则盛气凌人，有恃无恐，因为它有机器工业作后盾，有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殖民政策作为精神武器。于是，在一方屈辱和另一方趾高气扬的鲜明对照中，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自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就在相形见绌中一蹶不振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注定的没落并不奇怪，因为它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是从中国封建农业社会衍生出来的。而西方欧美文化，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从比封建社会高一级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形态中生长出来的，属于新的质态的资本主义文化，也就比封建文化更加进步，更具有生命力。显然，当这两种异质文化一俟交锋，其锋面就不能不呈现出单向性，不能不表现为挑战——应战方式，而旧质形态的文化不能不在连连挨打之中最后从主体上被新质的文化所取代。
首先冲入中国文化圈的西方文化蒙上了基督教色彩。为在中国推行殖民政策，为刺探中国国情或扩大影响之需要，从19世纪30年代起，西方殖民主义者遣派了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华。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播蒙上基督色彩的资本主义文化，为了培植宗教势力，在中国各地兴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及慈善事业。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西方近代文化（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相应得以传播，它顽强地渗入到中国文化系统中，客观上驱逐着中国社会的封建愚昧，尽管它在当时不能为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士大夫所理解和接受，并被其斥之为“奇技淫巧”式的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