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经过斗争，在中国社会由受压抑、围剿，发展到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具体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文化为武器，勇猛地向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进攻的历史。继陈独秀，李大钊之后，中国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既是这一进攻中的先锋，又是领导这一进攻的主帅。也许是从小就受封建的父权、族权压迫之故，毛泽东对封建意识的反抗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遭到他不断的、无情的、”矫枉过正“的激烈否定。毛泽东对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这种憎恶态度，早在本世纪的20年代下叶就已表露无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中国中南部地区涌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当时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右倾人士，都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毛泽东则不是这样，他深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并在1926年底很快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以十分赞赏的语气、淋漓痛快地写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而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也被农民的革命利刀斩断了。与一些人的看法相反，毛泽东认为农民在几个月内所做的事，”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使人”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因此，毛泽东在报告中极力称赞农民的举动”好得很！“如果说，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发自出心底的热情讴歌和以冷静的理性态度作出的这一结论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在20年代对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意识的深恶痛绝，那么，在30年代，在第-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里，则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真正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对立面，就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在这个国度内，随着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被推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迅速确立；随着封建主义文化在主体形态上的被取代，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迅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广泛的传播。作为封建文化直接对立物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土上，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产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土地革命战争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给了它强大的推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们每天都在生产这种新文化，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制订出来的各种政策通过各种文件、指令、号召分发到全国各地；革命政权中的各种思想教育机构、宣传机构以及各类培养革命干部的院校，都是研究和宣传这种新文化的重要基地，各种书籍报刊，各种政治和文艺宣传形式将这种新文化四处传扬；连新创办的各种小学、夜校、识字班也都成了这种新文化启蒙的场所。
毛泽东在对封建文化作不妥协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对与封建文化结成一体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畸形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种不妥协的斗争在40年代初就变得白热化了。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这个反动集团开动宣传工具，在政治思想战线向中国共产党展开了进攻。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该”收起，“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取消”，诸如此类的叫喊，一时劈头盖脑而来。在此之际，作为中间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幻想中国出现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赞成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实行于中国。面对这种形势，为了捍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彻底剖析和批驳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及时撰写和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行不通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穷途末路。他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而且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认为必须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从世界历史进程看，“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以雄辩的说服力，论证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和发展新文化的必要性。他这一论著的发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40年代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就把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及时提了出来。他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囯代表会议上，就提倡“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他强调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相机械唯物论。”毛泽东还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位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当社会主义制度在50年代下叶确立起来后，毛泽东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发生了变化就不需要继续批判旧的思想了，相反，他认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这其中虽然不无强制性色彩和绝对化色彩，但是它却体现了毛泽东与各种旧思想誓不两立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一切传统观念、一切旧的思想应当展开无情批判的思想指导下，从1951年批判“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电影《武训传》起始，到70年代中叶“批孔”、“评《水浒》”为止，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几乎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但由于毛泽东过于夸大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过于忽略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作用和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又不可避免地采用和实行了粗暴的、近乎专制主义的作法，使得这一系列的批判逐渐走向表面化，形式化。更由于某些“左派”分子及后来的林彪、江肯集团的推波助澜或破坏活动，使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走向极端和反面：它最后导致了对精神文化领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专制，导致全体人民失去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导致封建主义思想的复活和泛滥。尽管毛泽东晚年由于沉溺于意识形态的论争而严重妨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使自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坚持搞马列主义，是在为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而努力奋斗。他总认为人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尤其认为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抱怨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以致有时在理论上闹出大笑话。因此，他总是劝诫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希望他们“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甚至还建议把3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印成大字本，发给那些年逾花甲或古稀、视力不好的高级干部作为必读之书。不仅如此，毛泽东对新一代的“接班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这样才能使自己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虽然老年毛泽东在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这一悲剧性的事实并不是他的初衷和一贯愿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巩固和扩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阵地，在对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及各种陈旧思想观弇予以坚持不懈的批判的同时，还非常注重马克思丰义理论的引进工作。早在延安时期，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工作环境，毛泽东就向党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大量翻译马列著作的任务。1942年9月15日，他在给何凯丰的信中提出：“整风完后，中央需设一个大的编译部”，“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他希望何凯丰“主持编译部”，“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由于毛泽东对翻译和出版工作的重视，从1938年起，延安的出版机构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陆续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书，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恩格斯军事论文》等书，并在解放区大量发行。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53年中央就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至目前为止，中央编译局已完成了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任务，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各种选集，单篇及各种专题论文。这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阵地的迅速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正是随着这种文化阵地的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才有可能不断渗入到中国文化结构的深层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晶。
极为明显，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行程看和从世界文化总体水平及各地域文化对流总体状况看，在中国古代文化解体和近代文化发展中产生的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更多地是使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世界化，而不是使世界思想、世界哲学中国化，即它使中国思想、中国哲学提升到世界先进思想、先进哲学的文化水平，而不是使世界思想、世界哲学贬低和融合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哲学之中。这样，它就结束了中国文化以自我为中心运动的历史，打破了其顽强地融化外来文化的保守牲，从而使中国文化真正自觉地走出儒家文化圈，面向世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外国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大体有三次：第一次是从公元1世纪开始，历时近千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在冲突与矛盾中，佛教文化最后基本上被中国文化所融合，被中国化而形成宋明理学，从而成为了传统封建文化的一个部分。因而这次文化的外来，不能，也不可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第二次是17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传入，但它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很快就被中断。第三次即本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入，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产生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一次文化的外来却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转折点，成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面向世界的枢纽，却可以使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成为代表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思想纽结和文化纽结。这不仅是因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联系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而日益密切，也因为作为世界文化交汇产物的毛泽东哲学，是以划时代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维框架，是一种具有空前优越性的新时代哲学，它使中国哲学来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转换。这种以毛泽东哲学为代表的新的中国哲学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它敢于不断迎接种种世界哲学文化的新潮流。以日益丰富和扩展自身，从而能够与世界哲学文化联成一体，成为世界性的地域文化，即成为世界文化圈中不再仅仅是东方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国哲学文化，成为在世界文明大道上迅进的文化，而不再只是在中国文化的旧轨上运转的文化。可见，毛泽东哲学不仅标志了中国哲学的巨大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社会迎接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开通了前进道路。
